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5个子女的命运如何？每人各有所长，大儿子坠楼高位截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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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公自小离家，四海漂泊，因此对家庭和亲人格外地重视、珍惜。

他与妻子卓琳婚后共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孩子们长大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也都各有所长。

长女邓林

邓林是邓小平的长女，出生于1941年，正值中国华北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

因此在邓小平的五个子女中，她是年幼时吃苦最多的。

当时，卓琳生下她后就要转战，只能拜托老乡帮忙照顾。

两年后再回去接她时，孩子已经饿得皮包骨了。

即使回到了父母身边，忙碌的邓小平与卓琳也没有时间抚育孩子，邓林只能在延安保育院生活。

她是“公家”的孩子，虽然很少见到亲生父母，但在延安有许多叔叔阿姨的照顾。

像是“独臂将军”蔡树藩和他的妻子陈书莲，就是邓林的干爸、干妈。

1945年邯郸解放，那是她第一次跟随父母，到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去。

孩子们见了什么都新鲜，邓林却安安静静地盯着一户人家的油画看了很久。

卓琳见了便说：这孩子很喜欢画，将来要是能当画家就好了。

但邓林并不是从小学画的，在那个流动的岁月里，她没有稳定学习的机会。

邓林

从邯郸到南京，从上海到北京，她也要跟着父母随军行动，帮着母亲照顾弟弟妹妹。

直到和平岁月，她才能接受系统教育。

大学时，她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才正式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1967年，邓林从中央美院毕业。

1968年时，邓林赴河北宣化的部队中接受“劳动锻炼”。

她先是在造纸厂工作了半年，之后又去干农活。

工作多苦她都能坚持，真正叫她承受不住的，是军队的监管和频繁的政治审查。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她要比别人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她羡慕在农村的弟弟妹妹，更是想念他们。

一个月四十几元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她全都买了衣服、棉鞋还有罐头之类的，寄给弟妹。

好在她是天生的老实、坚韧，为她在艰难的日子带来了一层保护。

但因为年幼时的苦难，她一直体弱多病。

小妹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道：“邓林从小身体不好，是父母亲最担心的。”

从小到大，邓榕几乎没见到父亲给谁写过信，或是去拜托谁帮忙。

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他为了孩子们，尤其是邓林，多次给毛主席写信。

为了孩子们能生活得好一些，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能想到的、能帮到的，他都竭力去做。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写信，请求他帮助：

“我的大女儿邓林……她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回忆起那段艰苦、扭曲的岁月，邓林也只是为父亲感到不公，对于自己所受的苦难屈辱，却并没有什么埋怨。

之后的那些年，邓家也跟着邓小平在政治上的起起伏伏而颠簸。

幸好，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邓林也跟着一起回了北京。

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些，她又有机会重新拾起画笔。

直到父亲重新回到政坛，在他的庇护下，邓林终于有了一片安静的天地来创作，继续她的画家生涯。

长子邓朴方

大儿子邓朴方出生在1944年。

战乱年代，他从小就随着父亲四处转战，经历了许多变迁。

尽管他是邓小平的长子，但在北京十三中学读书时，他总是很低调，很少有同学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着内忧外患。

这时的邓朴方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当时有志青年一样，他也关注着国家的富国强兵之路。

于是他刻苦学习，最终以平均分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大学时的邓朴方立志做一名科学家，因此认真钻研学术。

可是大学快要毕业时，那场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就爆发了。

事态愈演愈烈，他还没能想清楚这一切究竟是对是错时，父亲就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

子女们也因此被牵连，在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

邓朴方因此苦闷不已，时常借酒消愁。

有一次，他和同学到颐和园后湖附近散步。

大概是因为喝了酒，他借着酒劲，把心中的苦闷和愤恨都说了出来。

邓朴方酒后吐真言，被造反派知道后，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进行专案追查。

他被关在北大东门外的一栋大楼里，逼他说出更多东西。

邓朴方知道，自己的言论影响的不仅是自己，很可能会被强加在父母，以及与他们亲近的老革命家身上。

因此在近五个月的监禁中，邓朴方什么都没有说。

造反派一无所获，就把他往绝路上逼，邓朴方无法忍受，只能以死抗争。

1968年5月，他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了这封绝命书，他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破窗而出，从三楼一跃而下。

但是因为被铁丝拦了一下腰，他翻了个滚，背部先落地，摔断了腰椎。

他被送到了北医三院，可也只是住院，没有做手术。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高位截瘫。

后来，邓朴方担任残联主席，拖着残病之躯为残疾人奔走呼号，争取更多保障。

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但他也坦言，自己能走到今天，离不开父亲的背景。

“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大管家”邓楠

二女儿邓楠，曾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据说有一年周总理到邓家去，卓琳向总理介绍邓楠时说：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周总理便笑道：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

