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鸟嬛文学”谈起:女性为何执着于从同性友谊中获取自我?

从“鸟嬛文学”谈起:女性为何执着于从同性友谊中获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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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嬛文学”为网友为电视剧《甄嬛传》中配角安陵容与甄嬛二次创作的“拉郎CP”。安陵容被网友戏称为“安小鸟”,剧中,甄嬛对她多次施恩,安陵容对此充满感激,将甄嬛视作至交好友,后期却因挑拨误会逐渐嫉恨甄嬛,甚至戕害于她。

认识女人时,人们似乎习惯于从两性关系着手。父亲、婚姻、生育、性,女人先做秩序的奴隶,再蜕变为秩序的主人。先树立男人的靶子,再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如此方可窥见某个女人的原型。而与女人直接勾连的女性关系,则成为女性话语体系里的流浪者。

近年来,不乏探讨“女性友谊”的作品,但在爱情、利益、阶级差距等话题的镀金外壳下,和谐、友爱的女性关系内里干瘪得仿若抽象符号。然而,影视作品里彼此戕害、充满恶意的女性关系反倒借此东风杀出重围。相较温顺、平和的女人,恶女形象讨论度更高,甚至更显生动。沐浴着对同性的仇恨,却使女人踏过丛生的荆棘,生出具象的血肉,在她的不完整里成为完整。

互联网为此类异化的女性关系诞育出一个新的名词:“女同性恨”。而“鸟嬛文学”,几乎可以称得上其最佳代言人。有趣的是,在安对甄的滔天恨意里,似仍留有昔日温情:滴血认亲这幕戏里,甄嬛被皇帝推倒在地,安陵容身形微动,仍下意识要起身搀扶。而甄嬛在报仇雪恨后,也因陵容之死而伤感落泪,诸如此类的细节,剧中多不胜数。“鸟嬛文学”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此。女性之间暗流涌动、晦暗不明的感情交互,以及女人在同性关系中不自觉流露出以自我为主体的爱恨投射,正是女性关系中长期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女同性恨”一词无官方释义,它的使用也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得是,它并不仅局限于性缘关系,单薄地扮演爱情的反面。借由此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女性关系,女性之间会产生矛盾、会掺杂利益纠葛,会为他人进入自己“双向奔赴”的友谊而心生妒忌,会因此扭曲异化为“非人”。问题是,很多时候,女人自己也不清楚这种恨意的来源。它模糊地,带着隐约的愤怒与惆怅,指向同一个问题:女人,究竟在憎恨什么?当女人有恨的权利,女人又为什么恨?畸形且充满恨意的女性关系,不仅暗含女人隐秘的情欲的流动,更直指女人破碎自我的重建。

镜子、承认与自我

与广为人知的“雌竞”、“塑料姐妹情”不同的是,“女同性恨”代表的女性关系充斥着复杂的情感斗争,女性个体直接而强烈的交互表达是其显著标志。女性双方并不是围绕着某个男性互相角逐,“女同性恨”去除了任意象征物在其间的中介性,美貌、利益、男人,均不是斗争的核心因素。质言之,女人不借助它物来抵达对方,而是以对镜自照的方式,将关系中的交互对象视作观想之镜:在“她”眼中,“我”是作为唯一的、特殊的人而存在。“她”的眼光,“她”的形象,均是“我”在情感关系里追逐的幻影。而之所以将同性视为镜子,是因为女性身份的同一性使其处于同等的社会情境中,她们臣服于同样的大他者,在父亲构筑的荒野边缘放牧;她们归属于同一秩序,由同一种文化捏成泥塑。因此,任何女人都能互相成为镜子,她们总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

然而,当女性将她者视作自己通向亲密关系、观看自我的唯一纽带时,关系便容易成为指认自我的唯一来源。不同于传统的两性关系,与同性交互时,女人之间并没有天然权力差异,其他女人不具备从上而下打量作为交互主体的“我”的权力,交互双方始终为平等、相似的共生姐妹。但女人们观照的对象始终是具体的个人,她们之间总会产生细小的差异。关系双方一旦因此产生龃龉,镜中“她即是我”的平等准则便随之破坏。当关系天平偶然出现倾斜,女性关系便会遭遇挫折,但面对去权力势差的女性关系,顺从与调整的方式不能再作为女人处理情感的选择。女人要直面关系中巨大的豁口,而不知手持何种工具来填补。对友谊牢固性的怀疑、对关系倾斜的憎恨,都从这个豁口中流出,流向女人本该确定的自身——为何她不再“爱”我?为何她疏远我们的姐妹关系?而这些询问的本质,实际上是女人对“我”的再次确认。关键在于,女性为什么执着于从同性友谊中获取“自我”?

