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之“胡维庸案”上

胡惟庸案是明朝朱元璋时期的“四大案”之一，因罪被杀官吏，其实也并不多。后世传世史书中，对于此案有很大的夸大之处！
有的说，胡惟庸案被牵连而杀的官员有3万人之多！这完全是造谣嘛，当时全国整个文官系统也不过8000余人，明朝中后期才固定在2万人左右，怎么可能达到3万人？还有的史料说，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夷灭三族！这也是想象！《明太祖实录》中，白纸黑字，“赐死”！这是给有功之臣犯罪以后的，留全尸的死法！一般以上吊、服毒为主！后来的大将冯胜、傅友德也是这个死法。再如“空印案”，真正被砍头的仅数十人，加上被劳动改造的也不会超过200人，但是被后世说到数万人。那么是不是连家属算到一起呢？也不是，如果都追究了无辜的家属，“空印案”中被杀的方克勤，怎会有方孝儒和他哥哥扶着父亲的棺材南归家乡呢？
谁是夸大造谣的主力军？首先是江南的二地主群体！朱元璋的抑强扶弱政策，动了他们的利益，仇恨需要得到宣泄，而这些人的子孙正是日后《明史》的执笔者。再者，就是满清入关以后，谄媚的文人官僚。即便是忠于前朝保持布衣身份，参与修史的一些执笔者，在行文上也必须要歪曲一下历史！满清统治者，不希望看到一个比他们要强的开国者形象。夸大朱元璋的残暴，正可以反衬清帝的仁慈，这是“维稳”的重要文化措施！ 　　
从现在开始，带着大家，从纷繁的史料中判断真伪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历史，一定要带着两双眼睛，一双聚焦于纸面，一双聚焦于纸面后三寸。这样，我们才能窥探到历史的真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徐达组合，解决了一个重要人物，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胡惟庸。爆出大明王朝第一起重大“权力震荡”、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一，过年啊，普天同庆。南京明皇宫奉天殿，老朱正接受群臣朝贺，然后是大宴群臣，大臣们的太太们则到坤宁宫拜见皇后马大脚，一起吃饭。胡惟庸夫妇都排在群臣和命妇之首，但是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他们，忐忑不安，心事重重样子！
不久前的腊月时分，南京城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胡惟庸之子骑马逛市场，马突然受惊在街上狂奔，风驰电掣中，人们急忙避闪一边，这个胡公子啊在马上也失去了平衡，一头撞在了前面的一辆车子上，当场重伤！不治身亡！虽然胡家不幸，但是这毕竟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交通事故。由于找不到马受惊的原因，胡府办事人员，一把将那辆车子的主人拿住。这胡惟庸胡丞相，从朝中一下班，得知儿子突然没了，悲痛交加，再加上经常挨老朱的训，可能比较压抑，这时突然爆发，丧失了理智，居然三拳两脚，一顿猛揍把这车主人打死了！ 　
按照现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位车主其实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却平白搭上了性命，可怜啊！打死人了，这当今丞相胡惟庸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下闯大祸了啊，心里想着：“什么事情能瞒得过老朱啊？每天菜市大街的白菜涨了几文钱，他都能知道。何况是，闹市中的这种大事？杀人者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老朱的态度很坚决！问题是，谁来偿命？能让担任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胡惟庸同志来偿命吗？冷静下来的胡惟庸同志郑重提议，能不能多给些钱，赔付给死者家属，算是私了了。老朱不许，一定要交出凶手！ 　　凶手其实就是我，可是我是位极人臣的丞相啊！这怎么可以？找一个家丁顶罪！倒是也有忠仆愿意挺身而出，可是大伙儿都看见是相爷亲自动手打杀的，交一个家丁出去，这岂不又是欺君之罪？这朱皇帝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事情的真相，兴许早在其掌握之中！这些年，不知处理过多少棘手的政治、经济事务的胡惟庸第一次成了没头的苍蝇！急啊！连忙招来几个同一山头的死党朋友陈宁、涂节等商议对策！