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也同医生这样介绍邓楠。

邓小平听了，只是笑而不语，可见他的认可与赞许。

邓楠只比大姐邓林小四岁，同样也是出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但好在那时卓琳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所以邓楠从小是跟在母亲和姐姐身边长大的。

邓楠自小聪明灵巧，跟着家属院里一群比她大的孩子们上学、玩耍，她总是那个领头出主意的。

她天资聪颖，孩子们同样都贪玩，她却总能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卓琳见她很有学习天赋，便有意培养。

在母亲的引导下，邓楠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她也不负期望，实现了父母为她确定的目标，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邓楠在父母的培养下，那时已经算是家中的一位“小政治家”了。

她时常与父母交流这些问题，因此对政治很敏感，对形势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那时候，妹妹邓榕和她的想法对立，卓琳便打电话给邓榕，叫她不要和姐姐争论。

后来也的确证明，邓楠的想法是正确的。

兄弟姐妹们的年龄和思想都有差异，但邓楠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就使她在家中有了一定的权威，得到了家人们的信赖。

当时，哥哥都在外学习闯荡，姐姐醉心艺术，弟弟妹妹年纪又小，所以邓楠必须帮着母亲撑起这个家。

那时候，邓小平遭到批判，地位岌岌可危。

邓楠很早就知道了父亲的情况，所以每晚都会和母亲长谈。

卓琳信赖她的能力，也指望她能在关键时刻担起家庭的重任，因此对她从不隐瞒。

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卓琳会第一时间告诉她，并教给她出现问题时该如何处置解决。

邓小平随后两次受难，母亲也无法和孩子们联系。

这时的邓楠已经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也如父母期待的那样，成为了家里的“总管家”。

家里还有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妹，可是中南海里不能住后，一家人连住处都没有，邓楠就带着姐妹们去争取房子。

家中经济紧张，邓楠就仔细规划资金安排，想办法攒出备用金来。

一家人想念邓小平和卓琳也无计可施，可邓楠却总能想出办法。

她到中办去要父母的工资，可一拿到钱就说工资不准，要见到他们的纸条确定才行。

工作人员就只能叫卓琳给她写个字条，虽然见不到人，但兄弟姐妹们至少能靠着一张纸条以慰思念。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们也要接受再教育。

兄弟姐妹们天各一方，因此邓楠总是频繁地写信。

收集大家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是催促大家给父母写信。

邓小平再度被软禁时，她和抄家的人据理力争，保住了住处。

三度复出时，邓楠已经结婚生子，也成为了党内成熟的国家干部，令父母自豪。

飞飞和毛毛

邓小平最小的两个孩子，是三女儿邓榕，和次子邓质方。

1970年，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

可见他与卓琳对小儿子和小女儿的疼爱。

邓质方和邓楠一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80年代初，他赴美留学，获得了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

而小女儿邓榕，却是知名度最高的。

她是父亲的“史官”，《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便是她所著。

文笔细腻，感情深厚，让大家对邓小平有了更深的了解。

邓榕和哥哥姐姐不一样，生在建国后的她，年幼时没有受过什么苦难。

无忧无虑长大的她，生性活泼，思想也总是很前卫。

她喜欢外语，在陕北插队时也坚持自学。

她在外交部工作过，在驻美大使馆当秘书，回国后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

仕途不错，但邓榕却没有走上政治之路。

父亲邓小平曾任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是残联主席，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姐姐邓楠是科技部副部长。

她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邓榕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懂医，又能应酬。

所以邓小平晚年时在外行走时，她总是陪伴身边。

邓小平在301住院那段时间，医生远远听着病房里的动静，就知道今天是是谁来值班探望。

大女儿邓林和邓小平一样，是不善言辞的人，她来了，病房里总是很安静。

父女两人静悄悄地做自己的事，经常是一个看书，一个打毛衣，谁也不打扰谁。

可以说邓小平的几个儿女，在这方面都与他很像。

但小女儿邓榕却完全不一样。

她爱说爱笑，见到姐姐们总是有很多话讲，也爱哄着老爷子说话。

只要她一来，病房里立刻就会热闹起来。

进入不惑之年后，邓榕决定写书，尤其是想写关于父亲的书。

邓小平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她常会有些新奇的想法，所以邓榕想做的事情，他一直都很支持。

于是，邓榕大量走访调查，再一点点向父亲核实，完成了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传记。

描写了邓小平的早年经历、革命历程，以及他的领导风格、家庭生活等方面，塑造了一个更全面、深入的邓小平形象。

参考文献

[1]武市红. 邓小平为子女操碎心[J]. 新湘评论

[2]邓榕. 我的父亲邓小平[M]. 中央文献出版社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邓小平与卓琳：相濡以沫五十八年——邓小平家人访谈录[J]. 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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