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为一大热词。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在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代表委员们也纷纷立足各自领域,对如何培育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建言献策。
可以说,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经济向好势头、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已成为重要时代课题。
生产力迭代是发展的内生引擎,谁能抓住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契机,谁就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所谓新质生产力,即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源自对当下国内外经济环境的精准把握,更承载着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度思考。
就一般规律来说,在低收入阶段,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策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技术进步的方式不再主要依靠模仿,转而越来越依靠自主创新。
世界经济史上那些转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完成了从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成功转换。
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和阶段来看,资源环境约束、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现实存在,通过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有效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再结合发展大势看,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不可避免会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展开前沿竞争,也因此愈发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技术霸凌主义的打压。置身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外部环境下,要突破显在和潜在的各种遏制,必须打造更多“自己的东西”,必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穿越更多“无人区”上下功夫。
于中国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柔性电池、高温超导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这为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宝贵机遇。
在新的“科学的春天”乘势而上,促进生产力发展跃迁,有利于我们打造新的国家竞争力,从而在核心技术的前沿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
新质生产力核心是科技创新,但不是一般性的科技创新,而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
这种“从0到1”的跨越注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单兵突进、小打小闹不行,仓促上马、急功近利也不行。在这方面,新型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就拿北京的科技创新实践来说,与科技部等10个国家有关部门、单位组成北京办公室,形成了“双主任”机制,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耐心政府+耐心资本”,政府对选准了的赛道技术提供持久的政策支持,社会对有潜力的赛道技术提供有耐心的资本培育。
事实也充分证明,从源头供给、应用转化、配套服务等方面入手,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赋权、薪酬制度、考核评价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千方百计确保拓荒者心无旁骛,最大限度避免短视思维、“挣快钱”理念,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就能充分涌流。
这些年,不时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繁荣接近尾声”。这样的“见顶”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新时代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由要素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近年来,新质生产力锋芒初露。比如外贸“新三样”,去年一年,合计出口量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9.9%,推动中国稳居全球汽车制造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第一大国。
事实证明,今天的有效益投资,就是明天的高质量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蓄更多新兴动能,“高成长性”的中国经济将以鲜亮的成色回击那些唱衰谬论。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气,亦不缺少“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奋力一搏,新质生产力一定会加速拔节成长,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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