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鸟嬛文学”谈起：女性为何执着于从同性友谊中获取自我？

“鸟嬛文学”为网友为电视剧《甄嬛传》中配角安陵容与甄嬛二次创作的“拉郎CP”。安陵容被网友戏称为“安小鸟”，剧中，甄嬛对她多次施恩，安陵容对此充满感激，将甄嬛视作至交好友，后期却因挑拨误会逐渐嫉恨甄嬛，甚至戕害于她。

认识女人时，人们似乎习惯于从两性关系着手。父亲、婚姻、生育、性，女人先做秩序的奴隶，再蜕变为秩序的主人。先树立男人的靶子，再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如此方可窥见某个女人的原型。而与女人直接勾连的女性关系，则成为女性话语体系里的流浪者。

近年来，不乏探讨“女性友谊”的作品，但在爱情、利益、阶级差距等话题的镀金外壳下，和谐、友爱的女性关系内里干瘪得仿若抽象符号。然而，影视作品里彼此戕害、充满恶意的女性关系反倒借此东风杀出重围。相较温顺、平和的女人，恶女形象讨论度更高，甚至更显生动。沐浴着对同性的仇恨，却使女人踏过丛生的荆棘，生出具象的血肉，在她的不完整里成为完整。

互联网为此类异化的女性关系诞育出一个新的名词：“女同性恨”。而“鸟嬛文学”，几乎可以称得上其最佳代言人。有趣的是，在安对甄的滔天恨意里，似仍留有昔日温情：滴血认亲这幕戏里，甄嬛被皇帝推倒在地，安陵容身形微动，仍下意识要起身搀扶。而甄嬛在报仇雪恨后，也因陵容之死而伤感落泪，诸如此类的细节，剧中多不胜数。“鸟嬛文学”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此。女性之间暗流涌动、晦暗不明的感情交互，以及女人在同性关系中不自觉流露出以自我为主体的爱恨投射，正是女性关系中长期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女同性恨”一词无官方释义，它的使用也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得是，它并不仅局限于性缘关系，单薄地扮演爱情的反面。借由此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女性关系，女性之间会产生矛盾、会掺杂利益纠葛，会为他人进入自己“双向奔赴”的友谊而心生妒忌，会因此扭曲异化为“非人”。问题是，很多时候，女人自己也不清楚这种恨意的来源。它模糊地，带着隐约的愤怒与惆怅，指向同一个问题：女人，究竟在憎恨什么？当女人有恨的权利，女人又为什么恨？畸形且充满恨意的女性关系，不仅暗含女人隐秘的情欲的流动，更直指女人破碎自我的重建。

镜子、承认与自我

与广为人知的“雌竞”、“塑料姐妹情”不同的是，“女同性恨”代表的女性关系充斥着复杂的情感斗争，女性个体直接而强烈的交互表达是其显著标志。女性双方并不是围绕着某个男性互相角逐，“女同性恨”去除了任意象征物在其间的中介性，美貌、利益、男人，均不是斗争的核心因素。质言之，女人不借助它物来抵达对方，而是以对镜自照的方式，将关系中的交互对象视作观想之镜：在“她”眼中，“我”是作为唯一的、特殊的人而存在。“她”的眼光，“她”的形象，均是“我”在情感关系里追逐的幻影。而之所以将同性视为镜子，是因为女性身份的同一性使其处于同等的社会情境中，她们臣服于同样的大他者，在父亲构筑的荒野边缘放牧；她们归属于同一秩序，由同一种文化捏成泥塑。因此，任何女人都能互相成为镜子，她们总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

然而，当女性将她者视作自己通向亲密关系、观看自我的唯一纽带时，关系便容易成为指认自我的唯一来源。不同于传统的两性关系，与同性交互时，女人之间并没有天然权力差异，其他女人不具备从上而下打量作为交互主体的“我”的权力，交互双方始终为平等、相似的共生姐妹。但女人们观照的对象始终是具体的个人，她们之间总会产生细小的差异。关系双方一旦因此产生龃龉，镜中“她即是我”的平等准则便随之破坏。当关系天平偶然出现倾斜，女性关系便会遭遇挫折，但面对去权力势差的女性关系，顺从与调整的方式不能再作为女人处理情感的选择。女人要直面关系中巨大的豁口，而不知手持何种工具来填补。对友谊牢固性的怀疑、对关系倾斜的憎恨，都从这个豁口中流出，流向女人本该确定的自身——为何她不再“爱”我？为何她疏远我们的姐妹关系？而这些询问的本质，实际上是女人对“我”的再次确认。关键在于，女性为什么执着于从同性友谊中获取“自我”？

