杨朔：火与火

在朝鲜，倘若你是一个从前并没有到过朝鲜的人，你已经再也不能看到朝鲜原来是什么样子了。多少城镇和乡村，在美机滥炸下，已经成了混着白雪的焦土。勤劳的朝鲜人，他们世世代代建筑的居住的这些地方，他们的子女歌唱过舞蹈过的这些地方，现在只是在军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名字。可是，我要告诉你，这给朝鲜人民的，决不是恐惧和凄凉，而是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像朝鲜那些倔强的无尽的峰峦一样，站立在全朝鲜的每一块地方，它的名字叫做“仇恨”。


在一个雪夜，我们赶到了熙川。它过去曾是热闹的城市，现在，在拥着白雪的焦土上，只能看到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和几扇断墙。即使这样，据说美机每天还要轰炸几次。我真不知道它们还要在这里轰炸什么东西！


为了找一个歇脚处，我们不得不在附近的山沟里找了一个人家。这个“家”，是熙川的难民临时在山坡上挖了几个坑，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窝棚。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名叫刘秉烈的孩子。这个孩子，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却像成年人一样地沉默着坐在我们的身边。战前，他的父亲是工人，他就在附近的中学校里读书。在那些黄金色的日子里，他曾甜蜜的想过，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但是，他的学校被炸毁了，他失了学。接着，他的家又被炸毁了。在被炸的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十多具零乱的尸体，倒在他的周围。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射出火光。他狠狠地说：“他们毁灭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连不会说话的小孩子也炸。我要把那些家伙，全打死，全咬死！”他为什么这样仇恨美国侵略者呢？他用手指着熙川说：“你们看吧！”当我们问到他今后的希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当一个人民军战士。”可是我们说：“你的年龄是不够的呀！”他愁闷地低下了头。仇恨，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成熟了。他的眼光照射着我们，是这样地沉郁和坚强。使我们不敢相信，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孩子。


在顺川北二十里，一个叫金谷里的小庄，我遇到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妈妈。当我们住在那里的那天夜里，她怀里抱着她的孙子，一整夜坐着，给我们盖好从身上滚落的大衣。等到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她还像母亲般地守着我们。她穿着白衣白裙，头发也已经白了。


当我们问到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时，老妈妈往我身边凑了凑，眼睛望着我们，带着极痛苦的表情。她说：她的二十七岁的儿子，被美国鬼子杀死了。他们是把他从山沟里找出来，打得眼珠都不转的时候，又用石头砸死的。她用两只枯老的手比划着她儿子惨死时的情形。她回想着，叙说她的儿子是那样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一天和和气气地、有说有笑地劳动着。她们家是那样幸福地生活着。可是现在，只剩下了他的一个老娘，一个媳妇和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说到这里，老妈妈身向前倾，两只干枯的手深深的抓住我的两只手，对着我的脸大声地说：“孩子们！你们给我报仇呀，你们快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吧，你们把他们打死，撕碎吧！”她好像怕我们听不清楚，又抓住每个人的手，拍着每个人的胸口说了一遍。她的老年人的干枯的眼窝里，有几粒似乎闪着火光的眼泪，滴到我们的袄袖上。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眼泪，这是仇恨的火珠。


在平壤附近，我还遇到一个朝鲜的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叫金路丁。他的炸伤的手现在还缠着绷带，他的靴筒上还有着弹痕。他在撤退的时候，和难民在一起，徒步跋涉了二十五天，走了一千七百里路，被包围了二十次，但他还活着。当我们问到他的家庭时，他说，他有着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的妻子是朝鲜一个有名的歌手。可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消息。当他叙述他的家庭的情形时，虽然他是在笑着说着，但是现在他是痛苦的。他又说：“我们辛苦建设了五年，但现在却被敌人炸毁了。我现在只有一支枪，一支笔，一个本子。我现在也不想家，也不想我的爱人和孩子，我心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复仇和胜利。”这是一个朝鲜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包含着痛苦的仇恨的刚强的声音。


在朝鲜战场上，愚蠢的敌人，以为用他的炸弹和火可以征服这个穿白衣的民族。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扔下的每一颗炸弹，从他们的弹片上滴落的每一滴血，都变成了无边的仇恨。朝鲜人心里的仇恨的火焰，比侵略者的烧夷弹更要强烈得多。就是这种火，推动着每一个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战士，不顾生死地前进。就是这种火，使得无数的朝鲜妇女和老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在冰天雪地里修路、运输、支援军队，歼灭美国侵略者。就是这种火，使得千千万万朝鲜的母亲们，献出他们的儿子。我亲眼看到：在温井，一个送过两个儿子参军的母亲，当着我的面，指着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也要把他们送到人民军去。就是这种火，这种火要一直把侵略的野兽们烧死为止。这不是星星之火，这是无边的火，排山倒海的火，任何力量不可能扑灭的火。


一月十四日寄自朝鲜中部某地
《人民日报》195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