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留遗憾？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如何在访华问题上抱憾终生？

作为法兰西最后的雄主，戴高乐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某种程度上说，戴高乐戎马一生的职业生涯，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法国现代史。

而戴高乐不仅是现代法国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法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其两次拯救法兰西的英雄之举时至今日依然被法国人民津津乐道。戴高乐一手推动的中法建交，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核爆炸”，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然而，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正因为其心高气傲的心态，使得戴高乐至死都没能迈出访华的第一步，而这也成为戴高乐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一、中法往事

中法建交之所以震惊世界，根本原因在于法国作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大国，在国际社会有着呼风唤雨的巨大影响力，其对华态度的巨变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近华”浪潮，而戴高乐则是中法建交的最大推动者。

然而，在中法实现历史性握手之前，两国却有着十多年的过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率先承认，随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跟进，新中国迎来建国后的第一个建交浪潮。

彼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早已在二战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冷战，因此新生的新中国迅速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虽然可喜可贺，但也在意料之中。真正能改善中国外交环境的，是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阵营。毕竟它们不仅集合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更深刻影响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而当时作为资本主义阵营领头鹰的美国，对新中国一度相当“暧昧”。虽然毛主席早在1949年6月30日的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美国依然想尽办法同我党接触并力促新中国不要倒向苏联，即便不倒向西方也要保持中立，为此不惜将烂泥扶不上墙的蒋帮踹到一旁，默许解放军解放半岛。

即便毛主席访苏期间，英国通讯社也不忘挑拨中苏关系，但中苏双方依然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确立了中苏关系，随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急转直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很快演变成两大阵营的对抗，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彻底恶化，包括加入“联合国军”阵营的法国。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昏天暗地之时，中南半岛上也是炮火连天。二战结束后，法国光复并成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随后重返中南半岛，妄图重建印度支那联邦。

随后在参与受降的中英两国军队撤出越南后，法国随即与越南北方的胡志明政府爆发激烈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立刻承认了尚在深山老林打游击的胡志明政权并成为北越的坚强靠山，法国在越南现场局面越来越被动。

彼时的法国，国土在战后被美国驻军，1947年又接受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在对外政策上坚决追随美国，与新中国长期针锋相对。

为缓解在朝鲜半岛的劣势局面，美国大力援助无心恋战的法国在越南困兽犹斗，但依然于事无补。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北越又在新中国与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大捷，法国在越南现场彻底战败。

随后的日内瓦会议上，作为战败国的法国被中苏美英等国势力联手排挤出中南半岛，虽然为中法关系的改善扫清了一大障碍，但法国却极度不满，在第三世界民族纷纷独立的浪潮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联手英国和以色列在1956年10月侵略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危机”推向高潮。

面对“临死还要蹬两脚”的英法，美苏再度携手并肩，在威胁英法打道回府的同时，对英镑和法郎发动猛烈冲击，迫使英法以三国狼狈撤军，从此英法作为传统殖民帝国彻底没落。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中法关系改善再少一坎，毕竟新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坚定支持者，法国殖民体系的修建崩溃，自然让中法之间的障碍不断减少。

危机结束后，英国坚定了追随美国为虎作伥的决心，法国则加速了同宿敌联邦德国和解的角度，从此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推动西欧一体化的磅礴进程中。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1958年阿尔及利亚“叛乱”的爆发，新中国再度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坚决支持者，法国则再度焦头烂额，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在疲于奔命中摇摇欲坠，民众迫切请求曾经拯救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出面二次拯救法国。

眼看国内暴动随时有引发内战的可能，法国议会于1958年6月1日通过投票授权戴高乐组建新政府，最后戴高乐出任第四共和国末任总理。

1958年9月28日，法国新宪法高票通过，第四共和国在10月5日寿终正寝，随后戴高乐在12月21日当选为法国总统。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半总统制，大大压制了议会权力。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戴高乐一面审时度势地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接受法国殖民体系崩溃的现实，一面又不断强化法国在西方阵营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这为中法的最终建交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高乐认为，战后的法国，拥有的地位与实力极不相称，虽然在英国的“提携”下法国有幸成为安理会五常之一，但法国想要的不是追随美国的“小弟”，而是与美苏平起平坐的资格。

然而现实情况是，法国在西方国家内部都难有更大作为。从二战以来的美苏英“三巨头”在战后撕裂后，西方阵营尤其是北约内部基本是美苏“二人转”，尽管法国一再强调自己是三哥，但总能受到美英意味深长的嘲讽。

对此，戴高乐很愤怒，于是法国在1959年撤出了隶属北约的地中海舰队，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安装导弹发射装置和储存核弹头，将美国驻法国的200架战略轰炸机扫地出门。

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成功爆炸第1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原子弹的绽放给了戴高乐更大的底气，从此法国加速了和北约的“割袍断义”，再加上60年代法国经济蓬勃发展，戴高乐建立独立主权大国的愿望更加迫切，外交上则越来越“咄咄逼人”。