那这个时候啊，摆在胡惟庸面前有四条路，第一条，捧出乌纱和相印，引咎辞职，承认人是自己失手打死的，愿领过失杀人之罪，这也比较符合事实，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老朱同志的一念之间，或生或死，听天由命；他可没有免死铁券啊，就算有也白搭！第二条，找一个家丁，去顶罪，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一时是一时，这是在挑战老朱的智力，搞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除非老朱那里愿意装糊涂配合，塞天下黎民之口；第三条，跑，赶紧跑，丞相不当了，离开朱元璋统治的地盘，这个东西南北1万里的地方。办个移民，到北元或者日本、海外去！高丽人靠不牢，日本还可以考虑，又比较近！从南京出海还是比较靠谱的！ 第四条，造反，策动平常的几个死党和友好同僚，集体发动政变，推翻朱元璋的血腥统治，解放被老朱折磨地痛苦不堪的官僚阶级！这估计是他们自己想想吧，可是有这个力量吗？总之，四条出路，“跑”是最靠谱的，“反”是最没有可能的！只能说句气话！ 　　
正月初二，朝廷又正式上班了。胡惟庸同志站在朝班前列神色反常，怎么躲得过老朱锐利的眼睛！刷地一下，在朝班人群中一扫，只听“扑通”一声，跪倒一个投机分子，是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涂节！“胡惟庸这小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要谋反，他、他、他不是个好人啊！三年前，下官前任刘伯温大人去世好象就是他给毒杀的，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部长）陈宁也有份儿！我揭发！”朝堂之上，突然出现这样的声音，简直是青天霹雳！胡惟庸更是面如死灰！
局面的突变也大大出乎于朱元璋的预料，朱元璋的原计划是，利用这次偶发交通事故和打死人的事件，迫使胡惟庸辞职！以谢天下！避免一个国家出现另一个第二权力中心！但是胡惟庸小集团内部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内部的“狗咬狗现象”出现了，御史中丞涂节看到胡惟庸集团即将垮台，胜算简直为零，果断投机，走了一条告发之路。　结果胡惟庸、陈宁、涂节当场被摘去官帽，三堂会审。当然都是朱元璋指派的官员，一连审了四天，这四天是胡惟庸、陈宁、涂节三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阵势，虽然没有刑讯逼供，但是车轮战的严厉审问，难得打上一个瞌睡，即便是一个铁汉也是受不了的。而震惊之余的朱元璋，每天都要去看看审理的进度。最高指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正月初六，案子审明白了，群臣报告，胡惟庸果然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处以死刑！那是什么罪呢？是杀人罪，还是谋反罪呢？杀人罪，勉强还是算得上的，这并不冤枉了胡惟庸。但是，以这个罪判处胡惟庸这等重量级别的人死刑，未免份量有些不足！那么是不是谋反罪呢，查无实据啊！谋反罪可不是那么容易定的。真正的谋反罪，不但有主谋，还要找到同伙，特别是成建制武装力量，活动纲领，战略计划，经费来源等等铁证，方能定案。仅凭某人的一句臆测，或者是揭发，是不能定罪的！这是孤证，有诬陷的嫌疑！但是，胡惟庸在被审理过程中，在众人雨点般的质问中，理屈词穷，居然歇斯底里，出言不逊，这激怒了大家和朱元璋。谋反罪虽未经证实，但是以其平常的一些工作作风，绝对是整过一些人的，最后胡惟庸之罪被定为“枉法诬贤”、“蠹（du）害政治”！而陈宁则是胡惟庸的同伙，理应遭受同样的处罚！很快，胡惟庸、陈宁被赐死，上吊服毒等，反正啊，要比到大街上公开砍掉脑袋，还是给面子多了！另外，坚决不能放过涂节这个投机分子，参加审理工作的人纷纷一致表态，结果企图以揭发立功的涂节，被拉到大街上砍了脑袋。胡惟庸扭曲法律，诬陷好人，是大明政治体系的蛀虫！成了这时的罪名！审讯记录还显示了一些涉及此案的人员，就是与胡惟庸平常过从甚密的文官武官！这其中，居然赫然有李善长、陆仲亨二人，这可都是朱元璋走上夺取天下的初期就视为心腹的有功人员。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御史中丞涂节揭发胡惟庸罪行时提到的三年前“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案！这其实是个冤案。我们分析，刘伯温的真正死因可能是肝癌！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开始因病卧床不起，病因史载是“偶感风寒”（肝癌早期无症状，身体不适，还以为是一般感冒）。朱元璋派当时的文官之首左丞相胡惟庸携带宫廷太医前去探望，诊断。一番表面上的寒暄客套之后，太医进行了诊断，并开了药方。胡惟庸和太医走了以后，刘府照单抓药。但是，十数日之后，刘伯温和儿子说，觉得腹内有石块一样的东西生成，非常痛苦（这已经到了晚期，其实是肝硬化、肝腹水的表征）。二月中旬，刘伯温抱病进了一躺宫。席间委婉地对朱元璋说，服了太医的药方，好象没管多大事情，病情还是加重了！（你以为太医能治肝癌啊？21世纪也没找到好办法呢。）其实，刘伯温的潜台词是，对胡惟庸的严重不信任，怀疑药方里有毒！