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的水警法医：守护70公里江面，为逝者找到归家路

巡逻艇慢慢靠近，渡口旁的趸船出现不规律的轻微晃动。泛起的浪花拍打河堤，趸船上沉重的吊机发出吱呀的声响。

固定在岸边的无动力矩形平底船“趸船”，是方便船泊停靠的“浮码头”，也是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刑事侦查支队的法医办公室。为了离水中尸体最近，在腐败液化前检验，水警法医们常年驻守在岸边的趸船上。

邓德元戴着两层外科橡胶手套，站在趸船的甲板上。他从吊机上把尸体解下抬进解剖室，尸臭味扑面而来。冬天的水中浮尸，在水里泡得久了，摸起来像冰块一样冻手。

在邓德元做水警法医的14年里，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年勘验100多个涉水死亡现场。水流将诸多痕迹冲刷掉了，但水警法医要从逐渐流逝的细节中辨别死因、确认身份、探寻真相，为逝者找到归家路。

尸体会“说话”

人死后泡在水里会变成什么样？巨人观，高度腐败，皂化，白骨化……

尸体在水中形成巨人观之后，体重可能会增加几倍。邓德元见过300斤的吊机擦出火星子，然后冒烟报废。后来，他们改成了能承受500斤的吊机，有时候吊机绳断了，三四个人拽不动。

现在用的是一架可承载1.5吨重量的吊机。这已经是水警法医们更新的第三代大家伙了。

将尸体抬进尸体检验室，尸检正式开始。对法医来说，看到什么样的尸体状态都有可能。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邓德元也被恶心得呕吐过。一年夏天，一具尸体搁浅后被民警捞到码头上。走到尸体附近，邓德元看到衣服底下在动，撩开衣服，尸体上布满厚厚的蛆虫。派出所的新警当场吐了出来，邓德元还安慰他“拿水冲掉就好了”。

解剖的时候，邓德元按照步骤，打开尸体的“三腔”：胸腔、腹腔、颅腔。这时他突然发现，尸体的嘴巴是张开的，嘴里有一个白色的圆球。他心想，逝者生前还吃了个包子没咽下去？是不是能提取点东西检验一下？

他趴那正看，白球散开，全是蛆虫。当时没戴口罩，邓德元猛地冲出房间哇哇地吐。

不过令人作呕的蛆虫，也会有点作用。根据蛆虫的长度，法医可以间接推断尸体的搁浅时间，如果蛆虫只有0.5厘米长，尸体可能搁浅了半天或者一天。

在邓德元的印象中，法医学课本里讲到水中尸体的部分只有简短数十页纸，但解剖被水泡过的人体，可能遇到的问题错综复杂。

法医的判断往往会决定案件的走向。某年腊八节，黄浦江打捞上来一具无头浮尸并伴有一只脚缺失。当时刚刚入职两年的孙连杰和师父钟允保正在办公室吃饭，放下筷子就赶了过去。“这个案子非常棘手，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凶杀案，都在等法医的结论。”

钟允保在现场检查了一会儿，告诉大伙“这是螺旋桨造成的打击伤。”这句话很重要，意味着这不是个刑事案件。

经验丰富的水警法医都知道，螺旋桨的打击与人为的打击相差很多。刚入门时，陆韵清碰上过一个很棘手的案件需要鉴别。

陆韵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他在趸船上值班备勤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派出所民警告诉他，有具浮尸身上绑着砖头。

尸体已经高腐了，仅凭身上的砖块不能证明是凶杀，也有可能是自杀。陆韵清注意到了逝者头上的伤口。那是一种星芒状的创口，伴随着开放性的颅骨骨折。

“螺旋桨的击打伤痕是巨大暴力形成且有独特损伤形态特征的，但当时我看到的尸体颅骨上有多处不规则的钝器打击伤。” 陆韵清立即打电话喊来邓德元，二人想法一致：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随着解剖的深入，证据一点点显现。逝者头顶的凹陷呈现阶梯状，很像榔头砸出来的印记。肺里有少量蕈样泡沫，这是死者被榔头击打后，濒死期入水形成的溺水死亡。

在香烟弥漫的房间里，邓德元和已经退休、特意因这个案子被召回的钟允保一起，逐渐勾勒出逝者的年龄、落水时间与落水地点。“黄浦江每天都有涨潮和落潮，我们根据那几天的涨落潮时间，以及水流的速度来推算落水地点。”

法医不仅检验解剖，也会进行尸体调查，一些疑难案件，还会参与现场走访摸排、调阅公共视频、守候伏击、抓捕等后续工作。

这是邓德元职业生涯最焦虑的一次，他四天没睡觉，和陆韵清全程跟着侦查员四处查视频、找作案凶器。人抓到后，邓德元回到码头，洗完澡，倒在床上睡了一整天。

“只要闻过一遍，就终生难忘”

上海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的6名水警法医要负责检验黄浦江自吴淞口的47公里、苏州河段内23公里的所有浮尸。

