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张冀解读《三大队》：人物滚到烟火气里，就成了

由陈思诚监制，《误杀2》导演戴墨执导，编剧张冀操刀剧本的影片《三大队》正在热映。该片改编自作者深蓝的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曾于2018年发表在“网易人间工作室”，虽然只有短短7000余字，但却是编剧张冀最喜欢的一种改编文本。他觉得，原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具有现代性意识，有文学性，在创作上值得深挖。

在此之前，张冀曾写出《亲爱的》《中国合伙人》《夺冠》等作品，这次他将原纪实文学中一人追凶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人物群像：某刑侦大队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后五人依然坚持以普通人身份追踪在逃嫌犯。

张冀觉得，写群像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人物，做大量调研，人物滚到烟火气里，就成了。

《三大队》上映后，首周末票房2.4亿，豆瓣评分涨至7.9分，在市场和口碑上获得了双重认可。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冀说，今天的观众仍然喜欢看不平凡的故事，但是必须得由平凡的人来做，“你写一个现实主义的东西，最好写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观众才愿意进影院看”。

群像要写个性，也要写共性

在张冀看来，非虚构文学改编是电影编剧最喜欢、最欢迎的一种创作。如果改编名著，有一定压力，因为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改编非虚构文学，反而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群体的生活。

现在市面上非虚构文学特别多，刑警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作者深蓝以前也是一线刑警，他们的工作经历为这类非虚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张冀看来，《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型，特别是主角程兵这个人物，除了12年追凶的漫长旅程外，他身上还有一个现代性意识，包含着现代人的身份危机。

程兵以前是警察，后来成为一名囚犯，出狱后是一个普通人，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是很敏感的。比如程兵在片中有好几次照镜子，就是对于自我身份认知的怀疑。王二勇同样如此，虽然他是个罪犯，但他也有现代人的自我身份，一直以来隐姓埋名，最后被抓的时候，他一直说“我……不是我”，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身份认知的混乱。

张冀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里面隐含着对于身份的焦虑，个体跟时代的关系，这都是张冀很喜欢的命题。通过程兵查案的方式，办案过程从重口供、轻口供到零口供，都能看到司法的变革、时代的进步，这些都是符合当下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电影文学性，可以挖掘一下。

原纪实文学中，三大队队长程兵出狱后，一个人踏上追查凶手的漫长路程。而在电影中，一起追凶的人数变成了五人，除了程兵外，还有三大队其他四位成员。

“群像设置是我很早就决定的”，张冀说，这次比较幸运，一开始基本上就确定了框架结构，后面只是找一些细节的替换或更精准的人物台词。10年前写《亲爱的》时，张冀找人物关系，折腾了很久，最后才确定以两个家庭的视角做结构。

张冀觉得，写群像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人物，往他们身上靠。“现实主义有一个创作方法论，就是你要写个性，也要写共性”，张冀说，写这些警察，首先得写个体，他们也有性格，有缺点，但同时也要写出警察这份职业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共性。

在调研的时候，张冀发现刑警特别有“江湖气”，有的资深刑警办案很多时候都是靠直觉。张冀觉得，程兵这个人物是有想象力的，他并不是一根筋，在追凶过程中一路蛮横走到底，而是对一件事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张冀在下基层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刑警到现场一看，马上就能找到最准的细节，张冀表示，“都是学习一样的教材，这很难言说”。

在表现程兵出现场的时候，他指出了受害者扣子上的指纹，就是靠直觉、想象出来的，而不是靠经验，这都是张冀在生活中对刑警做到足够的了解后才创作出的细节。

向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致敬

“2002年夏，居民楼，程兵进去”。张冀写下《三大队》剧本的这第一行字时，永远是最痛苦的，“因为你知道你要面临一个漫长的旅程了，创作就是痛苦、寂寞的”。

但对张冀来说，最快乐的就是为了创作下生活的时候，跟警察聊天，和他们一起吃大排档，“他们接女儿电话的情景，我全都见过”，只有深入他们的生活，才有创作上的源泉。张冀觉得，看到别的职业，别的个体，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为生活奋斗挣扎，这些感触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疗愈。

这次改编对张冀来说，幸运中又有着以往经验的加持。“如果我10年前做这个题材，我不会反应这么快”，张冀说，这主要得益于之前做过的大量调研，以及身边很多刑警朋友对他的耳濡目染。

这次创作也让张冀对现实主义有一个重新认识：现实主义不是照搬。在他看来，编剧不同于记者，记者可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编剧不需要这样做，当然也要体验，但更重要的还是保持虚构创作的能力。“我越来越觉得考验一个创作者的能力大小，还是得看他敢不敢虚构”，张冀说，这种虚构并不是那种无实之虚，而是有实之虚。