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指出,承认是确立自我持存的基本条件,人之存在,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确认的。正是在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持续交互中,我们获得他者的承认,“我”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从此人有所属;也正是在与他人的共在里,“我”持续存在。若不再承认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将对他人、世界毫不关心,更遑论采取行动,自我价值也会随之消失,“我”的主体性也不复存在。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就在于此,女人自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承认领域之外。

首先,女人被划定在父权体系的外部,在柏拉图那儿,她被剥夺参与政治、自由竞争的公民权利;直至现在,女性气质仍遭冷眼,仍然难逃与现代世界对立的命运——显然,感性、充满同情心,温柔的特质与冷酷、理性、科学与效率至上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即便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她也难以打入父权体制内部,“女人始终是女人”,要陷在每一个家庭与事业相平衡的问题里。其次,在两性关系中,女人往往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承认,现有语境下,男性在交往里具有天然权威,他行使着强大的主导权,使女性自动成为客体,甚至自我物化为天真且不切实际的、需要“父亲”教导、保护的“宝宝”。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女性不得不将“自我承认”寄托在女性关系上,试图联结女性友谊,从而获取真正的主体身份。

但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女性之间的互相承认于当前世界而言仍是一场欺骗游戏。正如“被异性夸赞是假美,被同性夸美才是真美”的口号一样,女人试图通过女性联结确认自我的主体性,但美的话语仍被男性世界所掌握,容貌服饰之“美”的更迭仍由男性的权力调度。因此,当镜像式的女性情谊出现裂痕,女性因此建立起的承认内核也随之崩塌。当女人在两性关系、同性关系中都得不到承认时,她很难再去承认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意味着她成为了边缘者的边缘。不被世界接纳,自我肯认的幻灭,搭建起女人恨意的全部骨骼。事实上,女人每一次对同性的“憎恨”都是在重复“被遗忘”的过程,在灵魂深处,她把自我撕成碎片。

母亲、姐妹

当然,恨不是女性关系的全部。即便关系畸变,我们也仍能捕捉到其幽深的情感,崇拜、喜爱的玫瑰从嫉妒、占有、渴望的土壤里长出,攀爬上名为“女人”的墙。而这种感情,正是自我意识由萌芽走向独立,女人由女性个体走向女性联盟的重要基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女性的青春期友谊。年少时期,女孩们的情谊往往是独占性的,她们希望成为好友心中的“天下第一好”,否则就要吃醋、难过,甚至过于敏感而产生自我怀疑。基于此,女孩们也在竭力避免友谊中的“三人行”。这种类似“爱情”的友谊体验,是青少年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破壳的重要经历。虽然谈论母亲几乎已成为陈词滥调,但不得不承认,几乎任何女性关系都由母亲分娩。在男人的世界里,他脱离母亲成为“独立的人”的方式是通过性幻想对象、女友或者妻子完成的,

而对女人而言,她成为“自我”的历程要复杂得多。母亲与她既有着生理上的相似性,又因权威而与她不同。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写道,母亲形象是善良、温柔、亲切的,代表着丰饶与宽容,但同时,母亲因其女性权威而显得可怕,因此,女儿的母亲情结则会导致自我的过度膨胀或缩小。女儿对强大的、核心稳定但又温柔可亲的女性常饱含这种“母亲情结”,她恋慕强大、自我完整的女人,但同时也惧怕她的控制。在女性关系中,女性之间互帮互助,不断赞美、夸赞对方,实际上便是在不断肯定对方的自我价值,给予对方精神依恋,几乎到了互为母亲的地步——这使她们的亲密度要远高于男性保持距离的“兄弟之爱”。此时,女孩们一边脱离母亲,一边成为母亲,以半主体半婴儿的身份进入社会场域,通过朋友验证她在世界上仍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

