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的双重面貌：尼采和尼采之前的欧洲虚无主义

波伏娃曾说，虚无主义可以像疾病一样进行传播。生活中难免会有让人感觉意义缺失的时刻。宅在家里刷手机、标准化的学校教育、打工人的职场生活，似乎处处都有些许“虚无主义”的影子。虚无主义究竟是什么？虚无主义又从何而来？

回溯欧洲虚无主义的思潮，尼采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人的衰弱导致“虚无主义就站在门口”。在他看来，只有加强人的意志，把人改造成“超人”才能摆脱虚无主义。尼采的定义与解读成为了后人认识虚无主义的重要来源。

然而，在近期出版的《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中，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指出尼采误解了虚无主义，并误导了后来关于虚无主义的几乎所有思想。

与之相对，吉莱斯皮沿着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发展路径追根探源，揭示出一个与尼采所想完全不同的虚无主义起源和意义，正如本文作者所言：

“让虚无主义盛行的原因并不是过多的自由助长了奴隶道德的胜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这种全能意志的局限性，从而让人类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缚。因此，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无限追求扩张、征服和操控的狂热意愿。”

撰文｜郝苑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行将进入整部作品的高潮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段阴暗神秘的剧情：伊凡·卡拉马佐夫在知晓了弑父案的真相后，终于下定决心要在第二天向检察官告发一切。然而，当他头昏脑涨地回到自己卧室时，在摇曳的烛光下，在昏暗的墙角沙发上，他骇然发现一个蠢蠢欲动的魔鬼正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不同于歌德笔下诱惑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这个魔鬼既没有华丽高贵的衣着，也没有在电闪雷鸣中赫然出现，而是外表庸俗寒碜，就像一个随波逐流、安于现状，不断制造安逸和发明幸福的“高等食客”。但随着这场对话的不断深入，这个貌似谦和亲切的魔鬼逐渐展露出了可谓史无前例的狂妄与野心，他以蛊惑性的话语煽动伊凡凭借不断进击的科学力量和人类意志，毁灭关于上帝的观念和信仰，进而借助“泰坦式的骄傲精神”，让自己成为缔造与支配新世界秩序的“人神”。

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魔鬼造访主要人物的神秘情节并非只有这一处。在《群魔》中，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领袖斯塔夫罗金向吉洪神父忏悔时就曾坦承，他自己患有一种幻觉症，特别是在夜间，他总会看到或感觉到身边有一个“恶毒的人”，后者以“不同的面目”在那里嘲笑和咒骂以虔诚信仰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综合考虑这两处文本所形成的暗示，不难揣测，该魔鬼其实就是虚无主义这个已经站在人类文明门口、最神秘莫测而又阴森可怕的客人，它所呈现出的貌似彼此矛盾的不同面目，却恰好符合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描述。

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另一类是消极的虚无主义。前者作为提高了的精神权力的象征，在摆脱以往的信仰之后，致力于用自身的强大意志给不断生成的混沌打上新秩序的烙印。后者则作为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标志，在形形色色提供慰藉的迷梦和幻觉中安于颓废状态。

通过爬梳欧洲虚无主义的悠长历史，吉莱斯皮认为，这两种虚无主义其实并不是平行和独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彼此配合地发展壮大的。倘若没有真正澄清虚无主义的这两种面貌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渊源，任何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就不可避免地会沦为缘木求鱼的徒劳无功。不同于将虚无主义追溯到诸多非理性哲学的流俗做法，吉莱斯皮在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那里发现了探寻虚无主义历史渊源的重要线索。

现代哲学家如何助长“全能意志”神话

众所周知，笛卡尔旨在为知识寻求确定的基础，但他的哲学却以对知识的彻底怀疑为开端。让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在同时代哲学中如此独特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在于他所持有的理性主义立场，事实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而在于他在论证知识确定性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激进的怀疑论主张：这个世界被全能的恶魔所彻底操控，这个恶魔不怀好意地欺骗人类，以至于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感觉和认知都是虚假的。在笃信至善的上帝支配一切的信仰时代，笛卡尔的这个假设不啻为巨大的离经叛道。