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指出，承认是确立自我持存的基本条件，人之存在，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确认的。正是在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持续交互中，我们获得他者的承认，“我”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从此人有所属；也正是在与他人的共在里，“我”持续存在。若不再承认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将对他人、世界毫不关心，更遑论采取行动，自我价值也会随之消失，“我”的主体性也不复存在。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就在于此，女人自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承认领域之外。

首先，女人被划定在父权体系的外部，在柏拉图那儿，她被剥夺参与政治、自由竞争的公民权利；直至现在，女性气质仍遭冷眼，仍然难逃与现代世界对立的命运——显然，感性、充满同情心，温柔的特质与冷酷、理性、科学与效率至上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即便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她也难以打入父权体制内部，“女人始终是女人”，要陷在每一个家庭与事业相平衡的问题里。其次，在两性关系中，女人往往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承认，现有语境下，男性在交往里具有天然权威，他行使着强大的主导权，使女性自动成为客体，甚至自我物化为天真且不切实际的、需要“父亲”教导、保护的“宝宝”。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女性不得不将“自我承认”寄托在女性关系上，试图联结女性友谊，从而获取真正的主体身份。

但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女性之间的互相承认于当前世界而言仍是一场欺骗游戏。正如“被异性夸赞是假美，被同性夸美才是真美”的口号一样，女人试图通过女性联结确认自我的主体性，但美的话语仍被男性世界所掌握，容貌服饰之“美”的更迭仍由男性的权力调度。因此，当镜像式的女性情谊出现裂痕，女性因此建立起的承认内核也随之崩塌。当女人在两性关系、同性关系中都得不到承认时，她很难再去承认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意味着她成为了边缘者的边缘。不被世界接纳，自我肯认的幻灭，搭建起女人恨意的全部骨骼。事实上，女人每一次对同性的“憎恨”都是在重复“被遗忘”的过程，在灵魂深处，她把自我撕成碎片。

母亲、姐妹

当然，恨不是女性关系的全部。即便关系畸变，我们也仍能捕捉到其幽深的情感，崇拜、喜爱的玫瑰从嫉妒、占有、渴望的土壤里长出，攀爬上名为“女人”的墙。而这种感情，正是自我意识由萌芽走向独立，女人由女性个体走向女性联盟的重要基础。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女性的青春期友谊。年少时期，女孩们的情谊往往是独占性的，她们希望成为好友心中的“天下第一好”，否则就要吃醋、难过，甚至过于敏感而产生自我怀疑。基于此，女孩们也在竭力避免友谊中的“三人行”。这种类似“爱情”的友谊体验，是青少年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破壳的重要经历。虽然谈论母亲几乎已成为陈词滥调，但不得不承认，几乎任何女性关系都由母亲分娩。在男人的世界里，他脱离母亲成为“独立的人”的方式是通过性幻想对象、女友或者妻子完成的，

而对女人而言，她成为“自我”的历程要复杂得多。母亲与她既有着生理上的相似性，又因权威而与她不同。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写道，母亲形象是善良、温柔、亲切的，代表着丰饶与宽容，但同时，母亲因其女性权威而显得可怕，因此，女儿的母亲情结则会导致自我的过度膨胀或缩小。女儿对强大的、核心稳定但又温柔可亲的女性常饱含这种“母亲情结”，她恋慕强大、自我完整的女人，但同时也惧怕她的控制。在女性关系中，女性之间互帮互助，不断赞美、夸赞对方，实际上便是在不断肯定对方的自我价值，给予对方精神依恋，几乎到了互为母亲的地步——这使她们的亲密度要远高于男性保持距离的“兄弟之爱”。此时，女孩们一边脱离母亲，一边成为母亲，以半主体半婴儿的身份进入社会场域，通过朋友验证她在世界上仍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

