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壁画中T形杖功用新解

唐代墓葬壁画常绘有由上部短横杆和下部长直杆组成的T形杖。持此类T形杖的侍女图像均出现在表现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中，并且相伴随的其他侍女通常持有拂、杯盘、瓶、团扇、方盒、包袱等日用器具。因此，T形杖应当也属于唐代生活用具范畴，是研究唐代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目前，已有学者就此类T形杖的称谓和功能做出了一些解释。朱笛称此类杖为“丁字杖”，并将唐墓壁画中丁字杖图像的出现和唐代书画鉴赏活动的盛行相联系，推测丁字杖是“展障玉鸦叉”之“鸦叉”，也即主要用于展挑画障的画叉，并提出画叉的出现可能受到行障的影响。张维慎认为，初唐至高宗、武周时期贵族阶层书画鉴赏活动盛行，但固定挂画习俗尚未形成，丁字杖与挂轴式样的行障有相似性，应当是用于展示立轴书画的画叉。刘显波和熊隽则将此类杖分为“丁”字形杖和“丫”字形杖，并进一步提出“丁”字形杖和“丫”字形杖的关系问题。但是，目前尚未有学者就唐墓壁画中T形杖的特点进行细致阐释，认为T形杖是用于展示画障或立轴书画的画叉的观点也缺乏合理解释。因此，本文在全面整理绘T形杖唐墓壁画资料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唐墓壁画中T形杖的特点，并通过综合分析历史文献、传世实物和考古资料，来探究唐墓壁画中侍女所持T形杖的历史称谓和实际功能。

绘T形杖的唐代壁画墓

考古发现绘T形杖的唐代壁画墓葬一共有12座，相关信息如下。

李震墓

该墓位于昭陵博物馆东墙外，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李震去世时任梓州刺史，官居四品。李震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第三过洞西壁，图中侍女横持T形杖，T形杖上部短横杆平直。第三过洞东壁绘执拂侍女图。

图一 李震墓壁画

1.第三过洞西壁壁画 2.第三过洞东壁壁画

新城公主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新城公主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去世后高宗诏以皇后礼陪葬昭陵。新城公主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共有两幅。其中一幅持白色T形杖侍女图位于墓室北壁西侧，另一幅持淡褐色T形杖侍女图位于墓室东壁南侧，两幅图中侍女所持T形杖上部短横杆均平直。墓室西壁南侧绘有持拂侍女。

图一 李震墓壁画

1.第三过洞西壁壁画 2.第三过洞东壁壁画

长乐公主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是长乐公主，唐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位于甬道东壁，侍女所持T形杖上部短横杆平直。同一幅持物侍女图中还绘有持拂侍女。

图三 长乐公主墓壁画

韦贵妃墓

该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韦珪于贞观元年被封为贵妃，太宗去世后被册为纪国太妃。韦贵妃墓的持T形杖侍女图位于后墓室东壁南侧的侍奉女主壁画，图中左侧男装侍女持上部短横杆平直的T形杖于胸前，右侧男装侍女持侈口细长颈胆瓶于胸前，中间之人应为韦贵妃。后墓室东壁北侧侍奉男主壁画中，左侧绘持拂侍女。

图四 韦贵妃墓壁画

1.后墓室东壁南侧壁画 2.后墓室东壁北侧壁画

赵澄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董茹庄，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为秦府大夫赵澄。赵澄墓壁画图像资料仅披露部分，其中有一幅壁画绘有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的侍女和持盘侍女。

图五 赵澄墓壁画

太原市金胜村第6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墓葬年代为盛唐时期。墓主人骨骼已朽，身份性别不明。该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西壁，图中侍女斜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东壁壁画绘掩口状侍女。

图六 金胜村第6号唐墓壁画

1.墓室西壁壁画 2.墓室东壁壁画

太原市金胜村第4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墓葬年代应为初唐时期。墓主人骨骼已朽，身份性别不明。该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西壁，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东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

图七 金胜村第4号唐墓壁画

1.墓室西壁壁画 2.墓室东壁壁画

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为一男一女，身份不明确。该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绘于墓室西壁，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东壁壁画绘有持拂侍女。