戴高乐的心高气傲，使得一心想要“自立门户”的法国在与苏联关系剑拔弩张的基础上，与美国关系也渐行渐远。而此时的东方，新中国在与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彻底交恶后，在1959年6月与苏联彻底交恶，于是亚欧大陆两端两个同样反美反苏的大国，最终心有灵犀。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法建交再无羁绊。

二、建交波折

戴高乐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在东西意识形态水火不容时，已经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了新中国的巨大潜力和影响力，并敢为人先，最终带领法国从中法建交中受益。

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虽然一心谋求独立的戴高乐急需同新中国实现跨越万水千山的世纪握手，但却瞻前顾后，疑虑重重。

与此相对应的是，新中国虽然尝试同西方接触，尤其是1954年与英国建立代班级外交关系，但中苏交恶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空前险恶，与西方世界改善关系反而不如此前积极，所以中法建交，法国需要迈出第一步。

但问题是，戴高乐是个心高气傲的领导人。

事实上，比心高气傲更尴尬的，是戴高乐对蒋帮的复杂情感，因为二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殖民者多有收留，避免了其丧家之犬的命运。二战结束后，在美英都不想看到法国重建印度支那联邦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痛揍了法军后主动撤出，给了法国卷土重来的机会。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国虽然看不起转进宝岛的委员长，但却不能不重视与之建立的关系。虽然因为1949年10月的“凌孟事件”，法国顺势降低了与蒋帮的外交级别，但戴高乐政府却一再宣称“不能抛弃老朋友”。

当然，除了所谓的知恩图报，戴高乐的内心的真实意图是，他的外交政策要独立，不能被“胁迫”，包括新中国提出的“与新中国建交必须断绝与蒋帮的外交关系”，对于戴高乐而言“不可接受”。

所以戴高乐想要同新中国建交，但想要的方式是“无条件建交”。

这不是请求建交，而是通知甚至说是发号施令，美国出于维护团结的需要，可能对戴高乐多有妥协，但新中国不吃这一套。

鉴于其想法实在离谱到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所以戴高乐认为有必要派个人前去中国摸摸底。

事实上早在1954年6月19日日内瓦会议期间，兼任新中国外交部长的周总理，就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了第一次交谈，但因为美国横加阻挠，交谈未能取得结果。

1959年6月中苏交恶后，中法国际环境趋于相似，戴高乐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彼时的戴高乐，在期待中法建交凸显大国地位之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

虽然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法国退出越南，但美国随即“接班”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中南半岛再度硝烟弥漫。彼时的法国想要重建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新中国是绝对无法绕过的势力，毕竟“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新中国不会允许朝鲜半岛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跳板，中南半岛同样不可能，所以戴高乐有着和新中国建交的极端紧迫性。

再加上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推行核垄断，就更让法国有了联手新中国的必要。

1963年8月29日，戴高乐发表了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讲话，随后紧急召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之所以紧急召见富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富尔存在1957年受新中国民主人士张奚若为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访华，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随后富尔成为中法建交的积极推动者。

而碰巧此时的富尔也受到了新中国邀请其二次访华的消息，所以戴高乐紧急召见富尔，并私下给予其总统密使的官方身份。戴高乐交代富尔，此去中国不仅要摸清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同时需就与中国建交进行谈判。而谈判的原则就是：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且是“无条件”。

为了真诚而不失高傲，戴高乐给了富尔一封亲笔授权信，这封信写给富尔，内容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类似于聊天记录，可谓煞费苦心。

同时为了对美国保密，法国对富尔的行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确保其行程“漫不经心”，比如去时先去柬埔寨，返程时到印度旅游。

然而，戴高乐政府的计划还是被蒋帮的特务机关察觉，随后美国压力接踵而至，但并未打乱富尔访华的节奏。

富尔到华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同富尔从北京到上海前后进行了6轮谈判。虽然富尔一再强调法国无意搞“两个中国”，将按照国际法处理同蒋帮的关系，但国际法不会允许一个疆域内出现两个主权。

戴高乐之所以坚持与蒋帮保持关系，除了人情，更有向国际社会展示法国“威武不能屈”态度的意味。

只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姿态严重违背了入乡随俗的传统，更挑战了中国的底线，因此当富尔试探性地询问是否能在中法建交后在宝岛保留一个法国领事馆，周总理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

眼看谈判陷入僵局，周总理以其独特的外交艺术将谈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那就是制定了三项默契为核心的“直接建交”方案。

“直接建交”方案特点是在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不要求法国先与蒋帮断交，而是先要求。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推动中法先宣布建交，而后在实施法蒋断交。

周总理的提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毕竟当时的新中国，在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也有从法国打开外交局面的考虑。随后谈判顺利推进，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对这一结果，戴高乐表示同意，但要求将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来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相同内容的公报。