但是,当一方发现朋友不再如母亲般给予她爱,给予她完整性后,她便倾向于摧毁如母亲般的女性权威。但这同时也是女性自毁的过程,如果足够幸运,女人便能从自毁中重生,意识到主体性不是由依恋关系所赋予,而是来自于强大的自我承认;但倘若不幸,她就要一直沦陷在恨意的炼狱里,既无法脱离如“母亲”一般的阴影,亦不能自我成长,走向平等、和谐的“姐妹联盟”。

珍妮薇·弗雷斯在《两性的冲突》中提到,现代社会正逐渐由父权制向兄弟联盟转变,尊重、平等、理性是兄弟社会结成的关键,他们与父权社会相似的标志,便是都关上了女性进入的大门。男性把握话语权的“联盟接纳机制”仍在异化着女人间应有的、牢固的姐妹关系。一旦某个女性更符合进入兄弟同盟的条件,或者更类似兄弟同盟的一分子时,女人之间便更容易被分化。在更高的地位、更多的社会资源面前,女人会更加憎恨她者里的异类,异类背叛了她们的联盟,背弃了同为女人的哀伤。但实际上,任何女人都不被允许加入“兄弟同盟”,“入会”只是糖果假象。

可以说,女性之间的恨意几乎是抽象的,它看似是在憎恨某个具体的女人,实质上是在憎恨“某个女人”被接纳后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憎恨自己被挤出这个世界,恨这个世界上自我的缺失。因此,在异化的体系里,女性之间毫无良性竞争可言,她们是在异己的世界里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

《第二性》一书中,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结盟或女性友谊的根本在于其利害一致,但女人们的结盟面向的是男性世界,因此一旦男人介入,她们就容易翻脸无情;而所谓的团结一致、向外超越依旧是对男性世界的超越。虽然波伏娃有以男性主体视角定义女人之嫌,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女人自我核心仍然是被打压的、被排异的,因此其女性同盟实质上也尚未结成,因为她们尚未使用创造力向外开拓,建造一个稳定的、内部一致的世界。

与母女关系中的哺育-宠爱-控制的模式不同,姐妹之间的关系天然具备平等、包容、共享等友好互动的特征,在这一阶段,女性不在母亲的羽翼下向外懵懂地探索,而是作为“人之主体”进入未知的世界,换言之,姐妹同盟是女性成长的初级试炼场。可惜的是,姐妹同盟通常很难结成。在与母亲的姓氏分离之后,女孩们便向世界各地漂流。或者是使用丈夫的姓氏成为妻子,或许是借助父亲的姓氏成为女儿——但,父亲和兄弟们结成一脉,代代传承。姐妹们要靠什么识别出对方的身份?姐妹们要如何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确认自我持存,成为完整的人?或许只能依靠异姓结缘的巧合,在精神上寻找梦中的“姐妹”家园。

权力、情欲与毁灭

那么,没有姐妹同盟接纳的、处在异化女性关系中的女人,是如何处理她“不被承认”的问题的?《甄嬛传》里,安陵容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摧毁一切否认她的人。她坑害昔日好友,巴结好友仇敌,甘心情愿成为权力的工具与玩物。这背后的行为逻辑不能仅以“嫉妒”涵盖。在手无寸铁的情境下,安陵容主动自我物化的过程,实质上亦是她抛弃本真,企图撬开权力世界并依附生存的过程。剧中,她不止一次地隐晦地表达“上位”的诉求;为表忠心,她坑害甄嬛,向姐妹夺权,只为换取皇权的认可与接纳。对安而言,权力是其获取承认的最有效的手段。当女性本身不具备权力、又处于无法顽抗的处境时,她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一是成为权力要求的合格产品,从而进入权力市场中流通;二是因此自我阉割,成为权力的利刃,以期置换利益;三则是顺从、默许权力规则,成为它的牺牲品。可悲的是,这三条路无一不指向女性原初自我的毁灭。

