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央视新闻《新闻一加一》栏目视频连线时表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了,但是,大部分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这部分群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这部分人受影响也最直接,包括对收入的影响、甚至对一部分人的就业也有影响,所以这部分人往往在体感上就更脆弱。
脆弱,只是专家的一种形象表述,或者说对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实力的一种悲观描述。同样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实力是各不相同的。处于中等收入群体上限的居民,经济实力比较强,消费能力也比较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很强,但仅仅比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更具有保障性,而无法在消费方面实现自由化、率性化。
这也意味着,即便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也仍处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阶段,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过大,上限附近的比重过小,中限的比重也明显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中,处于中上限的比重较高的话,不仅社会财富分配的“橄榄型”格局更加明显,社会的稳定性更强,消费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更有力。
消费的源泉来自哪?富人和穷人都不是主力,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最主要的力量。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恰恰由于中等收入群体中接近下限的居民比重过大,消费的摇摆性也更明显,任何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对他们的消费信心、消费心理、消费动力产生影响。那么,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就会很大。
而从疫情发生以来的情况看,虽然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疫情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经结束,但是,疫情对广大居民的心理影响依然是比较大的。特别对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来说,影响更大。很多居民只能满足于最基本的消费,而不敢更加积极的消费,导致消费的作用力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让居民收入能够向中等收入更高的区间转移,大大增加中等收入中上限居民的比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显著增强。
事实也是,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收入水平较高与收入水平较低者之间,消费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消费的动力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处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很多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观念判别不大,房贷、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等,都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为了这些方面的开支,他们可以无限地抑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导致消费很难有明显改观。相反,那些处于中等收入中上限附近的居民,在消费的理念和思路方面,就要开阔得多、感性得多,购物、旅游、健身、美容等,都会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消费的范围也都从基本生活消费转向一般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休闲消费、娱乐消费等方面,且消费的力度比较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抓手,就是发展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做强制造业、维护好中小微企业的利益。房地产企业需要化解风险,城市建设也需要继续展开,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流,都不足以对居民消费发挥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的经济才能稳健可靠,居民就业都有保障。否则怎么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社会“橄榄型”格局又如何建立?
如果只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而不强调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就是教条的或僵化思维的体现。只有让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滚动的,而且是流动的,消费才能步步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能节节攀高。
搬来我的小板凳有钱怎么花,真不需要别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