图八 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壁画

1.墓室西壁壁画 2.墓室东壁壁画

太原市金胜村第337号唐墓

该墓位于太原市金胜村，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为成年男性，身份不明确。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侍女左手持鲜花，右手握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西壁壁画绘有持拂侍女。

图九 金胜村第337号唐墓壁画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赫连山及夫人墓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墓葬年代为盛唐时期。墓主人为上柱国赫连山及其夫人李氏。墓中持T形杖侍者图像位于墓室东壁，侍者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西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

图一〇 赫连山及夫人墓壁画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郭行墓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墓主人为上骑都尉郭行。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侍女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西壁壁画中绘有持拂侍女。

图一一 郭行墓壁画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太原市晋源镇唐墓TC2001M1

该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墓葬年代为初唐时期至盛唐时期。由于棺床毁坏，墓主人身份性别不明。墓中持T形杖侍女图像位于墓室东壁，侍女左手持上部短横杆弯曲的T形杖。墓室西壁绘有持拂侍女。

图一二 晋源镇唐墓TC2001M1壁画

1.墓室东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唐墓壁画T形杖的特点

上述12座绘持T形杖侍女图像的墓葬具有显著的共性。墓葬年代方面，依据墓主人去世年份和考古文献对墓葬年代的判断，12座绘T形杖的唐墓壁画中，初唐时期墓葬有9座，分别是李震墓、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赵澄墓、太原市金胜村第4号唐墓、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太原市金胜村第337号唐墓、郭行墓；初唐至盛唐时期的墓葬有1座，为太原市晋源镇唐墓TC2001M1；盛唐时期的墓葬有2座，分别是太原市金胜村第6号唐墓、赫连山及夫人墓。地理位置方面，绘T形杖壁画唐墓集中发现于关中地区和太原地区，其中关中地区有4座，分别为李震墓、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太原地区有8座，分别为董茹庄赵澄墓、金胜村第6号唐墓、金胜村第4号唐墓、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金胜村第337号唐墓、赫连山及夫人墓、郭行墓、晋源镇唐墓TC2001M1。墓主人身份性别方面，已知墓主人身份的7座墓葬的墓主人均为贵族。已知墓主人性别的9座墓葬中，有4座墓主人为男性，有3座为女性，还有2座男女皆有。由之可见，绘T形杖壁画墓葬均分布在唐代政治核心区域，年代集中于初唐至盛唐时期。T形杖的使用应当不存在性别差异，且在贵族阶层的生活中更为普遍。

此外，从T形杖上部短横杆的形状来看，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有上部短横杆平直和上部短横杆弯曲两种不同形制。前一类壁画唐墓有李震墓、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均位于关中地区；后一类壁画唐墓有董茹庄赵澄墓、金胜村第6号唐墓、金胜村第4号唐墓、太原市南郊焦化厂唐墓、金胜村第337号唐墓、赫连山及夫人墓、郭行墓、晋源镇唐墓TC2001M1，均位于太原地区。因此，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可以分为“丁”字形的关中类型和“丫”字形的太原类型。但是，这两种类型在墓葬年代、墓主人身份、持杖者形象、器物组合现象等方面差异均较小。因此，“丁”字形杖和“丫”字形杖的称谓和实际功能应当相同或类似，其形制上的差异可能是缘于不同地区生产T形杖的工匠或绘制T形杖的画匠的制作习惯不同，也可能是缘于不同地区居民在审美取向或生活习惯上的细微差异。

在传世实物资料中，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两件唐代玳瑁杖与唐墓壁画所绘T形杖极其类似。原田淑人介绍，该二件唐代玳瑁杖中，一件竖杆长121.5厘米，横木长32厘米，配有玳瑁制作的藤蔓装饰，杖末端镶嵌着红牙拨镂；另一件竖杆长133.5厘米，横木长24.5厘米，杖体做成八棱状，表面装饰金箔，涂绘绿彩，横木两端则镶嵌着象牙。这两件玳瑁杖的长高比例和两端镶嵌象牙的细节都与唐墓壁画中的T形杖一般无二，应该就是唐墓壁画中T形杖的传世实物，反映出唐墓壁画T形杖的真实尺寸。

