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门”永存：卡皮巴拉是如何成为松弛感大师的？

“卡皮巴拉”，水豚的西文capybara音译，是一种身型巨大的食草动物。它以慵懒的性格著称，经常在需要移动时站在其他动物背上，享受顺风车。它随遇而安，乐于让各种物品在其身上堆砌。面对其他动物的骚扰或戏弄，卡皮巴拉总是摆出一副无精打采、任人摆布的态度。它们仿佛动物界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人生就是躺在自己的“大陶罐”里晒太阳——活着只图顺其自然，死了那就一切释然。

被誉为“松弛感大师”的卡皮巴拉，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不仅赢得了当代人的喜爱，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年轻人常用卡比巴拉的表情包来传达自己的情感状态，寻求心灵慰藉。然而，它的流行并非仅仅源于其可爱的外表和慵懒的气质；它的风靡深刻地映射了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和潜在心理。

人们为何如此着迷于它那一成不变的表情？卡皮巴拉那宠辱不惊的性格以及卓越的“被动”社交能力，如何成了高压生活的解药、拒绝内耗的良方？至少，通过解读卡皮巴拉的普及模式，我们可以窥见人们内心多样的欲望和动机。

“卡皮巴拉”演我精神状态

卡皮巴拉在互联网上的走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广泛流传的水豚表情包和热门的水豚主题视频。那么，这两种现象如何与当代人的情感世界相连呢？水豚等可爱小动物的表情包本就具备抚慰心灵的功能。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尴尬或焦虑时，卡皮巴拉那永恒不变的平静面容自带幽默感，巧妙地缓解消极情绪。不止于此，分享卡皮巴拉的过程还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塑造。通过一种“模仿”模式，卡皮巴拉在个体间得以广泛传播，这种自我塑造的过程和跨个体的传播特性，使卡皮巴拉的幽默感能够发挥更深层的作用。

我们常说“卡皮巴拉演我精神状态”，在这一“演我”的过程中，它所承载的主要是情感元素，选择与自己当前情绪或心态相符的表情包会帮助我们释放情绪。在沮丧时，谁能拒绝和朋友们分享一个“生无可恋”的卡皮巴拉呢？在其“萌丧”的眼眸中，我们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和接纳了。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反映自己当下的现状或理想自我表情包，尤其是当它们与自身经历、观点或幽默感相吻合时，这种选择会塑造认同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卡皮巴拉成为了人们情绪释放和自我表达的重要工具。

小海狸“露比”的风靡也源于类似的原因。尽管露比刚开始只是韩国动画《小企鹅Pororo》中的边缘角色，有着大眼睛和甜美笑容，性格设定是可爱软糯。但在网络传播中，她可爱憨厚的表情却在网友配文的表情包加持下，成为优选的“阴阳怪气代言人”。在她八面玲珑、粉嫩无害的乖乖女外表下，隐藏了一个敏感真诚、桀骜刻薄的灵魂。正像许多打工人，面对职场中的无奈处境时，哪怕内心已经翻江倒海，脸上还是要挂着笑容。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给自己贴标签”来表达自我。给自己贴标签不仅满足了人们被看见、被理解的需求，还保证了一种融入群体的安全感。比如，学生们在论文压力下，可能会用无精打采的卡皮巴拉表情包，以此互相认同；遭遇老板斥责的打工人，可能会向同事发送一只沮丧的露比，以此代替现实中的隐忍。这些“卡皮巴拉们”不仅在帮助人们疏导情绪，构建身份认同，还创造了丰富的语言游戏用以传达情感，增强了使用者之间的共鸣。

卡皮巴拉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它解构了日常的严肃性。这正是俄罗斯音乐家阿列克谢-普鲁日尼科夫创作的“水豚之歌”走红全球的原因。[1]这首歌成为了无数搞笑视频的背景音乐，它以鬼畜的形式进行了对卡皮巴拉的幽默再创作。学者云天遥认为，鬼畜的目的在于改变甚至瓦解某个符号的常规意义，挑战其原有的结构。虽然“水豚之歌”并非典型的解构作品，它却巧妙运用了鬼畜解构的符号策略：通过重复、脱离与重组，通过元素的重复、脱离原文和重组，使卡皮巴拉的音节和图像在作品中无节制地，扁平地反复出现，[2]打破了常规的表达方式。随着这首曲子的魔性节奏，观众看着卡皮巴拉平静地叠鳄鱼、鹈鹕、乌龟甚至自己，不禁随之摆动身体，跟随着哼唱。这些奇特而幽默的场景让我们跳出了生活的紧张和严肃，带来了一丝轻松和欢笑。