出宫以后，又在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三月下旬就坐车回浙江老家去了。回家以后，即拒绝服药，只吃些茶饭。不久于四月十六日病故！终年65岁。病程一共约三个月时间，符合晚期肝癌的特征。但是从刘伯温开始，到其子刘琏、刘璟，再到社会上的传闻，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的说法便在当时就传开了！胡惟庸在这一点上，冤啊！药是刘府亲自去抓的！方子是太医开的！那有什么毒药能控制人三个月死亡的？当然，还有想象力更为丰富的人们，把毒杀刘伯温的说法算到了朱元璋的头上，是胡惟庸带着朱元璋的旨意把刘伯温毒杀的。愚昧啊！东南沿海，本来就是肝癌的高发地区。而刘伯温生前，就表现出肝火旺盛、疾言厉色的特点，这在史籍中多处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几乎所有人把这些“常有无名之火”的亚健康特征，全部当作了“正直敢言”的性格使然。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等这些负面的联想，这要归根于大明丞相一职的竞争和选择！这也涉及了“淮西派”、“浙东派”的复杂政治斗争！
我们再回到洪武三年，当时前左丞相李善长办了病退，回家养病去了。朝中顿时出现权力真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老朱颇费踌躇，他找来浙东派的核心人物刘伯温，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关于丞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和谋士刘伯温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涉及了3个人，分别是，杨宪、汪广洋、胡惟庸。杨宪，山西阳曲人，1356年即参加革命，属于朱元璋刚夺取建康（南京）时吸纳的10人之一，后为朱元璋从事多年敌我情报领导工作，心思缜密，明察秋毫，包括联络张士诚、李察罕等秘密外交工作，都是他亲自出马，让朱元璋非常欣赏，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李克农”。而这个杨宪与刘伯温那也是臭味相投的好友，私交甚厚！属于“浙东派”的同盟军！汪广洋，江苏高邮人，性格谨慎。1355年参加革命，一直担任老朱革命根据地的中高级行政官僚，徐达打下山东以后，是第一任接收大员，后调到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任职。这人属于派系斗争的中间地带！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前丞相李善长的同乡，属于“淮西派”重要干将。1355年参加革命，任元帅府奏差，开始为朱元璋服务，属于早期革命跟随者。其后2年，胡惟庸下了基层，出为今安徽宁国县主簿一职，不久升为知县。在这个岗位上，胡惟庸一干就是7年，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后，升江西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佥（qian）事。
革命即将胜利时，胡惟庸才从根据地基层回到中央！套用某人的一句话，“我胡惟庸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虽然不否认有老乡李善长的提携！个人努力也很重要！朱元璋开口问得也很有意思，显然他是了解潜流中的地方派系斗争的，他先问了一个离“淮西派”、“浙东派”派系最远的山西人—大明开国情报负责人-杨宪！刘伯温对好友杨宪的评价是，“有相才无相器”。什么叫做相才？举凡国计民生、军国大事，都能拿出一套自己的高见，有创意，懂经营，会管理，这叫相才。那什么叫相器？简单说，就是容人之量啊！用民间俗语而言，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别搞派性！而杨宪长期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历的是严格保密，难以计入史册却又残酷的情报斗争，早已把杨宪锻炼成了一个斗争神经敏感，怀疑一切的人。怎么能够担任丞相一职，进而笼络同僚，调和派别，形成团队呢？在他眼里，谁都长得像敌人派来潜伏的特务！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张昶（chang厂）。张昶原本是大元王朝的户部尚书，当朝大员，著名经济学家，曾被元帝派来招安老朱，嘿嘿，来了就别想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老朱这儿干吧！正急缺经济人才！可是这张尚书的家属还在大都呢！如何放心得下！后来元朝败退，其家属跟随北撤大漠！老张尚书这时担任大明王朝的中书省参政，牵挂亲人，偷偷写了封信，托人捎到大漠。