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论》其四译文
在上一讲中,庄子通过对儒墨之争以及公孙龙“白马非马说”的讨论,提出了“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论断。他认为,“道通为一”,要想避免心灵被禁锢在只言片语中,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虚空明静的内心去观照世间万物,以达到圆融和谐的境界。
可世人却偏偏热衷于“一分为二”,偏要找出万物间的不同之处。区分万物并给它们命名,这就叫“分”;分也就意味着某个事物有了它的独特属性,这就叫“成”。一个事物的形成,也就意味着它的毁灭。而事物是无所谓成与毁的,它们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真正通达的人能够看透万物的共性,不会自作聪明地执着于个人的偏见,而是懂得随顺事物的自然功用。能够随顺事物的自然功用,就是明白了万物相通的道理。明白了万物相通的道理,也就近乎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了。事物在自然而然中发生,才可以称之为“道”。人们费尽心思追求一致,却不知万物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
接着,庄子讲了一个“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来生动地反讽人是怎样专注于分辨而浪费生命的。
故事说,有个养猕猴的老翁分山栗时征求猴子们的意见:“我早上给你们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如何?”猴子们都气得直跺脚,纷纷说不可。于是老翁又说:“那我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行不行啊?”这回猴子们纷纷转怒为喜,都觉得占了大便宜。
这两套分山栗的方案分明没有本质区别,可猴子们却被所谓的两种选择涮得团团转。人也是一样,费尽功夫吵来吵去,一定要分个是非对错,却不知“道通为一”的道理。所以,圣人绝不会执着于是非之别,而是顺其自然,让物我和是非都得到观照,这就叫“两行”。
“两行”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陶匠在制作陶器的时候,要把陶土先捏成一团放在转盘上,然后在转盘旋转的过程中做出自己喜欢的器型。在这个拉坯的环节中,转盘无论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都会回到原点。这就是说,智者明白道通天下万物,当然就不会纠结于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而是周遍观照,两端皆可。
上古时期,有许多修道之人都悟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智者的境界也分三种:境界最高的人,看到了宇宙之前还是混沌一片、空虚无物,既没有有,也没有无。这些人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顶点,没有人可以超越了。次一等的修道者,则看到了宇宙已生、孕育万物,但还没有分别心,物我不分。再次一等的人,虽然有了分别心,划分了事物的界限,却还没有是非之心。等到人们开始争辩是非之后,大道的败坏也就开始了。大道有所亏损之后,人们就有了偏好和爱憎。问题是,真的有成就和亏损吗?还是没有成就和亏损呢?庄子拿战国知名琴师昭文等人举例说:
昭文琴艺精妙,我们可以说他有成,也可以说他有亏,成的是琴艺,亏的是更广阔的大千世界;而从欣赏者的角度看,成的是曼妙的音乐,亏的是心灵的宁静。可假设昭文不鼓琴,则我们既不能说他有成,也不能说他有亏。
昭文擅长琴艺,师旷擅长音律,惠施擅长在树下与人辩论,这三人的功力,可谓业界翘楚。所以,他们凭着各自高超的技能恃才傲物,到处展示他们的长处。例如惠子,走到哪里都要拿出自己的理论论说一番,哪怕人家听不懂,他也一定要勉强人家领会,就这样四处游说,意图死而后已。
这里提到的“坚白论”,类似于上一讲所说的“白马非马说”,也是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知名论题之一。坚硬和白色都是石头的属性,但公孙龙却认为,坚和白是可以分离的,因为一个是触觉感受,一个是视觉感受。庄子认为,昭文、师旷、惠施等人的做法,就像坚持“坚白分离论”的公孙龙一样,是蒙昧无知、不通大道的表现。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昭文善于鼓琴,于是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弹了一辈子琴,但却一无所成。像他们这样守着一门技能而打磨终身的人能算是成功吗?如果这就叫成功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说自己是有成就的人;如果他们这样专精也不算有成就的话,那就根本不存在有成就还是没成就的问题了。所以,以一点雕虫小技到处去夸耀,绝对不是圣人会去做的事。圣人会怎么做呢?庄子再次提到“莫若以明”,也就是用虚空明静的内心来观照世间万物,感受混然一体的大道。
我若無生,諸物不生。 我若有生,錯過一生。
庄子的“朝三暮四”寓言深刻揭示了人类对于表象的执着和对本质的忽视。通过猴子们对数量的反应,庄子讽刺了人们在无意义的争辩中浪费生命。他倡导的“两行”思想,即不拘泥于对立的是非,而是从更高的维度观察世界,体现了道家追求自然和谐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