这现象仿佛是一场无预谋、无规则的集体鬼畜，一种自发的语言游戏。它让人想起“闻会军”刷爆朋友圈的情景。最近，朋友圈中突然充斥着搭配emo文案的中年男人自拍照——闻会军。这种现象，与其说是“闻会军演我精神状态”，不如说是“我扮演闻会军口吐真言”。我们不再单独勇敢地向世界宣布自己的特立独行，而是选择藏身于面具之后，在这个广泛的语言游戏中，通过与他人微妙的联结感受自己的存在，同时对生活的荒谬进行微妙的抵抗。

萌化的“松弛”

卡皮巴拉所展现出的“看破一切，无动于衷”与松弛感、“佛系”文化的流行也十分相似。在倡导“优绩主义”的资本制度单一而苛刻的成功标准之下，许多人深陷无助感和心灵内耗之中，因此，面对这样严酷的成功标准，他们开始通过减少自己的欲望和目标，试图回归一种舒适和愉快的生活状态。特别是那些被迫卷入比较与竞争漩涡中，却无法获得成就感和现实利益的人群，深受挫败感和内疚感的困扰。在这种背景下，松弛感文化成为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淡化情绪反应和自嘲的手段来化解挫败和内疚，带来心灵的平和。

感到挫败和内疚，并非个体意志所能左右。在一个资源有限、成功标准狭隘的社会中，总有人被贴上“输家”的标签，而“赢家”仅占少数。尤其是当劳动力的增加无助于社会总资源的增长时，个体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开始了无尽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再是创新和变革的推动力，反而导致了“内卷化”，频繁加剧了所谓输家的挫败感。在“优绩文化”中，只有努力并获得名利的人才被视作“人生赢家”，而大多数普通人则沦为“输家”。这种文化过度强调努力与成功的直接关联，使得人们难免因“不够努力”而自责，却忽略了家庭背景、运气、时代机遇等诸多影响因素。

问题在于，正如每亩土地能提供的营养有其上限一样，人们的日常努力也有其极限。但是，在优绩社会的内卷风潮中，“推崇努力”逐渐演变为“合理化自我剥削”。诸如2020年的《后浪》之所以引发争议，正是因为它试图使我们接受“不懈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念，进而成为“功绩主体”。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这些功绩主体看似在工作中自主且享受乐趣，但实则患上了“绩效强迫症”。他们永无止境地追求效能提升，同自身竞争，直至心灵的枯竭和崩溃。在反复自问“我为什么做不到？”的过程中，他们承受着内疚与匮乏之苦，这是一场看似自愿却充满痛苦的征程。

在这种背景下，将“松弛”、拒绝内耗仅视为淡然的生活态度过于简单化，它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颓丧”状态，反映了人们渴望“放过自己”。正如自嘲为“废柴”或“屌丝”，无欲求文化中的自我贬低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自嘲，一种试图退出残酷竞争的道德自裁。[3]承认自己无法达成当下社会中的伦理要求，通过委婉的“认输”姿态实现自我接纳。但是，“退出竞争”的姿态本身就是对“优绩文化”的质疑，以及对物质追求的厌倦。此时，不悲不喜的态度不仅是对现状的悬搁与回避，也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迷茫。[4]

卡皮巴拉的形象，可以说是无欲求文化的一种“萌化”版本，它通过可爱的外表为颓丧带来了一丝色彩。它不仅以更温柔的方式进行自我调侃，以释放压抑情绪，还试图通过“可爱”为“颓丧”赋予积极价值。这反映了人们在认识到自己无法适应现有竞争规则后，对自身在世界中位置的重新探索。然而，卡皮巴拉的这种治愈系可爱，也可能成为一种更深层次的逃避机制，这样的逃避有可能导致放弃对自身内在思考和真诚表达的追求。