不巧，被情报头子杨宪逮了个正着！一审，老张尚书是老泪纵横，写下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还了得！杀了。这就是杨宪干的事儿！新建一个王朝，正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的时候，张昶作为一个旧王朝中央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实际上还是贡献了不少经验的！那汪广洋呢，刘伯温认为不值一提，评价道，“此人器量比杨宪同志还要浅！”好，几句话，我两个重要干部都被你给否定了，这可都是属于你们“非淮党”的！再提一个我们“淮西派”的胡惟庸，我老朱就是“淮西派”的总后台！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部”，胡惟庸同志有着相当强的基层工作经验，理论能够联系实际！办事能力强！可是，没想到刘伯温的评价，真是一点也不客气，“这是个翻车的货！”，简直在宣布判处胡惟庸同志的政治死刑！既然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朱元璋开始试探了，莫非是刘先生有心出任丞相一职？刘伯温可是一直以怀才不遇而自居啊！有经纬天地大才者，谁不愿意大展宏图，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好青史流名！可是，刘伯温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时反而推却了，说了两点理由，倒也颇有几分自知之明。第一，自己“疾恶太甚”，看见不顺眼的就要发火儿，刘伯温肝火旺啊！当年，老朱和陈友谅鄱阳湖之战前夕，群臣商议对策，相当部分人主张投降，刘伯温刚刚入幕不久，拍案而起，大叫把他们这些人都杀了，结果得罪了一大帮。容易发火，这是为相的大忌；第二，自己“不耐繁剧”，处理公文，远不是吟诗应对那么惬意，烦琐枯燥数量巨大，这也是刘伯温这种性急的人难以承受的。那么什么才是刘伯温理想中的宰相素质呢？“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刘伯温神乎其神地说了这么一句，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在派系斗争中搞好调和，一碗水端平，进而化解派系斗争。谈了半天，一个合适人选都没有！天下无人！步子还怎么迈？只有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意见，从此，刘伯温在朱元璋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术士！地位下降了！
洪武二年九月，杨宪被老朱从山西参政的位置上调回！回京担任中书省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职。洪武三年七月，又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算是接了李善长的班，成为大明开国第二任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乍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危险已经是“夜半临深池”了！而害他的人居然就是好友刘基刘伯温！政治斗争复杂啊！什么朋友，狗屁！这杨宪不是山西人吗，怎么能让他到山西为官呢？有这么几个原因，杨宪自幼随当官的父亲到江南建康一带生活，江南是他的第二故乡，祖籍地反而是生疏的。再者，当时太原初定，急缺人手，政治环境又复杂，一般人料理不了。最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山西的秘密潜伏人员如五台寺僧吴印（后来的山东布政使）等已经圆满完成任务，急需交接，这时不派杨宪能派谁呢，一去去了半年，也算是回了一趟老家！而汪广洋比杨宪要慢一步，他是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才回的南京，被任命为中书省参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助理），这时杨宪已经当了3个月的中书省右丞相了，位置比汪广洋要高。但是，汪广洋在杨宪之下，一起共事的半年间，彼此相处得很不愉快。到杨宪升任左丞相，汪广洋则补了杨宪的缺，进职右丞相的时候，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
