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圣雄，实为罪人？对印度而言，甘地到底带来了荣耀还是灾难？

甘地，一个一言难尽的印度领袖。

1948年1月30日，对于印度人民而言是一个如丧考妣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随着3声清脆的枪响，久经考验的印度国大党领袖、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导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立者、“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德里做晚祷时被印度极右分子开枪暗杀，享年79岁。

甘地的与世长辞，是国大党乃至印度人民的巨大损失，看到甘地为了印度独立做出艰苦努力和付出巨大牺牲的伟岸身影，亿万印度人民无不潸然泪下。随后印度为甘地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国葬，数百万不同教派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默默目送甘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然而，正所谓人走茶凉，就在甘地尸骨未寒，其倡导的博爱精神依然余音绕梁，“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时，广大印度人民在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为了所谓“有声有色”的印度梦，印度更是奉行“能动手就别吵吵”的原则，即便战五渣也敢挑战世界一流，即便被打得屁股尿流也“九死而犹未悔”。

作为印度的开国领袖，尼赫鲁为新生的印度注入了暴戾的基因，这无疑是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尤其是“非暴力”的彻底背叛，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的学生，其所作所为也成为甘地的莫大讽刺，“圣雄”一词也随着印度几十年如一日的演绎最终粘上了浓浓的咖喱味，并最终成为印度“奇葩”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作为万民景仰的“圣雄”，甘地就真的那么不堪，以至于甘地前脚冰凉，后脚印度就改弦更张吗？应该说印度的操作虽然一如既往地难以理解，但对甘地的背弃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选择。因为没有甘地的印度一文不值，但有了甘地，印度连上秤叫价的资格都没有了。

印度今日，无论是中印边界上的上蹿下跳，还是联合国入常问题上的贼心不死，本质上都是为了所谓的大国梦，尤其是和北方的中国来个波澜壮阔的“龙象之争”，而甘地以及其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毫无疑问无法帮印度圆梦，所以印度对甘地的背弃乃至鄙夷也就不足为奇。

今天的很多人提起甘地乃至印度，总是习惯性地充满戏谑和嘲讽，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静夜史和诸多印吹死挺一再表示强烈的反对。毕竟，你不深入了解甘地，根本就不可能知道“非暴力不合作”操蛋在何处。到头来你不仅找不到戏谑和嘲讽的依据，更会情不自禁地对印度的未来充满异想天开的期待。

作为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南亚次大陆上也曾孕育过极其辉煌的文明，但奈何开伯尔山口常年单向开放，雅利安人和中亚的游牧民族顺着这条“绿色打印通道”不断南下，印度文明也被不断叠压成秀色可餐的“千层饼”。

由于不同文明的疯狂注入，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纷繁芜杂、一言难尽，毕竟你说它文明源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人种早已不是一路人；你说它文明没有继承性，雅利安人创造的种姓制度至今自然拴着广大印度人。

甘地，就是在这片弥漫着咖喱味的土地上降生的。作为种姓制度最高级别的婆罗门种姓，甘地所在的波尔班达尔贵族长期拥有着其它种姓望尘莫及的财富和地位，这使得甘地有机会前往宗主国英国镀金深造。

和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只要参加科举就有机会成为士绅阶层一员一样，婆罗门种姓的先天优势，以及到英国镀金的“后天努力”，让甘地自然而然地成为印度土著精英的一份子。

虽然有文明的时期，就有所谓精英和非精英的存在，但甘地时期的印度土著精英阶层，却有着别样的内涵。

话说1857年声势浩大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被镇压后，深受印度人民反抗精神感染的印度土著精英提拉克，毅然走上了继续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大起义后低沉的抗英斗争再度高潮。

面对暗流涌动的危险局面，英国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心使出屡试不爽的杀手锏，用祖传搅屎棍将印度搅得地覆天翻。

于是英籍印度退休文官休谟积极奔走联络土著精英，并在1885年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