逃避自由与超越倦怠

卡皮巴拉的热度不仅限于网络，它在消费市场中同样大受欢迎，相关联名商品销量火爆。人们对这些商品的热衷，往往不再是在进行自我情感的表达，更多的是在追求时尚，迎合某种“狂热”。很多人甚至并不理解或欣赏卡皮巴拉的性格，而仅仅因其是一个可爱的商品，就像追捧露比、玲娜贝尔、草莓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卡皮巴拉本身也成为了消费主义的产物，其深层意义——对物质欲望和内心疲惫的反思，在商业化的波澜中逐渐变得模糊。

在网络空间中，卡皮巴拉引发的狂热不亚于社交媒体上的“闻会军刷屏”现象。当我们日常的烦闷与失望无所寄托，在枯燥、困惑和迷茫中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人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如卡皮巴拉这样的“迷因”。这种群体性的热情，既可以是一种对社会期待的轻松反抗，也是一种融入群体、共享情感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无需铭记抗争、批评的初衷，而是选择在这种集体表达中找到安慰，沉浸其中，暂时忘却现实的重压。

但是，在这种狂热之下，内心深处实际上是一种对深度思考的回避。活跃的“功绩主体”习惯于持续获取瞬时的确定和满足，更倾向于简单直接的情感宣泄，而非深入探索问题的本质。当人们选择“止痛”而非“治本”时，选择“被代言”而放弃真实的自我表达时，他们深入反思世界和自身困境的能力遭受损伤。卡皮巴拉的可爱形象成为了一种逃避现实的避风港，使人们免于面对更深层次的挫败，然而，逃避可能阻碍了人们认知更深刻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种自我矮化策略，一种对个体主动性的自我流放。与互联网上各式“发疯”不同，选择安静的卡皮巴拉更接近于一种自我的悬搁状态。它引领着向更深层的、立场不明的自我放弃。人们不再用清晰的情感立场去评判自我或他人，也失去了对外界的关注。[5]这种逃避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恐惧真相、环境变迁、人际冲突，更是一种深刻的思考放弃，选择只在安全而浅薄的体验中徘徊。这不仅是希望和能量的丧失，更是深度自我认知和真诚表达的遗失。

这正是《逃避自由》中所描述的情况，个体为了逃避孤独和无力感，试图将自己完全融于外部世界之中。然而，孤独与恐惧孤独、自主与批判性构成了当代人类心灵的双重面孔。逃避成为一种温柔的策略，是面向残酷现实时维持生命延续的必须。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化追求下，人们通过寻找如卡皮巴拉这样的符号，试图退出竞争，却无意中加剧了商品化竞争；试图跟随精神稳定的偶像，却加强了情感的过快更迭和表层化；通过身处人群之中，遗忘了自己的初心，最终走向了对自由的放弃。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尽管卡皮巴拉常被用作一种“退却式”的符号，但人们对它的喜爱超越了它的无欲求属性。它的可爱、对严肃性的解构以及温和的嘲讽，实则为人们提供了情绪上喘息的空间、与他人建立积极联系的可能性、以及温柔的抵抗方式。

人类的天性就是容易被可爱治愈，“萌”是全年龄段都热爱的奶茶，使人们紧绷的内心卸下防御，变得柔软；而“卖萌”则是生活战场中的成年人卸下了冰冷的铠甲，围着温暖的火堆坐下，在包容而无所顾忌的童年氛围感中同煮一壶奶茶。这种“幼年化”的心理现象，是人们的一种无意识的、撒娇式的对抗，这种轻松愉悦与正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去压力化、去成熟化、去规训化，[6]我们是作为新鲜的可爱的人类活着。

如果说，我们终了一生所追求的，不仅是外界的理解，而是理解并完成内心深处的自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卡皮巴拉不应仅被视为一种逃避的符号或是喘息的快乐老家，而应成为引发深入思考和社会对话的催化剂，让我们在小憩品尝奶茶后，重获童真的希望与好奇，勇敢地直面问题，重燃思考的火光。毕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卡皮巴拉的影响永远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和讨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