杨宪喜欢的是，情报系统的吴印、华克勤等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包括李善长留在中书省的一些淮西派文官指挥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多种矛盾汇聚，这就让他下决心必须赶走汪广洋！《明史》分析，是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事母不孝，将其罢官赶回了老家高邮。这时候啊杨宪还不放心，又上奏老朱进一步将其赶到天涯海角-海南琼崖之地，走的远远的！同时，杨宪加快步伐，更换中书省官员，换成自己认为不错的人，正准备大展宏图，成为一代名相。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就因罪被杀了！杨宪对于中书省的大换血，同时激怒了淮西派、浙东派两大势力，成为众矢之的，怎么能不死！结果，李善长参奏弹劾其排斥异己，图谋不轨，作为杨宪密友的刘伯温则提供了关键证据（见《明太祖实录》），矛盾重重的两大派居然协调无比地打了个漂亮的配合，最后杨宪身首异处！是什么惹恼了刘伯温，非要置密友杨宪于死地呢？第一，这个相位，本来刘伯温想当。这从他洪武三年后返回家乡的一些怀才不遇的诗篇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老朱问话时，他怎么不顺水推舟接任丞相一职呢？因为，他难以确定老朱是否有诚心，把这个重要位置留给他！老朱要是再三请求，刘伯温必定答应！可是老朱没有，只是出语试探而已，证明老朱其实并没有把刘伯温当作理想的左丞相人选！这让刘伯温相当失望！第二，杨宪成为左丞相后，并未把浙东派人士提携起来，而是另起炉灶，这让浙东派非常不满。后来，浙东派官僚张孟兼，到山东任职时，与山东布政使吴印关系尤然那么紧张，就是明证。第三，官僚们对于情报部门人员有一种天然的反感，都担心自己的把柄不小心落入这些人之手，必要时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刘伯温对于杨宪揭发张昶通北，不寒而栗。要知道，那杨宪和张昶想当年也是好友啊！先下手为强！朋友？狗屁！我们似乎要接近于真实的刘伯温了，他能掐会算，但是对付起其政敌来，原来也是这么地心狠手辣！后来的史书中，提到杨宪之死，说不清楚原因。这是在为刘伯温遮丑啊！杨宪之死，心中最清楚不过的其实乃是朱元璋，纯属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使然！而杨宪之罪，也多属“莫须有”！最终由派系大佬，李善长挑动，刘伯温坐实，致于死地！大明建国定鼎之时，统治集团内部人员需要分配新的位置，这种摩擦和争斗自然是无法幸免的！政治斗争是复杂的！消灭了情报派的山西人杨宪，大家方才发现，真正得利的既不是淮西派首脑李善长，也不是浙东派首脑刘伯温，更不是骑墙派分子汪广洋，居然是革命根据地的安徽干部胡惟庸同志！我老胡可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我容易吗？就在左右丞相杨宪和汪广洋斗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替补上来的中书省参政胡惟庸也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练达行政事务处理的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获取了自己的威信！从流放海南的半路上被紧急召回的汪广洋，虽然一到南京就出任了左丞相（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他很快知道，中书省真正做主的居然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胡惟庸。自己不过是一个花瓶！有职无权啊！比如，不管什么事，属员都要再请示一下胡惟庸。胡惟庸要是不同意，这件事就算是黄了。而胡惟庸要是认可的话，十有八九就成了！这总理没法干了，保持沉默吧，混混工资算了！汪广洋变成了一个拣不起来的鼻涕糊！而刘伯温的结果呢，是被赐归！你回家去吧！60岁光荣退休！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荣誉！封诚意伯，年禄240石，事实上比不上一个正四品的知府！难怪后世好事者认为这个工资给得太低了！失意的刘伯温回乡以后，对知县来访也是自称小民，这种变态心理不难理解！这也是导致出现肝癌病变的诱因！这个祸事油子！朱元璋心中尤暗自骂道！让朕白白损失了一个杨宪！杨宪不该死啊！这是朕的心腹啊，他可是参与了草创建国的一切军国机密！功劳很大啊！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持工作初期，非常勤勉，也让老朱同志非常满意！胡惟庸还有一个优点，也不得不指出来，就是善于团结同志，弥合宗派！自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工作以来，原有的淮西派、浙东派等地方派系分野基本上消之于无形！胡惟庸对于明显属于浙东籍的中下层官僚也是百般呵护，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总领袖！何以见得呢？叶伯巨不过是一个在山西平遥县任职的小小青年教育干部，还是一个浙东人，上《万言书》触怒了老朱，胡惟庸都要设法减轻其罪罚！