尽管如此，笛卡尔的恶魔论证也并非全新的构想，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论战之中，这两个派别围绕共相是否真实存在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共相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术语，它意指的是个别事物间具备的共有特性。实在论者断言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唯名论则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它们仅仅是指称事物性质的名称。初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抽象哲学论辩，但吉莱斯皮指出，它对人们关于上帝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在论者主张普遍概念与理念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他们虽然不否定上帝的绝对权力，但他们相信，由上帝创造出的理性规律和道德律则对上帝本身是有约束力的，上帝通过自己的决定将自身束缚在一种有序的权力之中。唯名论者却认为，普遍概念仅仅是指称个别事物的名称，由此形成的理性法则和自然法则，无非是上帝用来创造天地的智识工具，它们无法对神的权力和意志形成有效的束缚。上帝的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的约束，并不是为了人而创造出这个世界的。

唯名论所蕴含的拥有全能意志的上帝观念，对于坚信上帝的理性与至善的中世纪思想家来说，无疑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可能性”，掀起唯名论革命的奥卡姆甚至因此被逐出教会并在生前不断遭受指责。尽管如此，唯名论还是于十四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占了上风”。必须承认，“任何学说或理论的影响力，须视它所能引起的受众性格结构中的心理需求程度而定。只有当一种理论能迎合某些社会群体的不可遏制的心理需求时，它才能在历史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唯名论的勃兴也概莫能外。虽然中世纪自诩为正统的经院学者大都热衷于将维护神圣秩序的信仰灌输给民众，并在整个欧洲努力缔造乐观向上的精神氛围，但饱受黑死病与宗教战争折磨的智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却普遍沉浸于痛苦和绝望之中。他们很难理解，仁爱与公正的上帝何以要将如此众多的灾难降临到那个时代。唯名论所塑造的超越了理性与仁爱的反复无常的黑暗上帝形象，在这样一个被瘟疫和派系斗争毁掉的世界里“注定会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唯名论者通常会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拥有全能意志，不受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上帝到底与魔鬼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回避态度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反倒开启了中世纪信仰的危机与经院哲学的终结，而笛卡尔则是现代早期第一位以隐曲的方式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和这场危机的哲学家。对于笛卡尔来说，对抗这个戴着上帝面具的魔鬼的心智操控的最终基石，就在于能够通过理性反思来肯定自身的自我。一个人纵然可以怀疑他的所有感觉、信念与知识都是魔鬼欺骗的产物，但他无法怀疑的是正在进行理性反思的自我的存在。以“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的引导下，笛卡尔在理性的孤峰上，建造了一座有可能抵御魔鬼的全能意志及其引发的激进怀疑论的智识堡垒。

但诚如尼采所言，“当你与魔鬼搏斗时，要谨防自己也成为魔鬼；当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笛卡尔在对抗魔鬼的全能意志的过程中，却在人性中潜在预设了全能的意志。在培根所张扬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影响下，笛卡尔相信，人类可以凭借卓越的理性和现代科技，不断征服自然世界，并最终获取主宰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虽然在笛卡尔以及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后继者的理性主义哲学中，这种主体主义所蕴含的全能意志深受理性的约束，因而不能为所欲为，但它始终在窥伺着除掉理性束缚的机会。

休谟的怀疑论对因果性发起的质疑，有力撼动了那些理性主义者苦心打造的理性水晶宫。为了应对休谟的怀疑论挑战，康德的“哥白尼转向”将人类可靠的知识局限于现象世界，而“本体世界”则成为了人类理性与经验知识所无法通达的“物自体”。自康德以后，人类就从宇宙的中心滚到物自体这个巨大的未知事物之中，人类的全能意志在此时找到了为自己解除理性封印的宝贵机会。

