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条》：法律界等这部电影很久了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

答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

初一一大早去看了影片《第二十条》，我的观后感是：法律界等这样一部电影，等很久了。

影片围绕检察官韩明的工作生活展开，讲了三个案件。

主线案件，是一桩非法催债导致的反杀案。

被害人一家为了给孩子看病，欠了村霸的高利贷。为了讨债，村霸杀了被害人家的狗，用狗链把丈夫拴在门口，多次强暴残疾的聋哑妻子，甚至威胁动刀行凶。恐惧绝望之中，丈夫拿起一把剪刀乱捅，致村霸重伤，后不治身亡。

辅线案件有两个。

第一个，是韩明儿子，因为制止校园霸凌，打伤了教导主任的儿子，面临治安立案的风险。

第二个，是韩明办过的案子，公交司机为制止流氓调戏乘客，大打出手，被判故意伤害，争取翻案的过程中意外身亡。

主人公韩明，是一个从县城到市里的挂职检察官——人到中年，世故圆滑，办事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同时，他严守法律教条，严格遵循判例，哪怕内心对当事人有无限同情，办案时也不敢有丝毫破格。

可这三个案子接连发生，一步步将他拖入了情与法的纠缠之中。

他会背许多法条，却无法回答自己的儿子——“制止霸凌，我做错了吗？”

他看过许多判例，却无法回答公交司机的女儿——“如果你在那辆车上，你会怎么做？”

在情与法的拉扯之下，韩明动摇了原本坚持的法律精英主义，开始思考法律真正的意义，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法律，应该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影片最后，有一段话，大概这么说的：

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

更不能让老百姓用自己的一生，甚至好几代人，去消化这个代价。

这部影片，用一个检察官的思想转变，生动反映了我们“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很严格，只要手段稍微过激，就有可能被认定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最好的情况也是过失致人死亡。

因为标准高、适用少，也被戏称为“僵尸条款”。

这当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八九十年代，我们治安条件远不如现在好，车匪路霸横行，村与村之间械斗不断，一点小的矛盾纠纷就可能演变成严重的恶性案件。

为了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收拢，我们便将“正当防卫”卡得很死，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的治安条件有了质的飞跃，逐渐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这个时候，我们法律的价值，就应该积极从“秩序”向“自由”转变。

如果还将“正当防卫”条款束之高阁，便会挑战公众最朴素的正义感。

2016年的于欢案，是一个转折点。

在遭受非法讨债集团的非法拘禁、语言侮辱、暴力殴打之后，于欢为了保护母亲，捅伤一名小混混，致其伤重死亡。

一审，于欢被判无期徒刑，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大家也向法律，提出了韩明面对的问题：

“保护母亲，他做错了吗？”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和于欢的选择一样，那法律是不是强人所难呢？

万众瞩目之下，二审将枪口抬高一寸，改判于欢防卫过当，获刑五年。

到了2018年，“正当防卫”被“昆山反杀案”正式激活。

死者刘某龙，酒后乘车，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与正常行驶的于某明发生剐蹭，争执之中，刘某龙返回车内取出一把大砍刀砍向于某明，不慎脱手，于某明捡起砍刀，反过来将刘某龙砍翻在地，致其伤重死亡。

本案发生于当年8月27日，公安还在立案侦查阶段，最高检便指导江苏检察机关提前介入，9月1日，将本案定性为“正当防卫”，不到一周，于某明无罪释放。

不夸张地说，当年法律界堪比“提前过年”，无不对这个处理交口称赞。

此后，“正当防卫”制度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无数为了自我保护的普通人，被免予刑事起诉。

2020年，两高一部联合发布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

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法律，说复杂很复杂，有成千上万的法条和浩如烟海的判例；

可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四个大字——公平正义。

普通老百姓，也许不理解拗口的术语，不熟悉复杂的程序。

但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不会比任何一个专业的法律学者要差。

正因如此，我们的每一桩案件，不仅要经得住法律的考验，更要经得住人心和历史的考验。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桩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变化，也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说白了，“第20条”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引子，一个注脚，这部电影真正要讨论的，正是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关系。

可贵之处在于，它用精彩的故事和幽默的叙事，给了我们一个足以说服所有人的答案：

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