但是，当一方发现朋友不再如母亲般给予她爱，给予她完整性后，她便倾向于摧毁如母亲般的女性权威。但这同时也是女性自毁的过程，如果足够幸运，女人便能从自毁中重生，意识到主体性不是由依恋关系所赋予，而是来自于强大的自我承认；但倘若不幸，她就要一直沦陷在恨意的炼狱里，既无法脱离如“母亲”一般的阴影，亦不能自我成长，走向平等、和谐的“姐妹联盟”。

珍妮薇·弗雷斯在《两性的冲突》中提到，现代社会正逐渐由父权制向兄弟联盟转变，尊重、平等、理性是兄弟社会结成的关键，他们与父权社会相似的标志，便是都关上了女性进入的大门。男性把握话语权的“联盟接纳机制”仍在异化着女人间应有的、牢固的姐妹关系。一旦某个女性更符合进入兄弟同盟的条件，或者更类似兄弟同盟的一分子时，女人之间便更容易被分化。在更高的地位、更多的社会资源面前，女人会更加憎恨她者里的异类，异类背叛了她们的联盟，背弃了同为女人的哀伤。但实际上，任何女人都不被允许加入“兄弟同盟”，“入会”只是糖果假象。

可以说，女性之间的恨意几乎是抽象的，它看似是在憎恨某个具体的女人，实质上是在憎恨“某个女人”被接纳后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憎恨自己被挤出这个世界，恨这个世界上自我的缺失。因此，在异化的体系里，女性之间毫无良性竞争可言，她们是在异己的世界里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

《第二性》一书中，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结盟或女性友谊的根本在于其利害一致，但女人们的结盟面向的是男性世界，因此一旦男人介入，她们就容易翻脸无情；而所谓的团结一致、向外超越依旧是对男性世界的超越。虽然波伏娃有以男性主体视角定义女人之嫌，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女人自我核心仍然是被打压的、被排异的，因此其女性同盟实质上也尚未结成，因为她们尚未使用创造力向外开拓，建造一个稳定的、内部一致的世界。

与母女关系中的哺育-宠爱-控制的模式不同，姐妹之间的关系天然具备平等、包容、共享等友好互动的特征，在这一阶段，女性不在母亲的羽翼下向外懵懂地探索，而是作为“人之主体”进入未知的世界，换言之，姐妹同盟是女性成长的初级试炼场。可惜的是，姐妹同盟通常很难结成。在与母亲的姓氏分离之后，女孩们便向世界各地漂流。或者是使用丈夫的姓氏成为妻子，或许是借助父亲的姓氏成为女儿——但，父亲和兄弟们结成一脉，代代传承。姐妹们要靠什么识别出对方的身份？姐妹们要如何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确认自我持存，成为完整的人？或许只能依靠异姓结缘的巧合，在精神上寻找梦中的“姐妹”家园。

权力、情欲与毁灭

那么，没有姐妹同盟接纳的、处在异化女性关系中的女人，是如何处理她“不被承认”的问题的？《甄嬛传》里，安陵容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摧毁一切否认她的人。她坑害昔日好友，巴结好友仇敌，甘心情愿成为权力的工具与玩物。这背后的行为逻辑不能仅以“嫉妒”涵盖。在手无寸铁的情境下，安陵容主动自我物化的过程，实质上亦是她抛弃本真，企图撬开权力世界并依附生存的过程。剧中，她不止一次地隐晦地表达“上位”的诉求；为表忠心，她坑害甄嬛，向姐妹夺权，只为换取皇权的认可与接纳。对安而言，权力是其获取承认的最有效的手段。当女性本身不具备权力、又处于无法顽抗的处境时，她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一是成为权力要求的合格产品，从而进入权力市场中流通；二是因此自我阉割，成为权力的利刃，以期置换利益；三则是顺从、默许权力规则，成为它的牺牲品。可悲的是，这三条路无一不指向女性原初自我的毁灭。

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无论是女性抑或是其他身份，身份斗争都是政治符号的斗争。在权力的区分排斥统治之下，女性始终被冠以“感性”、“动物性”等气质。在此语境下，女人毁灭他人、毁灭自我的行动，几乎都是讨要身份承认，回到“桌面”上的斗争。明代小说《金瓶梅》里，潘金莲几乎毫无理由地嫌恶、憎恨李瓶儿，因为西门府里，宠爱等同于权力，权力等于金钱、地位，等于人的“脸面”。李瓶儿自带“百万嫁妆”，其身份尊贵不言而喻；而潘金莲连像样的首饰都需要西门庆置办，二人的差异不言而喻。潘金莲对李瓶儿的具象女性之恨，实际上是憎恶对方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憎恨自己势单力薄，无凭无依。女性之间的恨意，更多是结构性失意。