费希特不满足于康德对本体世界抱持的不可知论态度。在法国大革命激情的感召下，费希特深信人类具有一种不受上帝和自然束缚的绝对自主的意志，因而他主张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理进行彻底激进化，以“绝对自我”取代“自在之物”，成为他建构先验观念论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费希特敏锐地意识到，在长期遭受权力扭曲的流俗见解中，个人的意志是主观的和渺小的，但只要将它上升为集体的或民众的意志，那就必然是光辉的和正当的。确保他的哲学体系在这种智识环境下占据绝对优势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某种隐秘的技巧，将绝对自我的意志转化为德意志民众或日耳曼民族的意志。依循费希特发明的这套获取成功的捷径，黑格尔用体现普鲁士国家意志的绝对理念取代绝对自我，获得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和更为崇高的声望。

在这个不断用集体、种族和帝国的名义来修饰自我和美化自我的过程中，人类的意志在“本体之我”的暗夜中悄悄卸除了种种来自信仰、道德和理性的束缚，主体主义所含蓄肯定的全能意志开始抛弃其韬光养晦的温情面纱，变得越来越嚣张跋扈。在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下，费尔巴哈明确主张，上帝只不过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物，对自然的依赖感是宗教的根源，而孕育“人的神性”才是“宗教的最终目的”。通过神化人类的全能意志，费尔巴哈的哲学致力于用新缔造的“人神”来取代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德国浪漫派则借助其诗性的想象力，进一步讴歌坐在虎背上的“狂热骑士”近乎无限的意志力，他们可以为了“人神”而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和良知。这种被雅可比斥为喀迈拉主义的危险倾向，在尼采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穿透力。尼采不仅借助笔下的疯子宣称“上帝已死”，而且还主张用象征着人类的蓬勃生命力和创造性的狄俄尼索斯取代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

在吉莱斯皮看来，不管那些对抗恶魔全能意志的现代哲学家的本意和初衷是什么，但他们在无意间或多或少助长了关于人类全能意志的神话，并由此促成了欧洲虚无主义在现代文明中的崛起。虚无主义的真正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曾经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超感性价值的自行贬黜，而在于人类追求权力的意志失去了超感性领域的必要束缚，道德和信仰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沦为“人神”操控民众心智的精巧工具。这种情况在俄国虚无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

俄国虚无主义者

别尔嘉耶夫根据自己长期的观察，颇为犀利地概括出了俄罗斯民族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在精神上自认为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神圣使命，但在历史上则往往成为它们的压迫者。经常卑躬屈节地对待西欧，在骨子里却不愿接纳对它有所救助的欧洲文化。虽然不时地沉浸于阿波罗式的迷梦，但更热衷于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迷醉。而且俄罗斯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是野蛮人的，而非希腊的”。俄罗斯民族的这些性格特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虚无主义者会采纳更为彻底与激进的姿态。

19世纪下半叶，俄国虚无主义者打着科学的旗号，对长期维系其社会秩序的传统道德与宗教信仰做出了彻底的否定与拒斥。尽管俄国虚无主义者动辄就标榜自己的科学素养，但实际上他们尊崇和宣扬的只是受某种版本的唯物主义渗透的“半吊子科学”。“半吊子科学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它可谓是“史无前例的暴君，它有自己的祭司和奴隶，在它的面前所有人都怀着敬爱之情和过去难以想象的迷信对它顶礼膜拜，在它面前甚至科学本身也浑身战栗，可耻地纵容姑息它”。正是在这种智识氛围下，俄国虚无主义者对自己的全能意志越来越自信，进而鼓起勇气来开创他们的新天地，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开始了他咄咄逼人的冒险活动。