戴高乐此举，是为了避免给外界法国有求于新中国的印象，同时照顾蒋帮情绪。

1964年1月，中法双方在瑞士首都布尔尼进行建交程序谈判，由于担心蒋帮不断交导致中法建交重蹈中英代办级外交的覆辙，使法方在外交上处于被动，于是法方强烈要求将“三个月内互换大使”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至此，中法正式建交，随后法蒋断交，世界历史掀开新的篇章。

三、访华憾事

中法建交极大地强化了法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更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态度，可谓居功至伟，“外交核爆炸”可谓实至名归。

与此同时，中法建交也为戴高乐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政治资本，推动戴高乐在1965年12月的成功连任。

连任后的戴高乐，对外政策更是雄心勃勃，除了继续与北约划清界限，比如在1966年3月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更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不遗余力地奔走，推动欧洲共同体在1967年正式成立。

而在借助欧共体增加叫板美国资本的同时，戴高乐还积极谋求与新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的对话，商讨印度支那的问题。

事实上戴高乐急于同新中国建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同毛主席共商印度支那大计，并携手将美国挤出亚洲，报当年被美国扫地出门的一箭之仇。

所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只是戴高乐对华关系的第一步，接下来戴高乐就要着手同毛主席对话了。

但就在中法建交，万事俱备的同时，戴高乐“该死的”高傲又情不自禁地占领高地了。

和当初谋求中法建交一样，戴高乐渴望访问中国，但固执地认为谁先出手谁被动，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坚决不迈出“低声下气”的第一步。

当然了，戴高乐也不是像当初念蒋帮旧情那样不容置喙，他的“变通”之道是，我访华可以，但前提是中国领导人要先到法国访问。

绕来绕去还是这该死的面子在作祟，只是，戴高乐夜以继日地反美抗苏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作为大国领袖哪个不是日理万机？怎么可能为了戴总统的面子屈尊下顾？

所以戴高乐的小算盘，很快就遭到了打击。戴高乐的得力助手即国防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在1965年7月访华并收到高规格接待后，戴高乐政府一再强调，中法之间还是进行领导人接触比较好。

对此新中国方面表示认同，但问题是和法国“你先我后”的高傲类似，历史的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时也有一条“彼先来而我后往”的原则。

所以当1966年2月17日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提出法国已经派出三号人物访华，新中国也应该派出领导人访法，比如周总理时，新中国迟迟未做答复。

5月16日，执着的戴高乐在接见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时，又口头邀请周总理访问法国，但周总理则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以先行访法”。再加上此时的新中国因动荡导致外交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周总理出国访问可能性更加渺茫。

1966年6月22日，新中国驻法大使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告知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蓬皮杜再度将皮球踢给了新中国，两国领导人互访计划再度搁浅。

然而，执着的戴高乐依然没有放弃邀请新中国领导人访法的努力。1969年4月22日，在召见即将赴中国上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时，戴高乐殷殷嘱托，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

只是，面对此时的新中国，戴高乐竟一时不知道到底该邀请哪位领导人访法。

而和戴高乐的迷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戴高乐的职业生涯，却在5天后明白无误地结束了。4月27日，在关于对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所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戴高乐的提议被否决，于是戴高乐履行承诺并尊重法国人民的意愿，宣布辞职。

而在被法国人民二度“抛弃”后，戴高乐隐居在科隆贝双教堂，拒绝公开表示任何政治立场并继续撰写回忆录。

在此期间的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曾劝说戴高乐到北京访问，毕竟此时的戴高乐无官一身轻，再也无需顾忌所谓的法国国家脸面。

为了推动这位固执的老上司主动迈出第一步，马纳克“投其所好”地给戴高乐戴上了一顶无法拒绝的高帽，强调“只有完成了这件事，当代的事件是才完整。”

也许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戴高乐，亦或是戴高乐内心争强好胜的火种始终不曾熄灭。因此戴高乐终于在4月10日答复马纳克，自己已经记下了他的建议，但并未给出是否访华的明确答复。

然而，再熊熊燃烧的雄心，也抵不过戴高乐生命的火种越来越微弱。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前往中国前，戴高乐对其表示自己很想去中国，但表示需要先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而且必须同毛主席会谈，因为这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主席为代表的交谈。

本来戴高乐计划在1971年6月访华，同时有意将“与毛主席的会见”作为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甚至还准备附上他与毛主席会见时的照片。

然而，身体的每况愈下让戴高乐的理想越来越遥不可及。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突发动脉瘤破裂猝然离世，访华最终成为戴高乐的最大遗憾。

事实上，至戴高去世，其《希望回忆录》也只完成了两卷，可以说戴高乐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太多。

戴高乐去世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向戴高乐夫人发去唁电：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向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前和外交部三处降半旗致哀，这是新中国首次对外国元首如此礼遇。

纵观戴高乐的一生，其心高气傲的性格，强势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历史性飞跃，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心高气傲的戴高乐不了解新中国，更没有为此作出更有开创意义的事。因此，本来可以实现的访华，最终被一再耽搁，最终成为令人叹惋的历史憾事。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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