邓德元和李富瑶都经历过改造前的趸船。黄浦江上船只来往密集，快艇驶过的时候，固定在码头上的趸船晃得厉害，人站不稳，书也经常从书架上晃掉。

来这里之前，李富瑶几乎没怎么坐过船。入职后的半年，在趸船上，只要没活，李富瑶就找个沙发躺着。赶上每个月的大潮，晕船反胃，邓德元就搬着张桌子跑到岸上的仓库里办公，等浪小点再回来。

因为船体的剧烈摇晃，邓德元的手被尸体骨头割伤过，还在采血的时候被扎过手。到后来，他就习惯性地戴两层外科橡胶手套。

随着趸船的改造，水警法医们的办公条件好了很多，船稳当多了。再加上多年锻炼，李富瑶笑着调侃自己，现在能在船上“健步如飞”。

即使是这样，铁皮制的趸船，夏天还是像个蒸笼——下面是黄浦江水，上面是炙热的太阳，甲板上温度达到七八十摄氏度，鞋子踩在上面时间久了都会被烫开胶。

夏天的解剖室，更是格外难耐。杀虫剂既是独特的“香水”，又能杀死从各个角落钻进来的苍蝇。

做一名法医，尸臭是第一个要过的坎。

尸臭是什么味道的？邓德元形容那感觉像是“打开闷了半个多月的化粪池盖子，深吸一口气，把头伸进去，憋不住了再吐出来”。

为了不把味道带回家，邓德元的家里没有一件制服。但他回家一说话一喘气，妻子就知道他今天又“出活了”。

做法医之前，李富瑶从来不抽烟。直到踏上工作岗位，他才知道老师们为何会在解剖结束后吸一根烟。尸臭可以轻易钻到任何一个缝隙：头发、指甲、鼻腔甚至肺泡里。

每次尸检结束后，李富瑶都会用生理盐水把鼻子反复洗几遍，然后在身上喷满木头味或者茶味的香水。曾斌会留两套制服专门用来尸检，平时这些衣服不会带出解剖室。即使是这样，他也会在每次尸检后，放上两瓶盖的洗衣液和消毒水来清洗制服。当法医以后，曾斌更爱干净了，每次尸检之后必须洗澡。最多的时候，一天洗了4次澡。

水里的尸臭和陆地上的不一样。在厚重的臭味之中，再夹杂着一股江水的特有味道。“只要闻过一遍，就终生难忘，再路过河边闻到类似的味道，你就知道，这里有尸体。”

关于这句话，刑侦支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碎尸案最终是靠侦查员闻着岸边飘来的阵阵尸臭才找到的剩余尸块，从此这名侦查员多了个外号：“警犬”。

“隐形”的职业

水警法医团队里的6个人，有一半加入这个行业都是受警法剧影响。

李富瑶高中时特别喜欢看香港TVB的《法证先锋》《法医宋慈》，这给他留下了“法医好帅”的印象。虽然大学的时候，他听从家人建议学了临床医学，但毕业后他还是考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专业第二学位。

孙连杰也想做法医，但得知他的想法后，他的父母和李富瑶的父母是同一个反应：不同意。甚至孙连杰的母亲说了一句：“你干啥不好非要干法医呢？”

最终，孙连杰把法医学填在了复旦大学的第六个志愿里，结果被排在前面的临床医学录取了。

本以为从此与这个行业无关，毕业后兜兜转转，做过医生，卖过保险，最终在2009年孙连杰还是与邓德元一批，通过公务员考试做了法医。“我觉得这就是偶然中带着点必然。”

尽管法医们现在都能坦然面对尸体，但初次见到真实的尸体，邓德元在教室门口站了两三分钟。一个教室里放了十几具“大体老师”，七八个人围着一具。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进屋，他小声回了一句“我害怕”。

李富瑶上学的时候，老师特别爱把解剖课放在上午第一节，仿佛是故意锻炼他们的胃口。“后来大家习惯了，上面老师讲着解剖，起晚了的同学拿着包子偷偷在下面吃。”

刚开始的时候，商庆发下不去手里的柳叶刀。有害怕，也有不忍心。后来实习时，老法医看到他哆哆嗦嗦的样子，和他说“你就使劲划，他又不会跳起来咬你一口”。等到他使上劲了，老法医又瞥一眼，补上一句“小心点，别划伤里面脏器”。

熟能生巧后，商庆发也就克服了心理压力。别看他在团队里年龄是最小的，只有28岁，但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技中心进修时，他也经历过5个小时的超长解剖。

每次缝合尸体的时候，商庆发都觉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会学着老法医的手法，在缝合走线的时候，注意针线的间距，让逝者体体面面地去火化。

直到现在，邓德元依旧有看悬疑剧的习惯，不过电视剧里的情节经常让他忍不住吐槽，“你看那电视里的法医穿着白大褂跟风衣，袖子也不撸，戴上手套往那一蹲，这要是正儿八经的案发现场，多碍事。”

他们几个出现场的时候，从没穿过白大褂。平时会穿制服，如果夏天衣服被污染了不够穿，邓德元甚至会光着膀子穿个拖鞋干活。“站在甲板上，拖鞋被腐尸污染，水一冲就没了。要是穿个警鞋，废了还得去买新的。”