凭借自身的博学和愤世嫉俗的言论，巴扎罗夫深受俄罗斯开明贵族的热情欢迎，充满叛逆精神、渴望摆脱父辈支配的贵族青年阿尔卡季迅速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然而，随着巴扎罗夫社会影响的扩大，他傲慢自大的一面就原形毕露了。巴扎罗夫要求阿尔卡季将他当作天神来尊奉，而阿尔卡季不过是他这个天神面前的一条愚拙的蛆虫。他厌恶阿尔卡季这个贵族青年的软弱、清高和顺从，无法追随自己从事那些肮脏、痛苦和残酷的战斗。巴扎罗夫推崇暴力的激进立场，自然让他与那些仅仅满足于温和改良的贵族朋友们渐行渐远。于是巴扎罗夫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底层农民，希望煽动他们追随自己开创新世界，但“自以为懂得怎样跟农民谈话”的巴扎罗夫玄奥的学院腔调和晦涩的学术术语，根本无法打动务实的农民，在他们眼里，巴扎罗夫“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巴扎罗夫不甘于自己遭受的一系列失败，为了表现自己过人的胆识和惊人的医学技巧，他在农民面前卖力地演示他解剖染疫尸体的完整过程，但不慎传染了脓毒血症，最终满怀不甘地在自己的家中死去。

作为原初的俄国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毫不隐晦地表示，“虚无主义者是不向任何权威折腰的人，他不把任何原则当作信仰”，这种只注重批判和摧毁传统，却不注重编织迎合民众趣味的新时代神话的做法，过于耿直地暴露了虚无主义者什么都不信的真实想法，这当然不可能成功操控俄罗斯民众的心智，因而在那个充斥着残酷权力斗争的环境里，他注定会沦为失败者。相较之下，以巴枯宁的得意门生涅恰耶夫为代表的俄国虚无主义者就显得更为狡黠。涅恰耶夫不仅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而且还拥有魔鬼般操控人心的凌厉手段。涅恰耶夫所引领的那批高级形态的俄国虚无主义者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在《群魔》中以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的阴谋集团为原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批俄国虚无主义者操控人心的诡秘伎俩。

按照流俗的理解，《群魔》中那个阴谋推翻沙俄政府的地下组织的实际操控者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精神领袖斯塔夫罗金只不过是他供奉到台前的傀儡，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简单。斯塔夫罗金深谙“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的智慧，若要设法避免让其他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若要试探自己追随者的忠诚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太聪明。高明的猎手会把自己假扮为猎物，高明的撒谎者会以令人起疑的方式把真话告诉想要迷惑的对手，而高明的幕后黑手则会不时将自己装扮成似乎并不知晓实情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组织将来的行动出现了不可预料的错误，那么他的追随者也会认为，斯塔夫罗金的本意是好的，只是被韦尔霍文斯基执行坏了。

斯塔夫罗金费尽心机地在他的信徒中打造拥有全能意志的精神领袖形象，他对自己退伍后在欧洲游荡的那段经历讳莫如深，却利用他的党羽在城市里散布各种有助于神化其政治靠山的传言。鉴于当时俄罗斯盛行的对德国的崇拜，这些传言就将斯塔夫罗金精心塑造成德国激进平民运动的重要代理人，在某个庞大组织的授权下，他身负秘传的学说回到俄罗斯来拯救受苦受难的民众。斯塔夫罗金并不反感人们围绕他的私生活编织的种种绯闻，因为这种绯闻只会增加民众对他的好奇心和他自己的社会知名度。然而，当传言有可能让他诱奸少女玛特廖莎的罪恶行径曝光时，他就果断出手干预了。

斯塔夫罗金没有直接去反驳那些可能暴露其丑恶嘴脸的传言，而是让他的手下在公共舆论场中大肆制造“信息污染”，到处散布他与利比亚德金大尉的妹妹，“瘸腿女人”玛丽娅私通的丑闻。在引起舆论沸腾后，他们再找几个品行端正可靠，貌似客观中立的知情者出来辟谣，证明斯塔夫罗金与玛丽娅早有婚约。斯塔夫罗金就由一个始乱终弃的登徒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对残障女子和弱势群体充满同情仁爱的贵族绅士。通过这种模式进行多次戏剧性的辟谣，斯塔夫罗金就在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的头脑中成功形成了某种“认知免疫”。即便他们将来真的接触到关于斯塔夫罗金与少女玛特廖莎的阴暗事实，他们也只会将之作为别有用心人士对斯塔夫罗金的又一次抹黑。

