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按钮一触即发（2）

核按钮一触即发：1964年和1969年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核袭击计划

原创 陈东林
党史博览
2023-09-25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直接计划包括：Ａ.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Ｂ.实施海上封锁。Ｃ.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Ｄ.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Ｅ.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美国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如果美苏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威胁中国，搞掉它的核设施。

同年5月，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问题。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苏联，要他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苏联让步。但赫鲁晓夫没有同意，反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准是他喊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了以后，反而会自我约束。

另一个办法，是纵容国民党袭击大陆。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的问题。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但肯尼迪显然对蒋方的能力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就在一片打击声中，1963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报告，认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报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这个报告在美国官员中产生了影响。11月，林登·约翰逊继任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为总统。为了赢得大选胜利，他暂时把袭击中国的方案放到了一边。

美国试图伸向核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

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1996年3月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会通讯》第27卷第1期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沙恩·马多克找到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Ｇ.Ｗ.拉思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是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的《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为美国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核扩散问题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档案原件存放在约翰逊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员会文件下的中国夹内，从中可以得知《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基本内容。马多克在引言中说：

这份为核扩散问题委员会准备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文件，证明美国政府曾对摧毁中国核能力做过数项研究，包括美国单方面行动、与苏联合作和美国委托第三方进行攻击等。报告中提到的第三方是谁不甚清楚，因为解密人员删掉了这一细节（著者按：后来恢复的材料证明，“第三方”是指台湾当局）。

Ｇ.Ｗ.拉思詹斯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内容为马多克所加）：

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罗伯特·约翰逊1964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探讨了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注：《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日期为1964年4月14日〕。约翰逊的报告显然已经确定下来，因此构成了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注：文件大致反映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机构代表们的普遍共识〕。

该报告考虑了4种摧毁办法，现总结如下：

1.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2.〔一句话被删〕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3.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4.空投〔一些词语被删〕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

据Ｇ.Ｗ.拉思詹斯报告透露，《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也列举了袭击中国的不利因素：

1.关键性设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2.苏联的合作与默许将不大可能。这种不可能的程度取决于进攻的环境，也就是说，苏联是否会对发生在东南亚的中国的侵略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3.就目前正在考虑的摧毁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续4至5年的时间。从长远影响来看，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4.与公开的摧毁行动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毁行动相关联的，是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代价：

（1）在缺乏明显挑衅行动，如中国炫耀核武器或入侵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在政治上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在摧毁行动中，要找出核不扩散方面的理由。（3）我们贬低中国核能力的做法将使我们更难说明摧毁行动在政治上是可取的。（4）如果与此同时采取一些影响核能力的其他措施，如〔有核国家〕就停止可裂变物质生产达成一致的话，制止核扩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毁行动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很明显……（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说明采取行动是正当无误的，因为这种高度的军事冒险将会付出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

这份报告使美国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亨利·洛温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10月，美国给台北发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

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而且继续与苏联探讨其可能性。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的12月，受命评论罗伯特·约翰逊报告的Ｇ.Ｗ.拉思詹斯对该观点表示强烈不满说：

这种观点看来忽略了核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对进攻性核武器进行相对较小的投资就有可能摧毁巨大的资源。还有，如果相对弱小的国家拥有以我们和苏联的标准来看算不了什么的核力量时，它们能够给更为强大的国家造成让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损害，这种情形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报告也未恰当考虑到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易受到损害，也就是说，至少我们要比中国更在意失去两三个最大的城市。最后，就中美对抗而言，报告也未给予这样一个问题以应有的重视：即有限的中国核力量将阻止我们在亚洲的作战行动中使用核武器。

尽管约翰逊的报告认识到针对中国核力量采取行动这一事件应部分地基于不扩散的理由，但在评估美国是否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时，它却未能考虑摧毁中国核力量会对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计划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从总体上讲，约翰逊报告看来低估了中国一旦拥有核力量会对中美对抗所产生的中期、特别是长期（10年以上）后果，同时夸大了摧毁中国核力量所产生的在反对核扩散方面的短期后果。从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来看，它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Ｇ.Ｗ.拉思詹斯报告的最后结论主张：“如果说约翰逊报告在这些方面还嫌不足的话，那么进一步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或者至少是考虑寻找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时光过去近40年后，我们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有些触目惊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倾向主张袭击的肯尼迪没有突然被刺，如果苏联默许了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那么这种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还要受到国会及各级机构的制约等，而且，这毕竟是对中国核设施的小规模袭击而不是战争计划。应该说，当然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直接出兵扩大越南战争，中国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越南的抵抗战争的情况下，距离美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确实只差一步之遥了。再则，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及计划中“没有限制”的空中打击——大规模多次空中轰炸，毫无疑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极有可能扩大为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

还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当时未必了解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因此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

正因为中国长期遭到封锁，又没有外交渠道，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了解甚少，才保持着更高的警惕性。档案材料证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在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介绍了罗瑞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份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爆；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的袭击动向得到了证实。

1965年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4次会谈。据知情人回忆，柯西金向周恩来透露了美国探询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态度的信息，引起了周的高度警觉。2月10日，柯西金结束访问越南再次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并向毛泽东建议“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2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柯西金。尽管在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同意任何妥协，但他也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来送柯前往机场途中说：我们之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实际上是默认停止中苏公开论战。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这时候，中国的全部力量都放到对付美国的袭击入侵上，对苏联只打“笔墨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