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日本首例未成年人死刑案，法官：他改过自新的可能性不大

2021年10月12日凌晨，日本山梨县甲府市的一处民宅火光冲天，有如亡灵歇斯底里的呐喊。任谁都想不到，这场火灾是一位年仅19岁的日本少年因“爱而不得”预谋杀人的结果，受害女生的父母也因此惨死于少年之手。凶手名叫远藤裕喜，就在今年的1月18日，甲府市地方法院对他做出死刑判决，这起案件也成为日本首例以“特定少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日本司法此次在“未成年死刑制度”方面的深刻践行，很多人拍手称快，也有不少人感到非常意外，审判法官的一席话似乎有着不小的启发性。“远藤裕喜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且蓄谋已久，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案发后却从未向死者家属道歉，也从未展现出反省态度，他改过自新可能性不大！”当然，法官的如此解释并不能被视作成为死刑判决的最终理由，如今有关于日本“未成年人死刑制度”也绝非我们认为的“杀人偿命”那样简单。笔者展开深入了解后发现，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着极为独特的死刑政策，一方面绝不废除死刑，另一方面绝不多用死刑，最近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八成左右的日本民众都直接或间接地认可死刑的存在，即便如此，未成年人判处死刑始终都是死刑政策中最为特殊的领域。此外，有关于“2024年日本首例未成年判处死刑”的讨论，如若不能结合日本过往多起未成年人死刑案件以及死刑基准来综合看待，得到的结果也是片面的。先来简单回顾这起“甲府市杀人放火事件”。2021年5月，19岁的远藤裕喜身为甲府市公立高中学生会长对一位身为学生会干事的学妹心生好感，多次主动示好全都遭到对方拒绝后，他因爱生恨对其预谋报复，就在对学妹产生“移情别恋”误会后，他决意杀害对方全家并纵火。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当天凌晨3点半左右，远藤裕喜潜入受害者家中作案，睡在一楼的受害者父母被他当场残忍杀害，受害者及受伤的妹妹侥幸跳楼逃脱并报警，远藤裕喜在警方抵达现场后侥幸挣脱，最终在当天晚上7时左右自首归案。之所以将他称为“特定少年”，源于案发后半年，日本司法将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由此，修订后的《少年法》将18至19岁的罪犯称作“特定少年”。即便如此，按照案发时间，远藤裕喜的犯罪案件依旧属于日本未成年案件范畴，源于此，有关于他的量刑问题也将变得更加复杂。换言之，按照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远藤裕喜逃脱死刑制裁并不是没有一丝可能，而这一次，日本国人再度见证了《少年法》与“永山标准”联合践行的力量。提起“永山标准”，恰恰源于发生于1968年的一起“19岁日本少年凶杀案件”，凶手永山泽夫在非法侵入美军横须贺海军基地窃取枪支后，在一个月内分别在东京、京都、函馆、名古屋四地连续射杀四人，于1990年判处死刑，最终在1997年执行。漫长的审判过程，最终促成日本司法明确了死刑基准，即“永山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将判断罪犯是否适用死刑的依据列举为9项目12要素，即犯罪行为的罪质、动机、杀害方法的执着性与残忍性、杀害人数等、被害者家属的被害心情、社会影响、罪犯年龄、前科、犯罪行为后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永山标准”更深的用意则是在“不得已”时才会例外地判处死刑，也就是案件必须具有“在此之上无以复加”的最大极的极为重大恶劣的特别情节。在此之后，发生于1999年4月14日的“光市灭门奸杀案”在历经长达9年的曲折审理后，最终还是结合“永山标准”对少年凶手福田孝行做出死刑判决。在笔者看来，本文重点提及的“2024年日本首例未成年死刑案件”与“光市灭门奸杀案”有着更多相似之处，也更加有助于我们对于日本践行“未成年人死刑制度”的理解。两起案件的少年凶手都是蓄谋已久下的激情作案，此外，两人都在被逮捕后表现出毫无忏悔之意，尤其是福田孝行，甚至在狱中给亲朋好友写下亲笔信时展现出了极为残忍而得意的态度。“不过就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只可爱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地就骑上去了……这样也有罪吗？”“这世界终究是由恶人获胜的……七八年之后，等我出狱时，你们要举办盛大的party欢迎我啊！”至于远藤裕喜在被捕后的态度，我们虽无法知晓细节，仅从法官判决时说出的“从未展现出反省态度”、“改过自新可能性不大”足以说明这位日本少年的不知悔改与罪无可恕。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看似严谨的死刑审判对于死者、受害者、家属都是不公平的，夺人性命只需少年的一个念头，以命抵命却要得到普罗大众的同意。只能说，这注定是文明社会下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司法困局，所有还在坚持沿用死刑的国家都要尝试通过制度建构，在公平适用刑罚与满足受害方感情、限制司法擅断与保护青少年之间寻求可能的平衡。好在，对于这些极端残忍的少年凶手，日本司法的确展现出了“菩萨心肠，雷霆手段”，即便审判者极有可能面临司法擅断的指控，至少，他们维护了枉死者最后的尊严。文章最后，还要提及刚刚发生在我国邯郸的“3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只能说，这起案件有着极大的审判难度，值得全体国人深入思考与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