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例证明，很多暴力革命之所以爆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底层上升的通道被封死，英属印度似乎也不例外。所以当英国默许国大党的成立并给予不同的待遇时，印度土著精英很快被分化瓦解了，于是一场潜在的印度暴力反抗偃旗息鼓，国大党作为土著精英的斗争舞台也成为印度人民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缓冲垫，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印度土著精英最终成为英国殖民者的“模范抗议者”。

国大党如某足一样的堕落德行，深深伤害了提拉克，最终提拉克与国大党分道扬镳，并提出了最坚决的斗争目标：“将英国佬彻底赶出南亚次大陆”。

提拉克的雄起并不是一时兴起，因为它深知，只有团结所有被英国殖民者压迫的族群，印度的独立才可能成功。再加上两次布尔战争将日不落帝国推向了盛极而衰的不归路，提拉克最终看到了印度效仿南非的希望。

虽然鼓励印度本土企业发展、估计农民抗议等“消极抗议”行动根本撼动不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但却推动了国大党在分化中逐渐萌生了革命性。

眼见革命形势又一次风起云涌，英国殖民者再度怂恿国大党“灭火”，国大党领袖那奥罗哲提出“自治”诉求，巧妙地平衡了改良派和激进派的矛盾，英国在印度地殖民统治的危机也再度平安过关。

英国种种分化瓦解的手段，令提拉克累觉不爱，最终在1920年含恨而逝。而作为甘地的“精神导师”，提拉克的绝望却让甘地看到了“和平抗争”的希望，这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实践基础。

1891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甘地在印度遭受了英国殖民者的无情羞辱，后选择逃离印度到南非另谋出路。

彼时的南非在西方殖民者几百年如一日的“影响”下，不仅面貌早已天翻地覆，更繁衍了新的种族布尔人。

为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压迫，改变二等公民地位，更为了保卫金矿，布尔人与英国殖民者两次血战，最终迫使元气大伤的英国最终妥协，同意南非自治。

布尔人的成功，深深鼓舞了甘地，毕竟印度人在南非也同样是二等公民，有次甚至因买了一等公民车票还被连人带行李扔下火车，所以为了广大南非印度人的社会地位，甘地在布尔战争中毅然加入了英军抬担架，企图以卖力的讨好换取英国殖民者的同情，并给予印度人更高的社会地位。

然后，英国殖民者确实感动得一塌糊涂，并最终将甘地的诉求忘得一干二净。甘地很生气，后果不严重，因为还有更多的立功机会等着他。

在布尔人喜提自治权后，南非的土著祖鲁人开始反抗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于是甘地再度整装待发，组织担架队为英国殖民者鞍前马后。

事实证明，英国虽然“绅士”，但都是对强者的，对甘地这种上赶着捧臭脚的，英国一向很严厉，甘地在南非没有为同胞争取到更多地位，反而留下了一堆笑柄。

1915年，甘地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回到印度，然后他将从1894年在南非纳塔尔省组织印度侨民投入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斗争中首次提出的非暴力口号用于印度的抗英斗争实践，对印度风起云涌的暴力反抗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战期间，英国无暇东顾，向甘地领导的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了妥协，极大地提升了甘地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谓正统性。

一战期间，为了英国一句“打赢一战就给印度自由”的承诺，超过120万的印度人奔赴海外帮助英军作战，其中伤亡高达10万多人。但英国在感动之余，又一次选择了忘记。

毕竟，作为日不落帝国的模范殖民地兼“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英国岂能轻易放弃印度的既得利益？所以，不值钱的承诺张口就来，忍痛割爱的操作从不安排。

印度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们纷纷走上门，一边游行一边问候着英国统治者的祖宗十八代。

然后，英国殖民者决心让印度人见识下社会的毒打，于是不由分说地架起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印度抗议者展开了自由射击，共造成超过1500人伤亡，这就是震惊印度的“阿姆利则惨案”。