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无论是女性抑或是其他身份,身份斗争都是政治符号的斗争。在权力的区分排斥统治之下,女性始终被冠以“感性”、“动物性”等气质。在此语境下,女人毁灭他人、毁灭自我的行动,几乎都是讨要身份承认,回到“桌面”上的斗争。明代小说《金瓶梅》里,潘金莲几乎毫无理由地嫌恶、憎恨李瓶儿,因为西门府里,宠爱等同于权力,权力等于金钱、地位,等于人的“脸面”。李瓶儿自带“百万嫁妆”,其身份尊贵不言而喻;而潘金莲连像样的首饰都需要西门庆置办,二人的差异不言而喻。潘金莲对李瓶儿的具象女性之恨,实际上是憎恶对方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憎恨自己势单力薄,无凭无依。女性之间的恨意,更多是结构性失意。

此外,潘金莲与安陵容都具备同一个特征,便是追求“欲望”。潘自不必说,安则会使用“迷情香”等催情香料来留住皇上。可以说,女人本身的情欲,亦是她对征服世界、拥有权力的象征性渴望。女人生、死、毁灭的冲动,亦为激情所驱使。女性情欲,更像是对世界否认自我的不甘心。但此情欲亦如权欲一样,常因社会结构或文化遭到扼杀。代表欲望的女性常被赋予大众不喜的竞争气质,譬如狠辣、淫贱、疯狂、失智等等,并被冠以羞辱性的称号。但对于男性而言,争斗、好强、使用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当女人的情欲被压抑到了极限,就容易具象化为伤害。倘若女性自我内核之于世界是残破的,那伤害他人便显得轻而易举,对女人来说,世界更像是一场幻象,是她情欲的大型刑场,人人都是刽子手,排队等待审判她的罪。

当然,这并不是在高呼赦免,女性伤害他人时,也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是应阐明,女性之间的伤害往往是一种权力的彰显,是企图让世界隐秘接纳自己的通道。伤害他人的尽头,注定是女性作为“人”本身的消亡,是将女人推向自我毁灭与毁灭他人的陷阱。

所谓同性之恨,实则是女性在自我探寻与自爱的道路上的一株畸形变体,其原始目的是与“镜中对象”捆绑共生,既在她者中确认自我的唯一性,也在异姓“姐妹”的链接里感受到温暖和爱意。只要女性掌握到高自尊的核心力量,能清醒地意识到“我是谁”,而不依附于他人肯认,那么就能够避免女性关系的变异。

或许,我们能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调里看到女性与自我、与她者和解的可能。苏珊·格里芬在《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论述道,女人是由大地构成的,女人就是自然本身,女人应是地球的一部分,夺取回自然的力量,我们便能回到女性应有的原初状态。巧妙的是,“安小鸟”的称谓,正应和了这一点:将女人进行动物化的链接,使她与自然浑然一体,与女性们的集体潜意识遥相呼和:作为飞鸟,它或许常被囚禁笼中,但它早晚有飞出去的一天。

作为一种社会性同构,女人与自然的链接,既具备天然的条件,亦拥有社会无意识肯认。人对自然的剥夺几乎象征着女性与自然相同的命运,诞育生命、无私奉献,成为工业或现代化的她者。在无数文本里,大地特有的丰饶、富裕、奉献都与女性气质紧密相关,似乎唯有掠夺女人的资源,才能使现下语境中的“女人”成立。但自然远非如此——它神秘、伟大,广袤,有强大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在自然赋予女性的使命里,她是狩猎者、是女神、是萨满女巫,是女战士,她具备斗争性和超越性,拥有重塑自身的力量。

弗里达·卡罗的画作《宇宙之爱的拥抱》里,我们看到自然之神以女性的形象拥抱着女人,宇宙、日月、丛林都从女人的臂弯中延伸向外,直至在大地上生根。月亮每一次牵引潮汐,女人都有所感应地流出创生的鲜血。女人们能够凭此识别对方的身份,自然女神的祝福和诅咒伴随着每一个女人。而沿着线粒体DNA向女人的原始溯源,便能发现每位女性都拥有共同的母亲。质言之,在血缘关系上,女人们已然拥有自己的亲族,无论是身处何方,总有一个遥远的姐妹与她相依相存。她并不孤独,也不无依无靠,她时刻处在姐妹关系里,只是亟待女人自己去发现。当女人能够把握住她的自然属性,从而接纳女性身份,意识到女人并不是独自一人去面临这个残缺的世界,那么女人便不再需要来自父亲或者兄弟的承认,也不再需要外在的事物为自我赋能——她本身便是能量。女人会同她的姐妹一起,迎接自我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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