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能帮我们重新理解抑郁吗？

抑郁症已然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阈，并逐渐延伸至许多人的私人生活。目前罹患抑郁症的人群正在呈现青少年化。明星抑郁轻生、儿童精神科爆满、职场压力引发心理症状，诸多现象都在表明当下面对抑郁症的严峻性与紧迫性。

但吊诡的是，我们似乎在相当程度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文明疾病，也即高度分工、个体原子化、加速社会等一系列表征催化下的产物，但同时在应对抑郁症时，我们更习惯于使用科学方法，即借助于生物的身体结构和反应模式探寻背后的科学机制，对患者进行药物等治疗，使得抑郁症成为一种生理疾病。也即是说，抑郁症与细菌感染在本质上相差不大，都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病”。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书籍，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达里安·利德所著《我们为什么会抑郁：哀悼、忧郁与精神分析》的基本立场。在利德看来，将抑郁症视为一种生理疾病，不同人机械化地使用同等标准进行治疗，这实际上让相当一部分患者承受着压力与痛苦，而非治愈。这反而是在扩大现代社会的不良后果。

于是，精神分析这一在心理学已然被弃之如敝履的学派，需要被重新唤醒。尽管这一被弗洛伊德创立的研究人心灵领域的方法曾经红极一时，但如今显然丧失了现实作用，很少作为心理疾症的治疗方案，更多则被作为分析文学作品与社会现象的理论资源。精神分析以谈话治疗为主，分析被治疗者意识之下的“无意识”，使其心中郁结得以破除。这种方法当然不符合科学精神，也无法使用现代医疗标准进行普及，甚至还充满了部分神秘化的倾向。

不过，我们尽管固然不能完全认同精神分析在把握抑郁症中的完全作用，但无疑支持其作为一种来自人文的视角，彰显对抑郁症患者的人文关怀，也使得抑郁症复归为那种社会症候的语境中。可以说，如果在当下我们习惯于将各种偏离正轨的思绪与观念归于科学意义上的生理疾病，甚至化用歌曲，连“思念也是一种病”时，那么精神分析至少会大胆提出，抑郁症不是“病”。

抑郁症两端：哀悼与忧郁

如果不是病，那么抑郁症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是什么？创始人弗洛伊德将自我意识的结构分为这样几个层次：前意识、意识、潜意识与无意识。尽管在他之后如荣格、克莱因、拉康、温尼科特等精神分析学家处，这一结构已然发生诸多变化，但一些基本原理相通：意识是我们能够把握到的所想事物，它如同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海平面下则是巨大的无意识，即明明是我们所想，但无法直接把握到的事物。无意识真正决定着我们的精神与行为，其更多是一种原始冲动和本能，不符合社会标准，因而在日常生活被压抑下去。而有一些溢出的无意识仍然能够通过梦话、呓语等形式折射出来，这便是潜意识。精神分析更为重视对无意识的探索，并积极利用谈话、分析下意识的行为及呓语等探索无意识，以破解一些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于是，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抑郁症并非一种病，而是无意识对精神的塑造，只不过这种塑造以一种病态的行为呈现。

何以是病态？利德请我们回到弗洛伊德在1915年发表的文章《哀悼与忧郁》：“抑郁”这一状态太过笼统，它有着各种临床形式，有人沉默寡言而有人狂躁不堪，而弗洛伊德希望获得一种具备普遍性的结论。他使用“哀悼”与“忧郁”两种症状来介入研究——抑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及沮丧，对外界世界丧失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自身行为并且常出现自我评价降低及自我谴责，而这与哀悼十分类似。弗洛伊德笔下的哀悼并非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种失去他人或某物之后的私人情绪。当重要的人离世，我们也会感到痛苦不堪，常常出现音容犹在的幻觉，甚至会出现《甄嬛传》中“宛宛类卿”式举动。弗洛伊德认为，哀悼是一种人们对丧失的反应。由于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失去，人们投射爱慕并产生行为驱力的“力比多”此时丧失了方向，因而人会出现极大痛苦。但是，哀悼行为是有助于身心健康，或者说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哀悼者知道自己丧失的是什么，他的一系列痛苦，不仅是在表达对失去之人及物的爱慕和情感依赖，同时也是在表达对其失去的庄严宣告。我们最终会承认这个人或物的不在，并且积极利用某种象征化的手段将其“留在体外”，以使得残留的力比多仍然继续向外投射，不会在自我之处郁结。

