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连任三届中央委员，1978年被停职调查，后来回乡下务农

1956年，周总理亲自接待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默罕默德•谢胡，无意间提起中国有“三条腿的驴”，谢胡来了兴致，顾不上吃饭，想要一睹为快。就在此时，总理找来了王国藩，当他为谢胡讲了自己当年成立合作社的故事后，这位领袖才明白了所谓“三条腿的驴”实则是中国推进农村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至于王国藩这个人，他曾在西四十里铺创办的合作社，还被主席称赞为“整个国家的形象”，从农民到中央委员，从身居要职到免职务农，王国藩的一生有着不寻常的大起大落。在笔者看来，他的人生历程浓缩了一个时代，虽已离我们远去，却值得借鉴与反思。身为河北遵化人，1919年出生的王国藩，同样经受过战火年代的洗礼，这也让他对新中国的到来感到无比庆幸，靠双手勤劳致富一直是他朴实的信条。1950年，全国土改工作基本完成，贫苦百姓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党中央也因此认为，假以时日，全民致富的时代就会到来，可偏偏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到一年时间，不少村子又开始出现土地买卖的情况，很多农民再一次沦为雇农、佃农，此时的中央领导们意识到，农民之间也是存在生产力差异的，如若没有更好的帮扶机制，劳动力不强的人依旧会在无形中成为被剥削的群体。由此，借鉴苏联以往的成功经验，人民合作社这一经济形式应运而生，而这一次的改革也成为了王国藩人生逆袭的开始。当时的他集合了23户农民成立了一个小型合作社，起名“穷棒子社”，前文提到的“三条腿的驴”就是这时发生的事情。起先有4户人家合资买了一头驴用来做农活，后来，有3户加入了王国藩创办的合作社，另一户则选择单干，人们因此戏称：“三条驴腿在集体，一条驴腿在个人”。要说当年的王国藩真的是实干派，合作社成立时没有起步资金，整整一个冬天，他带着大家伙上山砍柴，赚来的500多元用来购买骡子、牛、两轮大车等生产工具，第二年开春便带着大家一起积极投入农业生产中。有了这些生产工具，合作社每家每户的粮食产量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当年秋季大丰收后，每家分到了将近1500斤粮食、200多元，公社还结余了2300多元，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如此一来，穷棒子社摇身一变成为当地人眼中发家致富的好去处，通过之后的两次增补成员后，公社规模也变得可观起来，趁热打铁的王国藩又创办了粉条、冶铁等小作坊，这些都成为了成员们增加收入的好途径。直到1953年，穷棒子合作社帮全体成员脱贫致富，在向国家上缴大量收成后，每户分到了2100斤粮食以及240多元钱。一时间，王国藩成了全国争相报道的名人，全国各地派来考察团到当地学习，后来的王国藩还被邀请到北京和领袖们见面，甚至在1959年国庆典礼上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不再是新中国农民典范那样简单，三次当选中央委员，还在全国人大任职，1968年随代表团出访多国，1971年，王国藩又被当选为唐山革委会副主任。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或许王国藩早已实现了社会阶层跨越，可动荡时期的到来，还是在最后将他“打回原形”。原来，当年的他没能坚守住原则，在有心之人的怂恿下做了不少不理智的事情，甚至对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由此也遭到了多方质疑。1976年，动荡时期结束后，王国藩遭到了暂停职务的处理，随后接受党组织的重新审查，2年后，组织认定他当初的行为存在一些“左”的过错，好在王国藩及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改态度诚恳，念在他主观没有恶意，最终对他做出了免职处理。变回农民身份的王国藩回到老家继续务农，可此时的国内经济形势也有了全新的改变，当初红红火火的农民合作社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在邓公看来，合作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迁，索性提出“分家单干”的方针，穷棒子社也在此时被解散。这样的变化让王国藩彻底变为一位贫苦农民，要知道，此时的他年近六旬，一把老骨头想要追赶时代浪潮谈何容易，守着一亩三分地平淡终老也就成了他自然而然的归宿。晚年的他过得很是辛苦，种地所得越发难以满足日常开销，可组织并没有忘记他当年在推进农村发展进程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当地政府为他安排了遵化县水利局顾问的工作，还为他定期发放特别津贴，日子总算能维持下去。2005年，王国藩因病离世，享年86岁。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一生是幸运的，毕竟，那几年风光的日子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动荡时期的错误选择多半也是无可奈何，可笔者想说的是，在任何时代都要坚守最基本的原则，跟上时代的步伐，才不会在崛起和淘汰并存的浪潮中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