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陈独秀（下）

透视陈独秀：从头号功臣到无人喝彩

菏泽市图书馆读书会
2024-02-17

——本文源自网络


三大：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摇旗呐喊

党的一大时，曾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有赞成或反对两派意见，但没有形成具体决议。陈独秀和大多数党员一样，最初是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1922年4月，他代表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郑重地提出异议。后来陈改变了态度，认为两党合作只是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加入国民党。他主持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政策。还应当看到，孙中山向来以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自居，他既需要共产党人这一“新鲜血液”的协助，又不把刚成立的共产党完全放在眼里，反对与中共“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实行“党内合作”；要么不去建立联合战线。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建立“党外联合”，所以“党内合作”已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方式。共产国际早已看到这一点，率先向孙中山作了必要的让步。

8月底，在马林提议下，中共召开杭州西湖特别会议。起初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坦率反对马林的建议，后经马林的劝说，与会者为顾全大局，只好很不情愿地作出让步，接受了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意见，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这是党政治主张的重大转折点。共产党可以利用广东这块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阵地，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并将国民党左派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以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这是使党和革命发展的正确选择，否则，国共合作只是左倾空谈。会后，陈独秀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多次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并希图以自己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人们对“党内合作”的疑虑，但这并未能带来全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大多数人对于加入国民党仍非常不满，所以到党的三大会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再度爆发。

三大前后，陈独秀写了很多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文章，反复强调：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力量必须集合起来，以国民党为中心，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并且指出：共产党人不可轻视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不可超越现实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这对于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他还批评孙中山国民党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错误政策，强调国民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民众的宣传上，“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陈的言辞过于犀利，使孙中山难以接受，一时引起孙的愤慨，“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中共三大于6月在广州举行，主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会上，张国焘等人强调党的组织独立性和政治批评自由，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坚持西湖会议的既定方针，强调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联合资产阶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只能做经济斗争，而不能做政治斗争，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各革命阶级，所以，“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陈独秀等人据理力争，坚持利用国民党来改造国民党的正确方向。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去，同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陈认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陈独秀在会上还支持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这种主张虽有忽视党的独立性的弊端，使党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它是在共产党可以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广州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的，作为一种策略口号，实不为过。他强调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这是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策略思想的。

党的二大以后，因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党内有分成两派的趋势，陈独秀曾一度辞职，马林为此在中央委员会议上明确表态，认为陈独秀“是唯一有领导能力同志”，使其官复原职。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的旨意，使“党内合作”得以在三大会上通过，促成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这是他对早期革命的主要贡献之一，加上共产国际继续支持他，使他得以继任三大的最高领导。三大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要准备。

近年来，学者对“党内合作”的优劣，各执一词。诚然，“党内合作”有其弊端，它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党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在政权组织、军队武装、土地问题和工农运动等方面，始终处于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难”选择，表现得无所作为，而当出现矛盾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担心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经常采取右倾退让策略，使革命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与大革命的失败不无关系。但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党内合作”利大于弊。首先，使共产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由几百人发展为5.7万多人，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其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高潮，特别是北伐战争的胜利，都是国共两党在“党内合作”旗帜下共同努力取得的。再次，党在国民党内扩大对工人的宣传，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将国民党左翼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四大：将中共由一个小党带入群众性的政党

三大以后，党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帮助改组国民党，促成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之后，全国出现了南北分明的政治格局：北方是直系军阀统治的天下，革命处于低潮；南方是国民党控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革命蒸蒸日上。中共经过多方努力，使整个工人运动由守势转到进攻。国民党改组后，很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但因为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党的工作，模糊了两党的界限，只知道同国民党联合，忽视了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使党内右倾思想逐步抬头并开始成为主要危险。1924年5月党召开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初步纠正了三大以来党内不断滋长的右倾偏向，加强党在国民党工作中的独立性和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引起统治阶级阵营的恐慌和分化，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契机。在中共的支持和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此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少数右派分子时而制造“弹劾”共产党案，挑起事端，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在广州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商团叛乱，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尖锐起来。

