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吸引”1.0 到“场景吸引”2.0,合肥做对了什么?丨顶端调研

从“政策吸引”1.0 到“场景吸引”2.0,合肥做对了什么?丨顶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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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吸引”到“场景吸引”,合肥的“场景招商”实现路径是什么?八成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去了江苏,招商的“江苏模式”有哪些打法?户籍制度改革为何久攻不破?一起来看看今天出炉的《顶端调研》第23期。

场景招商,变政策为机会

在新经济时代,场景的巨大价值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场景创新”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新范式。

目前,上海、北京、合肥、成都等10多个城市已启动场景创新计划。其中,合肥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促进中心”。今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将“合肥场景创新工作”列为国家“近期经济运行亮点”,面向全国推介合肥场景经验。

本期《顶端调研》中,顶端新闻中原策特约专家、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斌带来了《关于河南如何借鉴合肥全域场景创新经验的调研报告》,剖析了合肥如何通过“场景创新”赋能城市跃升,为河南构建场景创新生态、推进优势再造战略提供借鉴。

何为“场景创新”?李斌认为可以理解为“场景驱动的创新”,既是将现有技术应用于特定场景,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也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驱动各创新要素及情境要素整合共融,突破现有技术瓶颈,进而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

在他看来,合肥场景经验贵在突出机会共享,突出供需匹配,突出场景招商。“合肥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挖掘征集 500 多个典型应用场景,形成清单向社会发布,告诉创新主体‘我们要什么’,欢迎有能力者来‘接单’。”

借助“场景创新”,合肥的招商模式也再度升级,从“政策吸引”1.0 版迈向了“场景吸引”2.0版,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智能网联汽车、空天信息等新赛道中,引育了一批“独角兽”企业。

反观河南,应加快顶层设计谋划,出台支持场景创新的政策举措,建设场景创新应用矩阵,打造场景创新服务体系,尽快构建充满活力的场景创新生态。

八成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去了江苏

看完合肥的招商模式,再来看看另一个新进地区的招商。

2022年,江苏以一省之力拉动了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迁移——全国82.2%从原登记地搬出的高新技术企业,都被招去了江苏。且当年迁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前七座城市全部来自江苏。

“江苏模式”是怎样跑赢的?通过来自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关于招商引资“江苏模式”的调研报告》,可以透视到“江苏模式”的秘诀。

首先,产业链精准招商。以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例,新一线研究所评估了不同环节企业对迁入城市的选择偏好。

研究发现,迁入人工智能相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最多的三座城市,分别是南京、徐州和南通。

其中,位于中上游环节——如数据资源、AI开发技术的企业更偏好科教资源丰富的南京。而在下游环节,传统制造业资源丰富的南通对工业机器人、智能电驱系统、智能控制装备企业的吸引力较大。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物联网设备企业则更喜欢已经形成家居产业集群的徐州。

其次,与丰厚的资源和补贴伴随而来的,是迁入地对企业实力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据新一线研究所调研发现,如果要在苏州工业园区拿地,一般需要承诺的年均亩产税收不低于 80 万。如果企业税收、产值严重未达标,甚至可能会被要求迁出,把土地腾给更好的企业。

再次,不轻易拒绝小微企业。迁入江苏的 2560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注册资本小于500万的小微企业占到 76.21%。

户籍制度改革为何久攻不破?

一纸户籍,印着民生本色。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均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条件。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

据统计,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两者相差了18.02%。以2021年数据估算,全国约有2.5亿人常住在城镇,却仍没有城镇户口。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发展新常态的双重挑战,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方向正确、效果显著和时不我待的改革日程,如果不能及时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机会成本和实际代价。”

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中,澄清了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误区,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急迫性,并从进一步推进改革着眼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他看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城乡居民均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还能通过改革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或改革红利。改革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制度效应,“对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从疫情后经济复苏到青年失业治理等一系列难题,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蔡昉认为,既往改革的推进逻辑即主要依靠市场主体或地方政府的推动,对于这项改革来说已经不再奏效。“为了使具体措施真正落在实处,必须克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他建议,具体的激励措施上,应该把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同诸如土地供给、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公用设施建设等调控指标挂钩,由此提高对各地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激励的精准性和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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