这一点，恰恰是刘伯温说的“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然而，这正是胡惟庸的不归路！　那么既然是个还算不错的“国务院总理”，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最后扳倒胡惟庸呢？ 答：路线斗争！　也就是说，朱元璋和胡惟庸两者爆发的是关乎到大明未来的路线之争，这是历代明史学家所容易忽略的。他们很多人只是肤浅地把这归结于君权和相权之间的斗争，这是拿着幼儿园水平看历史。历朝历代，强势君主不计其数，秦皇、汉武哪个不比朱元璋强势，照样和相权基本协调。而胡惟庸先是以“蠹害政治”之罪被赐死，随后的若干年其罪行终于累积至“谋反大罪”！被历史定格成为一个谋反者！并以“胡惟庸谋反集团”之名而株连甚众。那么胡惟庸和朱元璋有什么路线分歧呢？胡惟庸可是有着丰富的根据地工作经验啊！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明代建立初期，内外战事不断，大量消耗着国力。军队是用粮大户，胡惟庸不得不四处敛取税收，充实国库。胡惟庸甚至把脑筋动到了休战期间实行军屯的士兵身上，产出要国家个人一人一半，征取国家税收。朱元璋知道后，这不行！免！三年以后再意思意思就行了。好，在边关将士心中，朱元璋成了我主隆恩，胡惟庸成了王八蛋。老子献了青春献子孙，胡惟庸这厮还要惦记我们这点粮食！后来，胡惟庸与徐达关系长期紧张，与此很有关系。后世，大明王朝的税收一直不高，根子就在朱元璋。在征税这个问题上，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间有重大分歧。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已经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征税太高，民不聊生，民众难以安居乐业，如何能医治元末明初几十年的天灾、战争等后遗症？官逼民反，如何能让山西太原府芦芽山中四大王等反政府组织不发展壮大！因此，站在休养生息的角度，要减轻群众负担，我老朱带头，只吃四菜一汤；马大脚皇后则带头穿补丁衣服！总之，剥害小民，是老朱同志难以忍受的。仿佛是当年老朱自己的亲爹朱五四在遭受官吏、地主的联合盘剥一般，老朱同志可是有亲身体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老朱自己也是深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团结到胡惟庸集团的陈宁等人都是敛税高手。陈宁出任苏州知府时，为了尽快完成督粮任务（军用），不惜让手下采取烧铁烙人肌肤的办法，吓得苏州人胆战心惊，背后给起了个外号“陈烙铁”。当然，督粮任务很快完成，没有人再敢敷衍搪塞。但总非文明手段，有巧取豪夺之嫌！如果谁敢把苏州府的督粮经验照搬到山西太原府，只要不是脑子进水，都能估计到啊，坚持游击战的“四大王”可能会很快发展为第二个黄巢，拥兵百万！你胡惟庸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老朱推行军屯以后，军队自产军粮大幅增加，一时间十分得意，看我老朱多能，养活这么多军队，不劳百姓负担一分！然而，军屯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军队的第二代，第三代手中就不一样了，又会滋生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为历史所证明！比如我们今天还存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在也是如此！ 而朱元璋的低税收政策，给大明王朝留下了后遗症。明朝后期，国家难以供养一支人数超过10万人的完全脱离生产在外打仗的军队，军饷经常捉襟见肘！终于让叛乱者努尔哈赤坐大。可见，税收太低，也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个意义上讲，胡惟庸又是对的。胡惟庸想建立的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社会，这样机制稳定，便于管理。但首先要满足官僚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使他们“有面子，有尊严地生活”！而这种看似稳定的金字塔社会，朱元璋是难以接受的！基层小民的利益何在？空印案爆发以后，胡惟庸主张不予追究，这是胡朱之间的又一道裂痕！老朱的意思是，官僚集团，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因为他们太容易腐败！权力一旦掌握到手，欲望的扩张必然是进一步的。一旦犯错，就必须要接受劳动改造，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辛。官民不能有太大的差距！不能让他们有太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