图一三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玳瑁杖

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唐墓壁画中，和持T形杖侍女相伴随的其他侍女通常持有拂、瓶、杯盘、团扇、方盒、包袱等日用器具，其中尤以拂和T形杖的搭配最为常见。除赵澄墓缺乏完整壁画图像资料，其余11座墓葬中有10座均同时绘有持T形杖侍女与持拂侍女，并且这两种侍女图像在墓葬中的分布位置表现出明显的联系：长乐公主墓中持T形杖侍女与持拂侍女位于同一幅持物侍女图的相邻位置；韦贵妃墓中持T形杖侍女位于后墓室东壁南侧的侍奉女主图左侧，持拂侍女位于后墓室东壁北侧的侍奉男主图左侧；其余8座墓葬中，均可见持T形杖侍女与持拂侍女分别位于墓葬东壁和西壁的相对位置。这些具有一定规律的分布情况表明，持T形杖侍女和持拂侍女关系密切，基本形成固定组合。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同样绘有持拂侍女的房陵公主墓、永泰公主墓的持物侍女壁画中，没有出现持T形杖侍女，但是都绘制了和T形杖形制略似的如意杖。并且，在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持拂侍女和持如意杖侍女也同样位于相邻位置。可见，T形杖和拂的使用具有强烈关联，和如意杖的功能可能有一定相似。

图一四 房陵公主墓壁画

1.墓室南壁壁画 2.墓室西壁壁画

图一五 永泰公主墓墓室东壁壁画

T形杖与帷帐

在唐墓壁画中，T形杖和拂的使用具有强烈关联，和如意杖的功能具有一定相似。T形杖、如意杖和拂可能都属于同一类器具，并且T形杖与拂的组合与如意杖与拂的组合可能可以相互替代。其中，如意杖是上端呈云形或手形的棒状物，通常有骨、铁、木等不同材质。拂是由长柄和棕、麻、牦牛尾等制作的穗组成的器具，具有卫生洁具、清玩用器、乐舞用具等多种功能。将如意杖和拂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有敦煌蒙书中属于小学类字书的《杂集时用要字》。《杂集时用要字》主要记录当时日用器具的相关字词，其中记载，屏风、障子、如意杖、拂、镜台等都属于屏障具。但是，无论是如意杖还是拂，本身都不具备屏具或障具的功能。之所以被列入屏障部用具，应该是由于如意杖和拂的使用与屏具、鄣具有密切关联或者对屏具、障具的使用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比如，在唐墓壁画中，持物侍女所持之拂具有卫生洁具的性质，其主要功能应该就是掸拭屏风、鄣子等屏障具上的尘埃。而结合壁画图像中T形杖、如意杖的形制和正仓院藏玳瑁杖的尺寸来推测，如果T形杖、如意杖是辅助或配合某种屏具或障具来使用的器具，其主要功能应该是用于张设、展挑帷帐。

帷帐在古代文献中是对类似的用于障蔽视线、分隔空间的设施的较为笼统的说法，包括帷、幔、帐、幄、幕、帟、绶等多种鄣具。敦煌蒙书《杂集时用要字》中屏障部一条记载的“障子”应该就是指称帷帐。用于张设、展挑帷帐的T形杖很可能就是李商隐《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诗中“锁门金了鸟，展障玉鸦叉”之“鸦叉”。过去学者将唐墓壁画T形杖和鸦叉相联系，提出“鸦叉”也作“丫叉”，“丫”的字形和“丫”形杖的形制相似，认为T形杖应该就是鸦叉。并且又联想到唐代画叉的使用和贵族阶层赏画习俗的盛行，推测鸦叉是用来展挑画障或立轴画的画叉。这一观点有尚待商榷之处，其一，唐墓壁画T形杖不仅有“丫”字形杖，也有“丁”字形杖。其二，唐墓壁画中并未出现侍女持T形杖展挑画障或立轴画的画面。事实上，“鸦叉”“丫叉”都是吴语方言，在吴语中的发音音同“桠杈”，其具体含义也与此相关，本意指树木枝杈，因此，并不是只适合形容“丫”字形杖，也适合形容“丁”字形杖。此外，“展障玉鸦叉”的“鄣”并不一定指画鄣，“鸦叉”也不一定是画叉。鸦叉的功能具有多样性，从史料记载来看，鸦叉可以作为画叉来展挑画障，可以作为拐杖辅助行走，也可以用来张设和展挑帷帐。李诗写“锁门金了鸟，展障玉鸦叉”时，还写到“楼迥波窥锦，窗虚日弄纱”。“楼迥波窥锦”意谓远观楼台内的锦绣帷帐如同层层波浪，“展障玉鸦叉”正是体现了鸦叉展挑帷帐的功用。此外，还有“银泥步障玉鸦叉，金屋人来走钿车”“护风不用苏幕遮，支以荻帘竹丫叉”“锁开金屈戌，帘卷玉鸦叉”等诗句，也都说明鸦叉可以用来张设或展挑帷帐。