因此，利德也提及了哀悼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我们会用零散的元素罗列，来表达对失去之人或物的残存之爱。毋需引用书中的诸多艺术案例，我们使用一则通俗的例子，歌手谭维维在《我是歌手》演唱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这是一首悼念亡父的歌曲，以A段进入，悠扬的曲风描述着乌兰巴托草原的夜色，父亲的形象被象征化为草原的夜色，成为旷野的风。而B段则以浓情奔放的方式直言对失去父亲的悲恸。两段交错进行，经历数次B段的怒嚎式哀悼后，最终回归至A段结束，也即哀悼的结束。在此，外物的象征既成为能够随时打开哀悼思绪的入口，却又成为停止哀悼的出口，如同草原夜色既成为了父亲形象永久的象征化，又表达了对父亲逝去的承认及看开：哀悼没有一直停留在怒嚎所隐喻的内心痛苦中，而是最终留在了宁谧草原上，留给旷野的风。

那么忧郁呢？与哀悼相反，忧郁者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或者说，他否认自己失去了。失去的感觉被归于无意识，其仍然向着被失去之人或物发射力比多却没有方向，于是，哀悼的对象转向自己。忧郁者对自我评价的降低及自我责备，恰恰是对那个失去人的责备，责备他们离开自己、让自己愤怒或伤感。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到了“自恋”：忧郁气质的人往往与过度自我迷恋有着关联。这是因为具有自恋人格的人更容易将力比多投射到自己身上来，哀悼的对象成为自己。这就产生着一种巨大的矛盾——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一文中一针见血点出，自恋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特质，我们自己必然会爱自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我的诉求总是拥有一种补偿性机制，即我们会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会补偿在他者身上诉求时得不到的东西。但当我们将对象的哀悼转向自我时，自我又同时成为了一个失去的、无法补偿的存在，这就在矛盾中造成了对自我的巨大折磨。我们会拷问自己“我到底算个什么”，继而耽溺在种种负面情绪中、困囿在精神内耗里，并且无法走出自我的牢笼。抑郁症诞生了。

利德举出了一则令我们惊诧之余又觉得理所应当的案例：一个年轻人和女友坠入爱河，并决定结婚。当他正准备将自己的恋爱经历和结婚决定分享给家人朋友时，意外发生了，女友出车祸意外而死。他寻求哀悼，可是，无论当他向亲友倾诉，还是去探望女友的家人，他的处境都无比尴尬——在自己这一侧，没有人认识他的女友，而在另一侧，没有人认识他。“女友”这一身份，对年轻人来说变得无比虚无缥缈，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哀悼谁，这也就理所应当引出我们刚刚说出的话：“我到底算什么？”无法向外投射的力比多引向了自己，对女友的哀悼变成了忧郁，而他也就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

由此可见，哀悼与忧郁的区分在于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他者”，一个令人知晓的失去对象。当这个对象是明确的，我们就可以正常将失去的痛苦向外部投射，并通过象征化过程使其转移到其他对象上，缓解这种痛苦。而当我们不清楚这一对象是什么时，我们就只能将痛苦转向自己，在自我心中产生巨大郁结。不过，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弗洛伊德的《哀伤与忧郁》经历过诸多纷争与反对，而对于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深入和明晰。

哀悼的重心，是消除忧郁

对弗洛伊德表现出激烈反对的包括精神分析学家亚伯拉罕与克莱因。两者的共同观点在于，其认为弗洛伊德将哀悼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了。我们对一个人的感情没有单纯的爱，也没有单纯的恨。爱恨总是交织在一起，当我们对逝者责备其为何狠心抛下我们离开时，内心也总存在着“你可总算走了”的部分。