穿脏了的衣服可以扔，别人的眼光却不好改变。很多人听说他们是法医，不愿和他们同桌吃饭，甚至不愿看见他们。

李富瑶不会主动和别人谈起自己的职业，有人问，他只会说“我做警察的”。妻子觉得，法医是个很酷的职业，李富瑶也不让她说，“怕人家忌讳。”

父母打电话问曾斌在忙什么，他一般会以“涉密”来搪塞过去，“实际上我是怕他们担心。”

邓德元从不主动和别人握手。如果有人在知道他的职业后，还会主动伸出手，他会郑重说一声“谢谢”。

和邓德元一起读书的同学，有的已经在知名医院里成为了科室主任或“一把刀”。而法医不仅清苦，还没有休息日，更是要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台风天他们得翻过防汛墙来趸船上备勤，这时候来个活，船舱里断了电，几个法医用担架把尸体扛到墙头再运出去做尸检。有时候值班，法医们晚上在趸船船舱里面休息，听着舱门外面老鼠“哒哒哒”地跑过去。

有时候，邓德元被邀请去大学里做公安法医实战案例分享教学，在分享实践经验的同时，还要小心组织措辞，生怕一句玩笑话“劝退”大家。

死亡教会我们的

邓德元统计过，99%黄浦江与苏州河上的尸体都非刑事案件，每一个轻生者背后都是一段心酸的故事。

有一年邓德元为一位20岁出头的男孩做尸检。顺着死者随身携带的身份证，警方找到了他的家属。

男孩来自中国腹地的偏远农村，自杀前，他正在上海打工，一个月只有微薄收入。殡仪馆为这个家庭减免殡葬费，但最后还差一个骨灰盒。邓德元索性自掏腰包，买了个骨灰盒送给死者家属。

追悼会没有场地和主持人，邓德元找殡仪馆借了个追悼厅，脱下制服，成为一名临时主持人。直到家属离开上海，都不知道这份钱是邓德元出的。

李富瑶见过最快的腐蚀，夏天江内一个月，人就能完全白骨化。“做了法医之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珍惜生命了。逝者若能看到自己被捞上来的样子，可能就不会去寻死了。”见到过太多破碎的家庭和心碎的父母，初为人父的李富瑶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健健康康长大。

见惯了尸体不代表可以对生死无动于衷。一周来好几拨家属的时候，整个趸船上的气氛都会不对劲，“每天听到的都是哭声，大家心情都很低落。”

每名法医都有排解压抑的方法。曾斌的办法是去滨江漫步道上跑跑步，商庆发则会捧起游戏机玩两把。孙连杰的方法格外多，他喜欢机车，喜欢摄影，最近在玩磁带CD，家里堆满了各类专业书籍。

“当你的生活被各种爱好安排得满满当当，做什么职业都不会太压抑。”孙连杰说。

作为一个直面死亡的职业，他们对谈论死亡并不忌讳。

因为妻子出差，孙连杰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过法医办公室。他会问爸爸：“你看到尸体怕不怕？”孙连杰会如实告诉他，自己有过哪些历练，然后不再害怕这些。他还会以平等的视角，给儿子讲生死的观念。

碰上案子，孙连杰把平板电脑留给孩子，跟他约定好看动画片的时间。有时候回到队里，儿子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前段时间，孙连杰刚去外省出差，7年前的一个逝者找到了身份。尸体被打捞起来的时候，只剩下白骨化的躯干以及挂在上面的牛仔裤残片。

孙连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提取生物痕迹检材录入数据库留了档。7年后，他的家属恰巧采集了生物痕迹检材，这才比对成功，“法医能做很多事，但不是所有事。”

尽管生物痕迹鉴定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孙连杰觉得，“能找到逝者身份，除了民警长年累月的工作积累，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这是一个注定与无奈共存的职业。

在法医这个行业里，师父能带给徒弟的东西，不仅仅是技术。孙连杰跟了钟允保3年，具体的案子他已记不清，他只记得师父身上的责任感与严谨的精神。

钟允保自己做了个《遗体完成记录表》，写下日期、案件号、遗体送到了哪个殡仪馆、有没有查到身份等信息。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但他记录这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查到逝者身份的时候，他能告诉家属这个人的最后一个故事。

老法医的习惯也传给了徒弟们。为逝者寻找家属，让他们落叶归根，是法医们特殊的“团圆行动”。

从法医这里得到信息，无疑是最差的结果，但对于家属来说，也算尘埃落定。商庆发发现，如果有人长期杳无音信，他的亲人就会被没有尽头的等待牵绊着，“等到一个结果，反而是一种解脱。”

在邓德元看来，比他刚入行时，如今水中的逝者已经少了很多。根据水警法医的尸调数据，边防港航分局在黄浦江、苏州河标记出了10多处涉水警情重点部位。公安艇24小时巡逻， “120”急救船投入使用，配合着“水上流动平安屋”的建设，以及必不可少的热心市民救助，现在只要有投水警情，三五分钟救上来肯定能救活。

邓德元希望，未来用到他的时候，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