此外，潘金莲与安陵容都具备同一个特征，便是追求“欲望”。潘自不必说，安则会使用“迷情香”等催情香料来留住皇上。可以说，女人本身的情欲，亦是她对征服世界、拥有权力的象征性渴望。女人生、死、毁灭的冲动，亦为激情所驱使。女性情欲，更像是对世界否认自我的不甘心。但此情欲亦如权欲一样，常因社会结构或文化遭到扼杀。代表欲望的女性常被赋予大众不喜的竞争气质，譬如狠辣、淫贱、疯狂、失智等等，并被冠以羞辱性的称号。但对于男性而言，争斗、好强、使用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当女人的情欲被压抑到了极限，就容易具象化为伤害。倘若女性自我内核之于世界是残破的，那伤害他人便显得轻而易举，对女人来说，世界更像是一场幻象，是她情欲的大型刑场，人人都是刽子手，排队等待审判她的罪。

当然，这并不是在高呼赦免，女性伤害他人时，也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是应阐明，女性之间的伤害往往是一种权力的彰显，是企图让世界隐秘接纳自己的通道。伤害他人的尽头，注定是女性作为“人”本身的消亡，是将女人推向自我毁灭与毁灭他人的陷阱。

所谓同性之恨，实则是女性在自我探寻与自爱的道路上的一株畸形变体，其原始目的是与“镜中对象”捆绑共生，既在她者中确认自我的唯一性，也在异姓“姐妹”的链接里感受到温暖和爱意。只要女性掌握到高自尊的核心力量，能清醒地意识到“我是谁”，而不依附于他人肯认，那么就能够避免女性关系的变异。

或许，我们能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调里看到女性与自我、与她者和解的可能。苏珊·格里芬在《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论述道，女人是由大地构成的，女人就是自然本身，女人应是地球的一部分，夺取回自然的力量，我们便能回到女性应有的原初状态。巧妙的是，“安小鸟”的称谓，正应和了这一点：将女人进行动物化的链接，使她与自然浑然一体，与女性们的集体潜意识遥相呼和：作为飞鸟，它或许常被囚禁笼中，但它早晚有飞出去的一天。

作为一种社会性同构，女人与自然的链接，既具备天然的条件，亦拥有社会无意识肯认。人对自然的剥夺几乎象征着女性与自然相同的命运，诞育生命、无私奉献，成为工业或现代化的她者。在无数文本里，大地特有的丰饶、富裕、奉献都与女性气质紧密相关，似乎唯有掠夺女人的资源，才能使现下语境中的“女人”成立。但自然远非如此——它神秘、伟大，广袤，有强大的摧毁与重建的力量。在自然赋予女性的使命里，她是狩猎者、是女神、是萨满女巫，是女战士，她具备斗争性和超越性，拥有重塑自身的力量。

弗里达·卡罗的画作《宇宙之爱的拥抱》里，我们看到自然之神以女性的形象拥抱着女人，宇宙、日月、丛林都从女人的臂弯中延伸向外，直至在大地上生根。月亮每一次牵引潮汐，女人都有所感应地流出创生的鲜血。女人们能够凭此识别对方的身份，自然女神的祝福和诅咒伴随着每一个女人。而沿着线粒体DNA向女人的原始溯源，便能发现每位女性都拥有共同的母亲。质言之，在血缘关系上，女人们已然拥有自己的亲族，无论是身处何方，总有一个遥远的姐妹与她相依相存。她并不孤独，也不无依无靠，她时刻处在姐妹关系里，只是亟待女人自己去发现。当女人能够把握住她的自然属性，从而接纳女性身份，意识到女人并不是独自一人去面临这个残缺的世界，那么女人便不再需要来自父亲或者兄弟的承认，也不再需要外在的事物为自我赋能——她本身便是能量。女人会同她的姐妹一起，迎接自我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