在唐墓壁画中，持鸦叉侍女和持拂侍女组合的出现与消失可能与唐代六尚二十四司制度的建立与演变有关。六尚二十四司制度是唐代宫官制度的主体，直接因袭隋炀帝始建的六局二十四司制度，设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一局下又设四司，从而将宫廷事物划属于二十四个承担不同职责的侍女群体。尽管六尚二十四司制度是宫官制度，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唐代贵族生活，尤其是位于唐代政治核心区域的贵族生活中一般侍奉人员的职责分工情况。作为墓主人生前侍奉人员的缩影，持不同器物的侍女或侍女组合或许就是不同职责的侍女群体的象征，也是六尚二十四司制度的间接体现。而这些侍女或侍女组合的职责分工，则通过其手中所持的不同器物来具体表现。鸦叉和拂形成固定搭配的组合，不仅是由于鸦叉和拂的功能具有关联，实际上也反映出持鸦叉的侍女群体和持拂的侍女群体的分工关系密切。结合文献对六尚二十四司制度的记载和唐墓壁画持物侍女图的考古发现，负责燕寝进御之事的尚寝局设有“掌帷帐茵席、洒扫张设”的司设、“掌舆辇伞扇羽仪”的司舆、“掌园苑种植蔬果”的司苑和“掌灯烛”的司灯，而唐墓壁画持物侍女图中侍女所持之物常见有鸦叉、拂、包袱、团扇、羽扇、花、萱草、烛等，可见唐墓壁画中的持物侍女与负责燕寝进御的侍女似乎具有一定联系。其中，鸦叉可以用于张设和展挑帷帐，拂可以用于掸尘清洁，持鸦叉侍女和持拂侍女的组合应该就是代表在六尚二十四司制度影响下唐代贵族生活中“掌帷帐茵席、洒扫张设”的侍女群体。这一组合在初唐至盛唐时期的高等级唐墓壁画中重复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六尚二十四司制度的稳定。直到玄宗即位后，为清除太平公主余党和武、韦二女主主政的影响，才对六尚二十四司制度进行改革，大规模缩减宫官群体，仅留尚宫、尚仪、尚服三局，在开元后期才恢复六尚的建置。或许是受到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影响，也或许是由于中晚唐社会动荡，皇权不稳，经济衰落，这一时期墓葬的墓葬形制、墓葬设施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质量都趋于简略，墓葬壁画也趋于简化，持鸦叉侍女和持拂侍女的组合在中唐以后的墓葬壁画中彻底消失。

结论

综合形制尺寸、方言发音、流行年代、器具组合、历史背景等方面的论据，可以明确唐墓壁画中呈“丁”字形或“丫”字形的T形杖和拂的使用有强烈关联，和如意杖的功能有一定相似，应该是用于张设和展挑帷帐的鸦叉。在唐墓壁画中，鸦叉和拂子不仅是具有实际功能的日用器具，也是持物侍女职责分工的象征。持鸦叉侍女和持拂侍女的固定组合实际上反映出负责张设、展挑帷帐的侍女和负责掸尘清洁的侍女的分工关系密切，象征在唐代六尚二十四司制度影响下的“掌帷帐茵席、洒扫张设”的侍女群体。盛唐以降，持鸦叉侍女和持拂侍女组合在唐墓壁画中彻底消失，可能是中晚唐时期墓葬设施趋于简略所致，也可能受到玄宗改革宫官制度、缩减宫官群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