不同于不懂俄罗斯民众心理的巴扎罗夫，斯塔夫罗金虽然在自己的心中信奉的只是“人神”的全能意志，但他充分认识到，要广泛吸引民众来为他的野心服务，就必须祭出一面充满诱惑力的大旗。韦尔霍文斯基认为，当时俄罗斯倡导民主的开明知识分子已经不足为奇，但肯定民主的贵族则极其罕见，而像斯塔夫罗金这样令人敬畏的贵族若追随民主就更为迷人，因此不妨将这个立场加以充分炒作，成为他们的地下组织的重要旗帜。阴鸷险刻的斯塔夫罗金却觉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这点心机过于浅陋，并没有把握到可以牢牢抓住俄罗斯民众的关键所在。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俄罗斯人如此苟安于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个性在机械的集体中到处受到扼杀。即便是俄罗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固定的一个阶层，精神很保守，对真正的自由很陌生；机械的平等思想比自由观念更容易打动他们”，斯塔夫罗金深知，俄罗斯民众生活越差，越受压迫，他们就越执着地梦想在消除一切差别的天堂里得到补偿，因此只有在他们面前竖起绝对平等的大旗，才可以稳妥顺利地达到他们阴暗的政治目的。

在斯塔夫罗金的精心怂恿下，地下组织的理论设计师希加廖夫在秘密会议上系统阐述了他们如何在俄罗斯社会实现平等的总体规划。成熟的平等概念不会致力于抹煞一切差异，而是会努力提供平等的机会来让每个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华，但这群虚无主义者所鼓吹的平等观念则热衷于拉平一切差异。他们要努力“把高山削平”，为了实现绝对平等的理想，“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降低教育、科学和才能的水平。高水平的科学思想和成就只有才智高的人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不需要才智高的人！才智高的人总会夺取权力，总是害多于利；要把他们放逐或者处死。要割去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向莎士比亚投掷石头”。俄罗斯民众既不需要科学和教育，也不需要家庭和私有财产，它们会导致一种不利于绝对平等的“贵族式的渴望”，因此就需要“扼杀这些欲望”，“放任闻所未闻的荒淫”，并毫不留情地“把所有天才之火扑灭在摇篮之中”。通过这些手段，大家都变成了奴隶，而“在奴隶的地位上”就可以实现完全平等的理想了。

当然，这些做法实际上是相当不道德的，但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就有必要重估一切价值，把愚昧、野蛮和奴性都美化成俄国虚无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美德，而这就意味着“一代或两代人的堕落是必要的”，要让俄罗斯民众变得空前的阴暗堕落，懦弱自私，卑劣残忍，还要让他们习惯于“流一点鲜血”，以便于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治疗这个世界而“砍掉一亿颗脑袋”。

身处温和开明时代的当代读者或许很难理解，如此荒谬的总体规划竟然还会替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招揽到为数不少的忠实信徒。切身经历过那个时代洪流荡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觉得这不足为奇，他指出，“在任何转变时期，每一个社会里，都会沉渣泛起，这些人不仅没有任何目标，而且没有丝毫思想的征象”，他们内心对丧失旧信仰的失落与对新信仰的渴求，会让他们被“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所制服，一下子受其支配，有时甚至支配一辈子。他们永远没有能力驾驭它，但却狂热地信仰它”。他们虽然“在小事、次要的事情上一点儿也不糊涂，甚至显得狡猾”，但在大事上糊涂，没有头脑，秉性浅薄，“永远渴望服从他人的意志”，“他们所理解的为理想服务，只能是把理想与某个人融为一体，此人在他们的概念中就代表着这个理想”。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类似斯塔夫罗金这样“对牺牲生命完全无所谓”的强硬领袖的精神气质所折服，并在此后绝对忠诚地服从那一小撮有目的行动的“进步分子”的指挥。而斯塔夫罗金身上那种在撒谎时连自己都会相信的人格特质，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所公开宣扬的绝对平等理念的说服力。