不存在纯粹的爱或恨，克莱因在《哀悼及其与躁狂性抑郁状态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这种婴儿时期便存在的原初情形。弗洛伊德曾经根据人的心理满足的不同部位分为几个阶段，在婴儿时期是口腔期，即吮吸母乳得到满足，后来是肛门期，即收缩肛门得到满足。再后来性器官逐渐成熟，心理满足依次经历性蕾期、潜伏期和生殖期。克莱因认为，婴儿的抑郁情感在口腔期末端，也就是断奶前后达到高峰。对于婴儿来说，母亲的乳房与乳汁代表了爱、善意与安全感，也是自己全部的欲望来源。一旦失去了乳房，他会感到悲伤，哀叹这样一个自己所爱之物、一个“好”客体的失去。但同时，婴儿又意识到，乳房的失去可能恰恰因为自己曾经将其视为一个“坏”客体——他会用力吮吸、撕咬、用哭泣获得乳汁等，正是他曾经这些恨的情绪使得自己最终失去了它。于是，婴儿开始自责。克莱因将这一时刻称为“抑郁位态”，在这里婴儿分清了好与坏、爱与恨的一体两面，并且同时诞生了哀悼与忧郁两种情绪。

也即是说，从婴儿开始，我们便实际意识到哀悼总是伴随着忧郁，二者成为一个连续体。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当面对一个重要之人的逝去，哪怕他的死亡与我们并无直接关联，我们也大概也会考虑“如果他怎样怎样说不定就不会去世”，这实际上引发了对自我的谴责。既如此，哀悼与抑郁便不再位于正常与病态的两端，哀悼的任务也不是让力比多继续向外部对象投射，而是在哀悼与抑郁都产生之后，消除其中的抑郁成分，修补自我谴责，以使得人的精神回归正常。口腔期到肛门期便反映了这一过程。拉康对此做出了绝妙的阐释。他认为，儿童的心理满足之所以会转移到肛门，是因为这表现了他正常融入了社会，融入了被他所称为的“象征秩序”中：儿童的肛门能够主动控制收缩，能够在合适时机进行排便，能够自己擦屁股，这表示其能够像一个社会中的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这种活动，能够获得母亲的认可与表扬。

拉康道明了对忧郁的修补所存在的社会维度。实际上，拉康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一种三元的拓扑结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在婴儿时期，我们几乎只与母亲产生单向关系，我们认为自己是目前全部的欲望对象，母亲也是自己全部的欲望对象。这实际是一种想象的关系，我们的精神中也存在着这种想象的部分。我们的心理更多依存于象征界中，即集体所构建出的一套由象征符号所构成的象征秩序，在这里每人每物都拥有自己的象征名称，社会的正常秩序也依赖于此运转。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比如死亡、灾祸、无常，是象征秩序无法解释的“不可能之物”，这些黑洞也就构成了实在界。我们努力用象征秩序掩盖实在界的存在，而最重要的便是对实在界来临之时，为这些不可能之物在象征界中寻找一个位置，使其可以被象征秩序解释。

处于肛门期的儿童便是如此，当他意识到自己失去母亲的爱时，这次来自实在界的攻击使其不得不做出反应，他需要重新为失去的、爱自己的母亲寻找一个象征界位置，并与其重新建立联系，以便解释母亲依旧爱自己。就在肛门活动中，儿童通过使自己融入象征秩序中获得了母亲的认可，这也就使得“爱自己的母亲”重新在象征界中占据了一个位置，而内心的忧郁也就被修复了。