惨案发生后，印度人民很愤怒，英国殖民者很惶恐，国大党很矛盾。

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买办型型政党，国大党本质上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既得利益者，说好听点类似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士绅阶层，所以它们不可能把枪口对准衣食父母般的统治阶级。但问题是印度人民伤亡惨重，国大党又是印度人的政党，不和英国殖民者马不停蹄地干起来，其结果必然是人必唾之，将来没有了忽悠印度人民的价值，被英国殖民者一脚踹开也是意料中事。

所以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国大党必须有所作为。但问题是指望这些天生软骨的买办们操起武器揭竿而起，那是真正的痴人说梦。

在这样的矛盾下，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正式成型并逐渐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最优秀的地方在于，他让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感觉找到了知音，尤其是印度人民感觉国大党终于雄起，英国殖民统治完蛋只在须臾之间，而英国则没有伤到一根毫毛，甚至还胖了好几斤。

1920年，甘地被任命为国大党全国运动的代表，负责领导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应该说，“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出现，拯救了骑虎难下的国大党，让国大党得以继续两头通吃，跪在地上对英国殖民者喊打喊杀。

但“非暴力不合作”也再度加速了国大党的撕裂，比如尼赫鲁就主张印度要“自治”，钱德拉鲍斯则直接要求暴力革命，甚至在二战时期勾结日本侵略者反攻印度。

但甘地无疑牢牢占据着国大党的核心地位，因为作为对手的英国始终在不断“助攻”。

是的，强取豪夺了几百年，英国从未见过“非暴力不合作”这样的奇葩反抗模式。不过就像“黔驴技穷”中只会嘶吼和尥蹶子的外地驴一样，当见识到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巨大威力”，尤其是每当非暴力不合作有发展成暴力革命的苗头时甘地总能及时叫停的操作后，英国不经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接受了甘地的“挑战”。

随后几十年，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爱不释手的英国紧密合作，一步步将甘地推到了“神明”的位置，具体来说就是不断妥协，偶尔强硬。

比如每当甘地叫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刚刚热完身的印度民众泼下一盆冷水时，英国殖民者总是能突然出现并逮捕他。

然后，刚才还在愤怒和不解的印度民众立刻就明白了，甘地为了印度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又一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了，所以甘地每绝食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升华一次，每吃一顿牢饭，甘地的形象就高大一分，比《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还能蜕变。

1939年二战爆发后，甘地再度看到了印度自立门户的希望，于是甘地发动要求撤离印度的运动，并再度遭到残酷镇压。

然后，虽然深知英国言而无信的德行，但甘地依然对英国抱有美好的憧憬，所以它再度遭遇了英国佬的无情耍弄。

不过，甘地却在这一次的捉弄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真正希望，除了钱德拉鲍斯失败的武装反攻唤醒了印度人民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二战彻底将英国打回了原形。而美苏作为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为防止殖民帝国的死灰复燃，积极推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印度终于看到了自立门户的曙光。

1947年，在经过一年多的扯皮后，英国《蒙巴顿方案》横空出世，英属印度最终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虽然最终印度成功独立，但却根本不是甘地的本意。更尴尬的是，印度独立从来不是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是英国综合国力的盛极而衰以及美苏的“落井下石”。

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甘地是最好的“合作者”，他那温和的反抗方式，让英国体会到了按摩的快感，他那退出英属印度政府，拒绝英国产品，甚至提倡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口号，便利了英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可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但没有加速英国殖民统治的衰落，反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帮凶。

所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可能带领印度走向真正的独立，但却给今天的印度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根。

毛主席早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很明显，甘地不懂，即便懂了也不敢推行，毕竟自我革命需要太大勇气，而甘地明显没有。

所以，泰戈尔吹捧给甘地的“圣雄”称号，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词汇，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吹捧，恰恰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弱不禁风”。

静夜史认为，甘地不是印度的偶像，却更像是印度的灾难，因为他没有解决印度社会的现实问题，却把一切困难都留给了下一代。

所以，只要印度一天将甘地奉为圭臬，那么印度的真正崛起就一天无从谈起。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