尽管斯塔夫罗金们信誓旦旦地对其狂热追随者许诺，将彻底超越现代文明并掌控整个世界的秩序，但他们从未获得完全支配这个地球的绝对权力，而这些虚无主义者的持久存在反倒依赖于他们想要瓦解的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多元的、异质的，因此在某些智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诸多柏拉图式的洞穴会安然存续下来。这些洞穴或许乐于把自己标榜成纯粹现代的文明，但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说法，它们实际上“从未现代过”。积极的虚无主义者确实成功攫取了某些这样的洞穴的绝对支配权。他们虽然向其信徒保证，在他们所开创的“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在狄俄尼索斯式的全能意志的引领下，获得绝对平等的地位与整全的发展，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原本或许称得上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将在某种微妙的生存境况下沦为消极的虚无主义者。

积极的虚无主义让位于消极的虚无主义

卡夫卡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变形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兢兢业业地长期奔波在外，辛苦支撑着他那个大家庭的整个开销。一天早晨，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并丧失了所有的工作能力和交流能力。

卡夫卡的著名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提醒人们，倘若要恰当理解这部作品，就有必要注意这部小说里的“甲虫”隐喻。事实上，卡夫卡年少时就从他暴躁的父亲那里得知，把人说成虫豸是一种贬斥他人的恶毒咒骂。虫豸本身软弱渺小，在同类的种群中数量繁多、缺乏个性，但在其好斗天性的驱使下又经常不自量力地做出一些招致自我毁灭的行动。萨姆沙不懈努力的一个根本动机无非是希望获得周围人的爱与尊重而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虫豸”，但可悲的是，他这么做的结果只是让自己不可救药地沦为维系巨大社会机器的一个廉价齿轮。

在卡夫卡小说人物身上频繁呈现的是追求强大的愿望与无足轻重的软弱无力感之间的痛苦纠结，而这恰恰就是对大多数洞穴人的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洞穴支配者实际上并不能忠实地兑现原先的承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往往是把洞穴人分成不相等的两个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个人自由和支配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的无限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应当丧失他们的个性，变成类似牲畜的群体”。在无限服从的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的彻底转变，通过一代代人的教育改造，十分之九的人就会“丧失自由意志”，并在“原始人的纯朴”情操下孜孜不倦地建造那个或许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伊甸乐园”。

为了维系洞穴的既定秩序，关键是要让绝大多数洞穴人的注意力从原初的理想转移到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上去。尼采敏锐地察觉到，“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们看到一种隐蔽的动机：对任何个人性的恐惧。所谓工作，总是意味着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它给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使他的理性、贪欲和独立意识几乎没有机会成长。由于工作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精力，所以，他的一切反思、筹划、梦想、忧虑、爱和恨的冲动都被迫退出战场，而只盯着工作为他树立的眼前的目标，享受着工作提供给他的容易的和经常的满足”。洞穴人在表面上似乎拥有各种自由，但在工作的沉重压力和权力的隐蔽操控下，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深入反思其理想和信仰的自由，而只有荒唐放纵庸常欲望的自由。

在建造“伊甸乐园”的过程中，洞穴支配者仍会不时祭出各种理想和信仰的大旗来激发洞穴人的工作热情。但这些理想和信仰仍然是高度实用性和情境性的，由之构成的基本路线经常会出现左右摇摆的情况，正如以赛亚·柏林指出，“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对洞穴人来说是“最大的失败”，“轻则打乱他的所有个人计划；重则把他整个人彻底毁灭”。执着地追求原初理想的洞穴人或者被边缘化为“地下人”，或者被打入窒息人心的“死屋”。而能够在洞穴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只能是那些懂得在理想和信仰问题上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人，这种人即便在面对严酷的事实时仍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沉溺于幻想并陶醉于狄俄尼索斯式的激情之中。