陈独秀本来是把资产阶级视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认为国民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应充当领导国民革命的角色，并估计资产阶级最后会取得政权。但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四大前夕，1924年12月陈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得出与前不同的结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这里所谓“督战者”，也就是指导者的意思，显然这时他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转变了过去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共三大关于“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指示，也是陈独秀转变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正确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加强对于迅速到来的革命高潮的领导，急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旨在加强自身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中心议题是讨论发动群众促进革命斗争问题。陈独秀为四大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集中表达了他和全党这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认识水平。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党的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问题；并且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即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这是四大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贡献。

国共合作虽然遇到了许多难题，但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党成立到党的四大，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党的建设取得迅速发展，共产党员从几十人增加到近千人。四大会上，代表们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表示满意，这种评价自然包含了对陈独秀工作的肯定。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党不断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差，使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这样，党终于走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圈子，开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于是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并把委员会的成员从5人增加到9人。陈独秀的权力无疑增大了，难怪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

五大：无人喝采，无人替代

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意味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终结，联合战线的形势变得愈来愈严峻。在此之后，中国革命便朝着两个趋向发展：一方面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如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运动，北伐胜利进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谱写了光辉篇章；另一方面是反革命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如戴季陶主义出笼、廖仲恺被刺杀、西山会议派形成，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给革命蒙上了阴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容忍和利用的妥协方针下，这两种趋势的一次大较量。

党的五大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方面，党发展得很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党员人数猛增，形势要求党的领导力量相应增加，提出新的任务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四面楚歌的武汉政府惊慌失措，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现象愈益加剧，许多党员情绪低落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全党上下最焦灼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可是，陈独秀在五大的工作报告令人失望，虽然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大革命的局部失败，实际上等于把陈独秀推向了被告席位，成为众矢之的。会上散发了瞿秋白写的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相当多的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侧重于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陈对这些批评并不服气，又无奈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并同意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了正确的立场上，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组织结论，仍继续选举他为总书记。这是因为：第一，全党大多数人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第二，当时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陈独秀的新的领导，形势也不允许进行彻底变动。所以新组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这样就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无法改变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五大后，尽管陈独秀继续在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中苦苦挣扎，由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大革命最后是失败了。客观上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营垒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革命联合战线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要强大得多，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使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对付中国革命。主观来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到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错误思想更变本加厉，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求得国共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不惜一味妥协退让，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要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片面地看重民众运动，放弃了对军队的争取，自动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缴械；不懂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借口农民运动“过火”来压制农民运动。

但是，我们今天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客观地来认识和分折他的这些错误，还应当注意到：

其一，是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错误。党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各种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党虽然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所以，在探索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在大革命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到后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右倾或“左”倾错误。他们始终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主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无不受着共产国际的制约。有时陈独秀和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多数被共产国际加以否决，最后不得不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反观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没有做过任何自我批评，而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的身上，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比较老实地勇敢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其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六大谈到党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指出：应由政治局和他共同负责，包括我自已，不能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但他应多负一些。既便如此，瞿秋白仍认为，五四以来，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也说：党犯错误不应着重于个人的责任：“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陈的下台，与其说是因为大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说是苦于共产国际的无奈，共产国际代表提议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错误，却不让他参加，在不让他申辩意见的情况下，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更换了新的领导。这也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总而言之，陈独秀能够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导，决非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是陈本人的主观臆断所为，也非早期共产党人一厢情愿的冲动，而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局，是他在这一时期真正价值的一种体现。这种现象，如果说是中共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之下的一种不成熟，那么从根本上也只能说是全党的不成熟，而不应只怪罪于陈独秀个人。况且，他的荣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我们既然无法否定中共早期历史的发展与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否定作为领导人陈独秀的作用与贡献。

悲剧人生的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的早期活动留下浓墨重彩，时至今日，他的贡献和作用仍可圈可点。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欢快，也有挫折的烦恼；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闷。真可谓：成也独秀，败也独秀。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只是成长、发展、兴旺的一段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