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是何时进入传说中“天下万国”时代的？

兹称为“古国”

大约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兹按照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传说，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后世传说中“天下万国”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

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年代在距今5800到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其中，北阳平遗址和五帝遗址面积都是70多万平方米。经过大规模发掘的西坡遗址的围沟聚落内面积为40万平方米。遗址周围有用作军事防御、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在遗址中心部位有一个广场，围绕广场有四座大型建筑址。基址的室内面积达240多平方米，连同室外回廊等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些大型建筑建造得十分考究，它们应该是大型聚落中权贵人物居住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公共墓地，其中27号墓长5米、宽3.5米，墓主人为青年男性，规模比一般氏族成员的墓大数倍。墓中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和十余件陶器。

从墓葬的巨大规模和随葬玉石钺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居住在这一聚落中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首领。随葬的十余件陶器烧制温度较低，显然不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而是为了随葬而特地制作的“明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为了随葬而制作的“明器”。这座墓葬的规模虽然大大凌驾于其他一般成员的墓葬之上，但与墓葬的规模相比，墓内随葬品并不算丰富。这种情况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成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的模式。中原地区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即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时期，是以首领居住址的规模和墓葬的规模彰显自己的地位，而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还处于分化的初期，集团首领还没有凭借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如此规模的大型聚落以及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聚落聚集在一起的现象是此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未见的，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人口显著增长并异乎寻常地集中于此地的现象。

巩义双槐树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西部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似乎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此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由三重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遗址现存面积117万平方米。在最内侧环壕以内，用围墙环绕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间区域内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共有三排，中间一排面阔五间，两侧的房屋基本对称分布，面阔三间，总面积约2400多平方米，且布局已经呈现出中轴线理念的端倪。在这组建筑群以南，发现了规模更大的两座单体巨型建筑基址，面积分别为1600和1300平方米。

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和高等级建筑的规模与河南西部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周围的布局迥然有别，显示出全新的布局理念，高等级建筑群位于聚落北部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这种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意义深远。

遗址围沟内发现了四处公共墓地，墓葬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四处公共墓地中，有两处墓地的中部各有一个方形夯土台，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祭坛。在距离高等级建筑最近的一个墓地的祭坛附近，发现数座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小型墓的墓葬。

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距今5800到5500年期间铸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加严重。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称为“河洛古国”。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经历了8000年前农业的初步发展，人口繁衍，出现了定居聚落，精神文化方面取得显著进步；6000年前，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出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制作考究的大型建筑以及比一般社会成员的墓葬大数倍的大型墓葬，但是随葬品的多寡并无明显差别，也看不到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与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同时期大型墓葬中随葬大量精致的随葬品和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迥然不同，暗示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和模式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以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的残片、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用兽牙制成的家蚕形饰为代表，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已经能够养蚕和缫丝。

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该遗址发现距今5800到5500年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公共墓地。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显著分离。大型墓内随葬多件制作精致的武器——玉石钺和玉玦、玉环、玉坠等装饰品，以及数十件陶器，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而且随葬品也往往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发现反映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明显的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显贵阶层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其社会贫富贵贱分化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是十分突出的。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年代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相衔接。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高等级墓葬。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多达数百件，以玉器为主，有多达数十件的玉石钺和数十件玉石锛铺在尸骨上下，还有玉人、玉龙、玉鸟、玉龟等，随葬品总数达300多件。大量玉石钺暗示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反映出宗教色彩。16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反映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可能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出现了迄今国内年代最早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城址呈圆形，面积约9万平方米，周围有宽数十米的壕沟。城内发现巨大的祭坛、建筑基址、道路和完整的排水系统。该城址被连续使用了近2000年。

辽宁省喀左牛河梁遗址群位于辽宁西部的丘陵地带。在这一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至53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遗迹群。在40个大大小小的山头上，都发现了用石块修筑成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积石墓。大型积石墓随葬玉龙、玉龟、玉鸟等动物形玉器和玉璧、玉玦、玉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还随葬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上，用石块砌筑出一组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巨大平台，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所。在该大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里面有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泥塑女人像和龙、熊、猛禽泥塑的残块，还出土了一个与真人头大小相同的女人头泥塑像，这里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神庙。由于牛河梁遗址群一带一直没有发现居住遗迹，所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原始宗教圣地。最近，在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了一个红山文化的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了数件石人头像，最高达40厘米，再一次印证了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阶级分化，可以葬在牛河梁圣地的人应是地位特殊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精美玉器，不见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这些不同种类的玉器真正用于装饰的较少，也少见武器，多是玉人、玉鸟、玉龟、玉璧等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或暗示出当时的权贵阶层掌握了祭祀权力，即与神沟通的权力。崇尚神灵，权贵掌握通神权力可能是该地区权力出现和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