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写于昆明
六年前,十一月下半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只漓江上的民船。那时正是长沙大火后,各地方的难民潮涌一般地到了桂林。抗战以来,如果说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那么武汉撤退显然是第二个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后的局势将要怎样发展,但对于将来都具有信心。人们好像很年轻,报纸上虽然没有多少好消息,同时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可是面貌上没有一些疲倦。
在桂林住了半个多月,全国各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发生感应,但是一上了漓江的船,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样澄清,传不来一点外边的消息。我立在船头,当桂林的那些山峰渐渐在我面前消逝时,我心里想,十月的下旬在赣江上,十一月的下旬在漓江上,一东一西,中间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么一个大省,但是民船,两个地方却没有一点不同,同样的船篷、同样的船身、同样的船夫撑船的姿势。从空间我又想到时间:在战前,在百年前,漓江上的航行也必定没有多少变化。山是那样奇兀,水是这样清澈,江底的石块无论大小都历历可数。此外就是寂静、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破。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至于山水的奇丽还要算漓江。船过了大墟,这条江水便永久被四面的山包围起来了。船在水中央,仿佛永久在一座带形的湖里,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人没有事做,只有望着四围的山峰。经过长久的时间,山峰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转了一个大弯子,面前的山峰紧接着也改变了形象,原来船已经走出这“带形的湖”,又走入一座新的“带形的湖”里。山的转变无穷,水也始终没有被前面的山遏住。这样两天,过了阳朔一直到了平乐。
在平乐,我们找到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走越热,临行的前一天,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在热的地方穿,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汽车在第二天清早就要开行。我说,我们不妨到裁缝铺里试一试。我们于是在临江的一条街上买了一件衣料,随后拿着这件衣料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地说来不及了。最后到了一家,仍然是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样坚决,不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们也就利用这一点可能的意味向那裁缝恳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工资。”
“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增加。”
“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们继续恳求,最后那裁缝被我们说动了,他说:“放在这里吧,我替你们赶做——”
我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他,继续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琐事。晚饭后,一切都已收拾停当,我们决定早一点睡,至于那件夹衣,第二天清早去取,想不会有什么耽搁。想不到睡得正熟的时候,忽然有茶房敲门,说楼下有人来找。我睡眼朦胧地走到楼下,白天的那个裁缝正捧着一件叠得好好的夹衣在旅馆的柜台旁立着。他说,这件夹衣做好了,在十二点以前。
我当时很感动,我对于我的早睡觉得十分惭愧。我接过来那件夹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钟正打十二点。
六年了,在这六年内听说广西也有许多变化,过去的事在脑里一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来,敌人侵入广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样的大地名天天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平乐也曾经一再地在报纸上读到。当我读到“平乐”二字时,不知怎么漓江两岸的风光以及平乐那晚的经验都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也会有了变化,还有那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
并且,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业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现在敌人正在广西到处猖獗,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病菌似的传布着,我坐在房里,只苦苦地思念起漓江两岸的风光和平乐的那个认真而守时刻的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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