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约瑟夫·奈：美中关系趋于平稳，仍需警惕竞争失控

“美中两国关系正在趋于平稳，或者说到了一个平衡点。”北京时间1月15日晚，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2023年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2月初的气球意外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冰点，11月中的元首会晤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互致贺信，表达了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约瑟夫·奈认为，美中两国首脑会晤是恢复两国沟通进程的重要一步，未来两国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各层级的沟通来管理竞争，避免竞争失控或者出现误判。在采访中，约瑟夫·奈再次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合关系，即在竞争的同时也要开展合作。

对于2024年中美关系的前景，约瑟夫·奈表示谨慎乐观。他认为，美国大选可能会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变数。若是前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他预测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趋势可能会被中断。而若是现任总统拜登连任，那么美国可能会延续现有对华政策。

现年86岁的约瑟夫·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目前是该校杰出贡献教授。

中美关系趋于平稳

新京报：2023年年中以来，中美高层交往逐渐恢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15日也在旧金山举行了会晤。你如何看待2023年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2023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进步。此前两国关系在走下坡路，现在可能趋于平稳，或者说到了一个平衡点。

但如果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较长历史来看，我们无法回到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结束于2015年或2016年的经济接触期。因此，如果将美中关系视为一系列时好时坏的周期循环，那么现在它比几年前要好，但可能比不上十几年前。

新京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会晤后，你认为两国关系是否进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新常态？

约瑟夫·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两国可以通过大量的沟通来管理竞争。这必须是两国元首之间的高层沟通，也必须有下一级内阁官员等之间的大量沟通，还得有军方之间的沟通、更多的社会交流，如旅游和访问等。我认为，如果两国之间有这种程度的沟通，就不太可能出现误判，或是出现可能破坏两国关系的意外。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和习主席的会晤是恢复两国沟通进程的重要一步。不过，虽然高层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但我也希望看到各个层级都有更多的沟通。

新京报：那么，总体上，你会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约瑟夫·奈：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大国之间的正常竞争。我担忧的是，变得不正常或者失控，或者变得纯粹只有竞争，忽视了也有合作的地方。因此，我认为“有管理的竞争”或国务卿布林肯使用的“合作共存”一词，是对双方维持关系稳定的努力的一种描述。

对2024年的中美关系谨慎乐观

新京报：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自年初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中美气候行动工作组启动、中美军方恢复对话等。你如何看待2024年中美关系的前景？你对此持积极看法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美中关系会更合理化，你提到的这些进展也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我们应该会看到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但总是有一些危险点或者意外出现，譬如发生在南海或者和台湾有关的事件。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持谨慎乐观态度。

新京报：今年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大年，11月将举行总统选举。而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大选年的中美关系会更加微妙。你认为今年美国大选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约瑟夫·奈：你说的对，选举年的言论往往会将两国关系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一些消极的言论。

但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是否会再次当选。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那我想就不仅仅是言论上了。如果拜登赢得连任，我想我们会看到现有政策的延续。

新京报：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胜选，中美关系当前的积极趋势可能会被中断？

约瑟夫·奈：我想是的。特朗普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基于他过去的行为，我会预测美中关系会变得更糟。但对于特朗普来说，你永远不会知道。

新京报：2024年在中美关系上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些积极的迹象？

约瑟夫·奈：我认为积极的迹象是，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生态相互依存足够强大，即使存在政治分歧也无法扰乱它们。在经济相互依存上，两国显然存在贸易特别是与技术相关领域相关的摩擦，但总体而言，两国之间的贸易水平仍然较高。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除非出现政治危机。

在生态相互依存上，这主要是关于气候变化。我们看到，在刚结束不久的阿联酋COP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就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就像两国在2015年巴黎峰会上那样。由于美国和中国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而气候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会伤害到两国的问题，因此这方面也会有积极的迹象。

大国竞争时期中美在竞争的同时也要保持合作

新京报：去年10月你曾到访北京，和许多中国学者、学生、公众、媒体开展了交流。这次到访中国有什么新感受吗？

约瑟夫·奈：我很高兴看到各方面基本恢复正常。2019年我到访北京时，当时一切正常。但从2020年到2023年，我们经历了新冠，当时有严格的限制，几乎不可能前来访问。

2023年秋天再次来北京时，我很高兴看到我的10年签证仍然有用，进入中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当我与中国学者和朋友见面时，我们就像2019年一样进行了对话交流。所以，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新京报：你在北京时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中美并非必有一战，以及用“新冷战”来形容中美关系是不合适的。这一点在美国公众和政治圈内是否也同样受到认可？