而这也就是哀悼的基本机制：我们可以理解，哀悼并非只是弗洛伊德意义上个人的思绪，它更是一种社会仪式，我们用哀悼的方式应对一个人的逝去或物的消失。而这样的活动归根结底是为“逝者死亡”这一实在界的入侵进行象征式的遮掩，我们需要假装逝者“与我们同在”。通过一系列仪式性活动，葬礼、墓碑、纪念，逝者在多人参与及承认下，以另一个位置被固定下来，因此实际造成了未曾离去的假象。随着我们慢慢接受这个新的位置是代表“逝去”的，我们对他们不再报以爱，哀悼也就逐渐结束。在此，我们不厌其烦提及拉康对弗洛伊德一则案例的重新解读：一个父亲为自己夭折孩子守灵，夜晚做梦时，孩子拉着父亲的手说“父亲你把我烧着了”，父亲惊醒发现蜡烛倒下，燃烧了孩子衣服一角。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梦折射出父亲对孩子的担忧和复活的愿望，但对于拉康来说，这显示出父亲心中被象征界所掩盖的孩子死亡的真正事实。孩子的葬礼其实是对假装孩子未曾离去的认可，为孩子构建出新的象征界位置。然而，梦却赤裸裸揭开了这层假象，让父亲的自我谴责，也即忧郁之思彻底暴露出来——你怎么把我烧着了呢？

因此，当我们认定失去之人或物尚且“存在”时，我们就不会产生忧郁，也就阻止了抑郁的产生。我们可以总结说，要想避免抑郁，就要让哀悼顺利发生和进行。反之，抑郁的诞生，其实就是哀悼过程无法正常开展。

抑郁是如何诞生的

利德总结了四个哀悼工作顺利开展的要素。其一是需要引入一个框架来标记象征性的、人为的空间，譬如去殡仪馆参加葬礼。其二，我们需要一种对丧失之人或物已经离去的集体承认，这是让我们在象征界中为其构建新位置的前提。其三，为失去之人或物构建新的位置，这让其从我们内心中原有位置剥离，同时进入到一个“仍与我们同在”的新位置，以便我们不会产生忧郁。其四，我们逐渐放弃我们曾经为他们而有的形象，这昭示着悼念过程的结束。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在第一部分提出的，整个过程开展的前提是我们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但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不会完全顺利，任何一个环节的受阻，都会导致忧郁的产生，而抑郁也就随之而来。

不过归根结底，忧郁或抑郁显示出与社会象征秩序的脱离，如同巴特勒所言，忧郁者将自身转入纯粹的精神世界，从而抛弃了社会世界。而这就让我们对抑郁症患者更为难以了解。利德提出，至少有两点原因阻碍我们窥察抑郁症患者。其一是抑郁症患者的精神分裂。由于他们并不承认逝者的离去，他们有可能栖居在一个“与逝者共存”的精神世界中，而现实世界则会变得愈加模糊与虚幻。抑郁症患者搞不清楚这两个世界，随之带来的则是更大的痛苦。而另一方面，由于与现实世界脱节，这使得他们无法以符合象征秩序规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处境，而这往往也就是抑郁症患者诸多行为呈现出不符合常理的“不可能”。

而这里就彰显出文学艺术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作用——文学艺术对信息诗性的表达，往往能够将不可能之物言说出来。“忧郁的主题需要用诗意来表达”，利德如此总结。我们能够联想到不少孤独而颇具忧郁气质的天才在文学艺术长河中的惊人创造，甚至瓦尔特·本雅明也在其著名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考察了忧郁气质与德国民族及德国悲苦剧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重新挖掘它们在思想史中的意义。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他将艺术作为人类文明几乎的唯一解药，因为文明本身起源于对无意识的压制，而这不但导致了抑郁症等心灵疾症的产生，也导致了诸多心理本身的负面效应。而我们诉诸的最终方式并非药物治疗，而正是艺术这一诗意的表达方式。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对本书线索的梳理，也完成了对抑郁症成因的解读。不过，仍然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只是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探索抑郁症，给予其新的视角与新的阐发，并对不断向着生理疾病方向发展抑郁症治疗策略进行拨乱。我们远远没有掌握抑郁症所有的真理性内容，或者说，我们对此仍旧知之甚少。当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本身已经站在一种俯视的视角，似乎洋洋得意破解抑郁症的奥秘。但实际这并没有发生。相反，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抑郁症患者还在遭遇着巨大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比我们在文中展示的、比我们能预料到的，还要巨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