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忽必烈、朱元璋……统统拿它没办法

在成都博物馆新近举办的“满庭芳——金银器里的宋代生活”特展上，除了琳琅满目的宋代金银器皿和珠宝首饰之外，还展出了一种形制特别的白银货币：银铤。

古代习惯将长且端直的东西称“挺”，金银之名曰“铤”亦是因其整体形状长而挺直，具体形态则有直板、平头束腰和圆头束腰等。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三枚银铤，形态各不相同

目前考古发现的银铤实物，最早为唐代中期，主要作为大额支付和储藏财富的手段使用，还不具备流通职能。到了宋代，白银的使用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非官方的法定货币。

中国最早的白银货币是什么模样？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的历史又有多长？我们对白银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它却无比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古老国家的数百年国运。

从汉武帝的“白金三品”到王莽的“银货二品”

关于“中国古代最早的白银货币起源”问题，学界至今都未能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但197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了18件战国时期的“大银板”；河北平山县中山国遗址出土了12枚精巧的小银贝。

银空首布

不少学者认为，这18件带手柄的大银板，就是银质的空首布——空首布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金属货币之一，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外形像是青铜铸成的铲子。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银质的空首布是浇铸后未经修整的银板，和当时一同出土的大批金币一样，作为主人的一笔财富而储藏，不具备货币功能。

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小银贝，在发现时与金匕、金贝、金饰片、银带钩等一起放在墓主身上和棺椁上，因此其性质更可能是一种贵金属陪葬品。

中山王墓出土的银贝和金贝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先秦时期，白银还没有成为货币。而同时期的黄金则已经开始发挥货币的部分职能，尤其是在盛产黄金的楚国，不但大量使用黄金，还铸造一种被称为“郢爯”的金版。“郢爯”也被普遍视为我国最早的黄金铸币。

楚国“郢爯”金版

到了西汉时期，黄金更是大行其道，其应用范围之广、数额之大，都是后世历朝各代所无法相比的。翻看当时的文献记载，似乎到处都是金光闪闪：汉武帝的“金屋藏娇”，汉武帝用与真马等大的金马，去大宛国求取汗血宝马……

恰恰也正是这位挥金如土的汉武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行中央政府铸造银币的皇帝。

他设计的这套银币，就是传说中的“白金三品”——用银锡合金铸成3种不同面额的银币，设计理念是“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第一种是最贵的圆形龙币，值铜钱3000枚；第二种是方形马币，值铜钱500枚；第三种为椭圆形龟币，值铜钱300枚。

“白金三品”

汉武帝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很明确：收割权贵，补充军费。除了白金三品外，汉武帝还发行了一种面额更为巨大的钱币：白鹿皮币。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在元狩四年，“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

这一货币理念可谓相当超前，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因此，汉武帝杀了许多人。在这之后，这一历时五年的货币举措就废止了。

西汉特有的“麟趾金”

后来，王莽在进行币制改革时，也发行过两种银币：“朱提银”和“它银”，后人称“银货二品”。它们并非单独发行，而是作为一套极度复杂的“宝货制”二十八品的一部分，失败得更加彻底。

与之相比，王莽实行的黄金国有政策，倒是成果斐然：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到王莽死的时候，宫中尚存六、七十万斤黄金，与当时罗马帝国的黄金储量大体相当。

成也白银 败也白银

唐代的货币制度是钱帛兼行，丝织品也是重要的支付手段，金银虽然频繁被使用，但仍是称量货币，主流货币仍是铜钱。

称量货币就是重量货币，没有标准的形态和成色，流通时必须通过鉴定和称重，以定价额，与限定面额及成色的标准铸币和计数货币不同。

杨国忠进奉的银铤，铸造于天宝十年

到了宋代，虽然常用银两，但因为不做流通使用，法律上不被视作货币，所以国家并不垄断其铸造权。比如这次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银铤，通过其上的刻字便可知是私人销铸，经专人验收后卖给官府，官府再拿去向朝廷上贡。

