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户区的日与夜：摩登《繁花》的另一面 | 沙青青讲《霓虹灯外》 | 繁花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青青，欢迎来到上海往事。如果说石库门或者里弄还能看见霓虹灯的片影，那么我们今天想聊的棚户区，那就是霓虹灯的阴影之外了。因为在这里，你看不到十里洋场，看不到万国建筑群，也看不到上海的繁华，你似乎只能看到一个破落的，沿江的贫民窟，这个区域似乎是上海繁华之外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审视上海史，那就不得不承认，棚户区也是上海都市形成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卢汉超先生的专著《霓虹灯外》出版之前，似乎也很少有人会把目光投入到这样一片区域。

     实际上也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随着上海城市的形成，大量人口涌入了上海，而其中相当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棚户区的。上海的棚户区与上海人口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从1927年之后的十年当中，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上海人口增加了足足120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周边地区的农村移民。抗战期间，包括内战期间各地的难民也纷纷涌入上海，这样一个战时安全区域，导致人口持续增强，结果在整个20-40年代，上海的棚户区不断的扩展，而与之相对的，棚户区内的居住状况变得逐渐恶化。

    我这里可以引用一下，当时一位记者的描述，他描述的是1935年前后上海火车站附近棚户区的一个现状。在报道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在这里，你见到的是齐肩高，用破木条、稻草、麦秆集成的棚屋，硬千皮代替的屋瓦做的屋顶，泥糊在墙上挖有一个小孔做窗，无论是晴雨冬夏，总是那么的潮湿肮脏，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几件残破的家具蒙着黏腻的污垢，你几乎无法辨别它们的质地，有些甚至称不上是家具。这些居民不但以地为椅，而且以地为床，房屋之间留作通道的狭窄小径通常也是泥水坑。在这里男女老小、猪狗鸡鸭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内。通过棚户区，你想找一条好走一点儿的路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当时的棚户区的一个现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居住环境是多么糟糕。

                                                                  上海棚户区老照片

    上海其他区的棚户区也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样貌。无论是旱船也好，草棚也好，泥屋也好，这都是一个当时他们过去生活的基本状况。而当时，这样一批棚户区的居民当中，最主要的人群构成是有这么几类，绝大部分都是黄包车夫，也就是拉人力车的，此外也有一些是码头的工人，当然也有一些街头的乞丐，或者是有一天算一天的临时工，以及其他的失业人士组成的。

    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大概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的黄包车夫有超过6万人，还有很多是做手推车的车工和马夫，也有超过2万人。此外，码头工人的数量也超过了3.5万人。到了20年代晚期，码头工人的数量进一步增长，超过了5万人。到了30年代中期，上海还有2—3万人之间的街头乞丐。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早期，黄包车夫的人数进一步膨胀到了10万人以上，以上数字还不包括厂里的临时工，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口。

    换句话说，几乎有上百万的人口居住在上海的棚户区内。其中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当时上海最大的一片棚户区，也就是所谓的药水弄。药水弄位于上海核心商业区，也就是南京路外滩的西北部大概七八公里的地方。以前这里是苏州河畔的一片蛮荒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家药水工厂在这里落户，围绕这个工厂而形成了一个棚户区，自此也就有了所谓“药水弄”的称谓。

    实际上20年代以后，有许多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甚至砖窑厂开始在沪西建立。因为离工厂比较近，这一片区域也就成为了城市平民比较理想的落脚地。到了30年代末的时候，药水弄的居民已经有超过5000户，超过一万多人。整个面积是也非常大，而且比较蔚为壮观的是这里所有房屋几乎全都是草棚。对这些草棚内的居民来说，他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居住条件能够变得好一点。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有一些家庭陆陆续续可以攒一笔小钱，修筑一个有砖瓦墙的草棚了，但是这样的棚户家庭在整个药水弄也是非常普遍，尤其是到了20—30年以后。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在药水弄，想搭一个有砖墙的草棚，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对于当时的一户家庭来说，搭这样一个草棚可能需要20块钱，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的餐食费，也相当于一个体力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对于生活在药水弄的棚户家庭来说，他们压根也顾不起工匠、木匠，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顶多是依靠邻居获得一些帮助，然后搭建一个草棚的时间也非常快，可能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当然，其中最困难的事情也是想方设法的去筹钱，去买这些搭建草棚的钱。

    根据当时相关市政机构的调查，这样一个草棚一般也就是个单间，单个长度不会超过10米，宽度大概2-3米，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状态，竹子成为了最普遍的材料，房子用毛竹来支撑，墙是在这些毛竹篱笆上面糊上的泥土，屋顶则是用茅草门板都往往是从旧船上拆下来的，有的时候甚至连甲板都没有，只能用一块破布帘来盖住。实际上，你会发现整个棚屋几乎没有任何的玻璃窗，玻璃窗被认为是奢侈之物，许多棚屋压根就没有窗户。他们只是在墙上凿了一个洞，就做了一个窗，有的棚屋甚至连一个通风口都没有。整个屋子的内部充满了阴暗潮湿的霉味，如果关上门，你会发现屋内几乎没有任何采风和通风，晴天屋里几乎没有任何光线，而雨季室内室外同样的满地泥泞。

    开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药水弄，可以被视为是上海棚户区早期的一个代表，到了40年代末的时候，另一个棚户区的集中地，也就是肇嘉浜路这一代成为了一个新的典型。实际上，上海整个棚户区的改造工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开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就曾经把肇嘉浜路沿线的棚户区改造列为“一五计划”重要的项目之一。在1954年的时候，改造工作才正式开始。到了1956年，也就是仅仅两年之后，整个肇嘉浜路沿线的棚户区就变成了一条巍峨壮观的市政大道。到了60年代，开始对药水弄附近的棚户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建工作。这两个棚户区的改建引发了非常大的期待，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整个棚户区的改建过程，实际上是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全上海市境内才开始对整个棚户区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改进，让上海市的市政面貌有了全新的发展。

    回首棚户区的这段历史，我们也能够发现上海繁荣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在这个角落生活的人也是为上海的繁荣奉献出了自己非常大的气力，才能换得一点点生存的资源。这可能也是《霓虹灯外》这本书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上海的繁华之外，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之外，法租界之外，还存在这样一批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史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