不难想象，在这种庸常的生存处境下，积极的虚无主义激情会逐渐退却，让位给安于命运和现状的消极的虚无主义，抹煞是非善恶的道德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为了沉溺于心中的幻想和生活的安逸，大多数洞穴人逐渐倾向于对虚伪让步，与黑暗和解。人们或许以为，大多数人所抱持的消极的虚无主义与少数权力精英所抱持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在这种洞穴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取得了维系洞穴的超稳定秩序的巨大成就。但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言，“虚假的稳定不是秩序，它只是无秩序的总和。秩序是真理的表现——任何事物都各自建立在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秩序与虚伪根本不能并存”。对虚伪让步，必遭虚伪腐蚀；与黑暗和解，必遭黑暗反噬。这两种虚无主义者在彼此配合下开创的超稳定秩序，实际上恰恰是虚无主义所蕴含的最可怕后果之一。

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狂热意愿

魔鬼在诱惑伊凡的谈话中逐渐得意忘形，不经意间说出了它所在世界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的大地本身也许就重复过十亿次了，衰亡，冷却，破裂，分化为构成它的各个元素，然后又是‘穹苍上面的水’，又是彗星，又是太阳，以后又从太阳化出大地——这种发展也许已经重复了无数次，而且老是一个样子，分毫不爽”，甚至就连魔鬼自己都承认，这“真是难堪到极点的乏味事”。

魔鬼的这种描述轻易就让人们联想到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按照尼采的说法，这个思想恰恰也是恶魔潜入他“最孤独的寂寞”中告诉他的。然而，作为最强大之人手中克服虚无主义的锤子，永恒轮回的核心观点当然不可能是如此颓废贫乏的论断。但尼采确实意识到，当追求创造性和自我超越的强力意志被侏儒阉割成对绝对权力和暴力的迷狂时，当古希腊高贵而纯粹的狄俄尼索斯精神被侏儒篡改成野蛮凶残的激情时，人们就会被抛入这种噩梦般的处境之中。在1886年夏至1887年秋撰写的笔记中，尼采坦率地表示，人们可以将他的这些想法联系到“佛陀出世时的处境”和相关的学说。

根据《法华经》等佛教经书的描述，在人间犯下了极恶重罪的人，都会被打入九殿阎罗平等王支配的“无间地狱”。在这层地狱中，罪人将永无间断地遭受种种残酷的惩罚。那些缺乏对神明的敬畏、迷恋全能意志的人，将永远被自己狂热的野心所焦灼，永远被孤独冷漠的处境所笼罩。不管他们为了让自己强大而刻意积累了多少年道行，也会在狂妄地挑战强悍对手时被重新打回原形。这些不知悔改的无知之徒，永远在他们全力拼斗的修罗场上来回厮杀和彼此伤害，丝毫看不到获得解脱的任何可能性。佛陀曾经对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受身无间者永远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这恰恰证明了那些虚无主义者所精心打造的超稳定秩序，并不是一项可以令人沾沾自喜的成就，而是一种让人无比绝望的可怕责罚。

在吉莱斯皮看来，虚无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全新的庸常世界，它不再被理性所支配，而是被“人神”的全能意志所支配。让虚无主义盛行的原因并不是过多的自由助长了奴隶道德的胜利，而是缺乏必要的自由去深入反思这种全能意志的局限性，从而让人类的意志失去了健全的理性、道德和信仰的必要束缚。因此，解决虚无主义问题的方法，不在于肯定意志，而在于少一些无限追求扩张、征服和操控的狂热意愿。对于深陷虚无主义困境的人们来说，只有当他们体会到，千百年来被颂扬不绝的“人神”的全能意志，乃是阻碍文明繁荣兴盛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他们才能从无间地狱的恶性循环中真正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