虽然银锭是从元代开始得名“元宝”，但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及其后人却更加不愿让白银成为货币——他们大力推行的是纸钞，为此甚至禁止民众使用铜钱。

元代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

这种由桑树皮做成的柔韧纸钞，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

元代开创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当时的世界遥遥领先——要知道，作为英镑前身的英格兰银行券，直到17世纪才登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元代中后期时局混乱，钞票的滥发和贬值很快就导致了纸币的崩溃。

到了明代，朱元璋也试图强力推行“大明宝钞”，不仅严禁民间使用白银，也努力防止民间伪造——为此，每张钞票上都标注了告发伪造者有赏。但你猜怎么着？告发的赏赐是白银。

大明通行宝钞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历史发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为转移，在钱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再出一百条严酷的禁令，也不能解决大明宝钞的信用问题，老百姓要生活，还是得用银钱。

到了明英宗的时候，对白银的禁令便已大大放松。1567年，隆庆帝即位后，终于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至此，白银正式获得应有地位，实现了完全的货币化。

与此同时，海禁也放开了。来自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商人们，带来了整船整船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据统计，从1567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里从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是3亿3千万两。

印有“元宝”字样的元代银锭

巨额的白银流入，润滑着、滋养着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催生出《金瓶梅》里富得流油的西门大官人，也让风尘女子杜十娘的百宝箱里也能装满瑶簪宝珥、玉箫金管、夜明珠、猫儿眼……

然而，成也白银，败也白银。中国的白银矿藏并不丰厚，甚至远不及邻国日本，因此高度依赖外来白银。而随着明代晚期白银流入量的锐减，银钱比价不断攀升，赋税负担变得愈加沉重，再叠加“明清小冰期”造成的粮食减产，构成了明朝历史的大转折。

经济学者徐瑾在她的著作《白银帝国》里提到：明末李自成的部队从西北起兵，也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并非偶然，“因为那是一块远离白银浸润而又饱受饥荒的土地。”

洋洋白银流淌，不过大梦一场

进入清代，白银的地位已不可撼动，并且朝廷对白银的使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国家仅统一铸造铜钱。五花八门的银钱制式在全国各省内部流通着，种类繁多，流通方式也十分复杂。

主要的几种，除了50两的银元宝之外，还有重约10两的小元宝，以及馒头形的小银锞和散碎银两等。到康熙年间重开海禁后，外国的各式银元也进来了，清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形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

铸造于乾隆年间的八宝小银锭

清政府也尝试过发行自铸银元，但始终都没能挤掉外来的白银货币。这些银元里有来自西班牙的“双柱”、来自法国的“埃居”、来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杜卡通”、来自北欧的“塔勒”、来自荷兰的“马剑”、来自日本的“龙洋”等。其中，墨西哥铸造的“鹰洋”因成色好、品质稳定而最受欢迎。

墨西哥铸造的“鹰洋”

数据和名类总是枯燥，不如小说里的故事令人难忘。我们之所以对“银两”的印象如此深刻，大约也和明清小说里俯仰皆是银钱的描写脱不了干系。

在《红楼梦》的世界里，更是处处都辉映着银钱的影子。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则成为小说中那个世界巨大贫富差距的“参照物”——太太小姐们吃着螃蟹喝着酒，赏花吟诗。刘姥姥听到螃蟹的大小斤两，便立刻开始算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刘姥姥第一次到荣国府时，凤姐施舍过她二十两银子，令她千恩万谢。在《红楼梦》的结尾，当凤姐去世，家道中落，巧姐儿也险些被卖掉的时候，也是刘姥姥挺身而出，悄悄救走了巧姐。作为荣国府里最能搞钱的女人，在迈入太虚幻境的那一刻，凤姐或许也如梦方醒：白银流淌，不过是大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