约瑟夫·奈：我认为，在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热战的问题上，大家普遍认为这将是一场灾难，必须避免。对于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政治领导人和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评估。但整体来说我不认为很多人认为热战的可能性很大。

关于“冷战”这个表述，各界存在着更多的分歧。我个人的观点是，美中并没有处于冷战之中，原因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高度相互依存。因为在美国和苏联此前真正的冷战中，两国几乎没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美国与中国的当前的关系，我会用竞合关系来形容。我们有竞争，但同时也有合作的领域。这也是为何我不喜欢称其为“新冷战”。

但有一些美国专家和政治家说，如果国家之间的关系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非常紧张，那就是“冷战”，而美中关系正在进入一个类似于冷战程度的紧张时期。因此，专家们对于美中之间是否是冷战是存在分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不是。

新京报：你近期在一篇评论中提到，在当前的大国竞争时代，“有管理的竞争”和“竞争性共存”已经取代了“接触”。这意味着什么？

约瑟夫·奈：我这里提到的接触政策，指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2016年左右的一段时期，有一种观点认为美中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暖。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那个时期，因为希望实施接触政策的美国人已经不那么多了。

但大国竞争政策，也就是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合作，我认为是可能的。如你所说，目前的阶段我们将进行“有管理的竞争”，这样我们就不会让关系失控，我们也可以在相互依存的领域开展合作。

新京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你曾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审慎度过大国竞争时期。你预计中美大国竞争时期还会持续多久？

约瑟夫·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没有人知道答案。有趣的是，如果回顾一下美中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长期历史，从1950年到1970年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两国是敌对关系，其间发生了朝鲜战争。从尼克松访华到冷战结束的另一个20年，双方合作对抗苏联。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大约2016年，美中经历了接触时期，那差不多也是20年。

因此，如果基于20年周期理论，那么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期可能会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 但这纯粹是猜测，因为历史总是充满惊喜和意外。所以，我不想基于历史经验来作出预测。

我希望美中关系能在这个周期结束前就变得更积极。只是我们也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想要的结果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世界经济力量平衡更多地向亚洲转移

新京报：2023年，战争冲突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包括乌克兰、加沙等地的冲突，近期红海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你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冲突频发的现象？

约瑟夫·奈：2023年破坏性战争有所增加，这令人悲伤，但却是事实。战争一直都有，问题在于它们的破坏性有多大。这场冲突现在已经两年了，下个月就是两周年。目前看来，它不会在2024年结束。

在加沙战争上，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持续了数十年，之后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加沙地带一场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但许多国家认为以色列在防止平民伤亡方面不够重视。

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冲突都被证明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我们只能希望这不会蔓延到更广泛的地区，譬如将伊朗卷入。而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船只的行为恐怕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希望这不会导致战争扩大。

新京报：你近期发布了新书《美国世纪的生活》。过去的近八十年被称为“美国世纪”，但你和其他许多学者都强调，世界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权力转移。所以，“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约瑟夫·奈：如果回到“美国世纪”这个词的起源，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当时美国的实力比其他国家都强大，战争结束初期其经济几乎占到世界的一半，它当时也是唯一的拥核国家。

显然，这在逐渐弱化。到1949年苏联开发了核武器，1970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也从50%回到了原本的25%。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世纪”相比于最初出现了相对的衰退，因为一开始确实太夸张了。但是，美国仍然保有世界1/4的GDP，其军事实力也是全球最强大的之一。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变化。

出现的变化在于，其他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还有印度。所以，我认为“美国世纪”将会有所不同，但预计它目前还不会结束。

新京报：那在权力发生转移的时期——一些人说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全球北方转向全球南方，美国、中国、印度等大国该如何自处，并处理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约瑟夫·奈：纵观过去50年甚至100年世界经济的权力转移，亚洲的回归是正常现象。历史上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和北美更强劲，因为人口更多。到了19 世纪，随着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世界经济平衡明显发生了转变，从亚洲转向了欧洲和北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复苏，然后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崛起，还有印度的快速增长——其经济增长率在1990年后开始急剧提高。

这些表明，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已经更多地向亚洲转移。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至关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国家才能从中受益。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管理好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必须考虑他们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在发生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经济实力的丧失比美国更多。美国仍占世界经济的1/4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我认为，保持亚洲经济与美国经济以及欧洲经济之间的良好关系，对于全球层面的稳定至关重要。

新京报：那么，对于2024年你有哪些新年愿望？

约瑟夫·奈：我最强烈的愿望是乌克兰和加沙的战火能够结束，这是我的首要愿望。第二个愿望是，美国和中国能够保持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去年秋天会晤后形成的新稳定水平。第三个愿望是，特朗普不会再次当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