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杀人案重审的75岁被告人

如果说认为我有罪，就把我枪毙了就完了，事情就了了，不有罪就还我清白。

有时候夜里也是醒着，夜里爬起来坐着，就是想案子的事情，就是想着我活得到哪天？

1993年3月，云南大理州永平县曲硐乡坡脚村发生了一起刑案，村妇阿稳在自家堂屋中被杀害。案发多月，案件仍无重大进展，直到专案组突然接到一封“坡角村社员”的来信。这封举报信称村民杨徐邱有重大嫌疑。

据杨徐邱讲述，案发4个月后，“突然来抓我，我根本犯不到，根本想不到”。来抓他的早上，他正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公安问他是不是叫玉中，而杨徐邱的小名正是玉中。当杨徐邱走下来到院子里，公安一个扫脚就把他扫倒，他的妻子、儿女都目睹了。

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对嫌疑人“画像”如下：单人作案，男性，年龄在20-45岁之间。对于怀疑是玉中的理由，举报信中写道：阿稳被杀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找阿稳的丈夫阿良帮忙打坟石，到场院时，听到屋子里有一个不是阿良的男人在恶狠狠地说话，细听这声音，就是本村的玉中。

依据举报信这条线索，专案组认为，杨徐邱作为本地人“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

据杨徐邱的儿子回忆，当时案发时他只有13岁。看到家里门都还没有开，大门就撞开了。“他们就几下就把他放倒，用绳子紧紧捆起来，在院子里跪着”。当杨徐邱妻子质问抓杨徐邱做什么后，“有一个公安过去就甩给她一嘴巴”。

当天，杨徐邱被办案人员捆绑带至曲硐乡派出所内审讯。

杨徐邱称，他休克了两次，有罪供述“全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答”，时年45岁的杨徐邱，“交代了杀死了阿稳的全部犯罪事实”。

1993年7月3日，杨徐邱被收审；同年11月9日，杨徐邱被逮捕，随后被押在永平县看守所。

大理州人民检察院州检刑诉字第27号起诉书称，杨徐邱归案后，对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之后翻供辩称，案发当晚他本人在家，没有杀害阿稳，此前也没有强奸贵英。

杨徐邱称阿稳被杀的时间是下午8点左右，那个时间他还没有睡觉。当晚他一直在自己家中，没有去过阿稳家。且8点左右赵王义也在他家中，是他的证人，他的妻子儿女也是他的证人。

其辩护人周平指出，认定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缺乏直接证据、缺乏科学依据”；指控其强奸贵英，则是在双方邻里纠纷打架斗殴时告发的，仅是“怀疑有此事或者通奸”。

本案的承办人认为，对于杨徐邱杀死阿稳，“虽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此外，虽然被告人杨徐邱的供述与现场勘查结果在部分情节上尚有出入，且被告人后来翻供，“但其在一些关键情节事实上的原先供述，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1994年4月28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徐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徐邱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

1994年6月1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本案具体情况”，认为原判量刑偏重，改判杨徐邱死缓。

在监狱中，杨徐邱除了拒绝参加劳动外，还拒穿囚服。他收集大量报纸上刊载的冤假错案报道，坚持不懈地申诉。

终于，他等到了最高法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的《再审决定书》。

最高法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申诉部分理由成立。

杨徐邱记得再审决定书是2017年12月下的，“从那个日期算起，143天后才送到我手上”。

2020年6月1日，云南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将此案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同年12月9日，杨徐邱被释放，“决定对其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同日，大理中院对其下发了《监视居住决定书》。

杨徐邱从罪犯再次变成被告人，目前当地政府将其安置在县城的公租房小区，有专人为他上门送粮油等生活所需物资。

“刑期我服满了，释放证明书上也没有写我刑满释放，也没有写无罪释放，也没有写保外就医，就这种不明不白放出来”杨徐邱说。

心中放不下此案的人，还有受害者阿稳的丈夫“阿良”即张兴良。他告诉澎湃新闻，当年和杨徐邱家无任何矛盾，也从未听闻妻子与杨徐邱有染。

大理州政法系统权威信源告诉澎湃新闻，大理州检察院2020年曾要求永平县公安局提供“审查报告”记载的作案工具一把锄头、两把匕首。截至2020年11月，该县公安局回函时称，这些作案工具均未找到。此外，对本案中匿名信来源、伤口部位及现场与供述不符等诸多疑点，警方也向检方作过说明。

受害者阿稳的丈夫认为，“我只相信法律，他是无罪的话，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你把真凶找出来”。

如今，75岁的杨徐邱仍在等待本案的重审开庭。

杨徐邱一案为何迟迟不见开庭？大理中院负责此案的法官在3月13日接访杨徐邱父子时表示，他们在努力地做这件事，上面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一样的，赶紧了结，“但有些工作不是我个人说了算”。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