原纪实文学中，程兵为了追凶到多地工作，但每份工作都做到了极致。比如，程兵在贵州当送水工的那9个月，水站的桶装水销量涨了50%。而电影中与之相对应的改编则是：为了追凶，三大队成员中的马振坤在长沙开了个夜市摊，结果比在老家生意都好。

原纪实文学用了一种倒叙结构，开篇便给观众交了底——2013年9月，在贵州省某地级市的一所住宅小区内，程兵以送水工身份抓到逃亡12年的凶犯王二勇，三大队任务完成。

在改编的时候，张冀完全没有想过用倒叙或插叙的叙事方式，而是按照时间线性顺序将故事娓娓道来，是对现实主义风格非常传统的一次致敬。他感觉，这次是走了一条像谢晋电影似的那种道路。

张冀说，谢晋执导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电影全是群像，小人物写得好，演员演得也好。谢晋的电影今天仍然在放映，年轻观众还是会很喜欢。这次《三大队》做人物群像最简单，也最难，“你就奔着形象去写，写活了就成了，写得稍显刻意，没有滚到烟火气中，就失败了”。

正好在今年11月，张冀去上海参加了谢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他感觉这是个缘分。在活动现场，张冀见到了演员王馥荔，她是《三大队》中演员王骁的母亲，张冀听她分享了一件事儿。1980年，王馥荔拍摄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当时才两岁的王骁生病，王馥荔不能回去照顾儿子，只能躲在后台哭，这一幕被谢晋看到了。有一天晚上，王馥荔收工回到宿舍，发现儿子王骁被接到了剧组，谢晋正在哄他睡觉。

听到这个故事后，张冀跟王骁开玩笑说，你这是传承了现实主义道路啊。

电影插曲曾想用《再回首》

在张冀看来，写吃饭戏是考验一个编剧的硬性指标。中国人有很浓的餐桌文化，里面包含着一些人物关系。比如《三大队》开场不久就有一场吃饭戏，李晨饰演的杨剑涛来到三大队桌旁，给张译饰演的程兵敬酒，碰杯时酒杯的高低关系，就是两位演员自己设计的。

张冀很喜欢写吃饭的戏，《中国合伙人》《亲爱的》《长沙夜生活》等作品中都写过。“写吃饭，实际还是写人，写人和人的关系”，张冀说，国外电影中吃饭都是长桌，人物都隔得很远，咱们都是小圆桌碰在一起，特别是路边摊，很有烟火气，如果要写很平实的戏，吃饭是逃不过的。

在剧本创作阶段，张冀想在故事里放入一首电影插曲。最初，他用的是姜育恒的那首经典老歌《再回首》，“幸亏没用，因为后来《漫长的季节》里用了”，张冀说，他也曾考虑过姜育恒的另一首歌《驿动的心》。

后来，张冀在和监制陈思诚、导演戴墨、演员张译四人聊剧本的时候，他和张译几乎同时想到了刘欢演唱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那是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因为张冀之前亲眼见过，警察聚餐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最后，这首歌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车上，电台里播放了小雨点点播的这首歌。第二次，三大队五人出狱后，在夜宵摊喝醉了唱起这首歌。第三次，是程兵最后完成任务的时候，这首歌再次出现。

片中，香烟也成为描写人物关系的一个重要细节。但对于张冀来说，他其实心里有愧疚，“我不想让小孩看到这个，我不抽烟，也不爱写香烟，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为警察工作处于高压之下，经常熬夜，是吸烟高密度人群。曹炳琨饰演的蔡彬出狱后，自己做了点小买卖，他有句台词：现在的生活才叫生活。

在生活中，张冀经常看到那种很抠门，老蹭别人烟的人，他就把香烟作为搭建马振坤和廖健关系的一个重要道具，每次廖健都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打火机，然后再蹭马振坤的烟，张冀总共用了三次来表现两人之间的情感，最后一次在车站离别，廖健送了马振坤两条“华子”。“都是很生活的东西，却充满了人生的况味。”张冀说。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俄罗斯方块游戏机、镜子后面的人脸，在张冀看来，这些道具和细节属于追凶电影中常见的类型片设置。

警察老张的反转线等都是二度创作

张译是张冀在剧本阶段最早定下的演员。“定了他，再定的别人，他是主心骨”，张冀说。两人之前合作过《亲爱的》《我和我的祖国》，彼此太了解了，很默契，根本不用客套。如果张译觉得有些地方调整后会更好，张冀觉得有道理，就会按照他的来。如果不想改，张冀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张冀说，片中程兵的师父、老警察老张这条线，基本都是来自张译的想法。在张冀看来，监制陈思诚这次返璞归真，或许是之前拍了太多类型片，这一次他想越平实越好。

原剧本中，张冀写的是老张经常熬夜抽烟喝浓茶，有天晚上回家就发病了。这个细节源于张冀之前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真实原型，一位老警察没有死在岗位上，不能算工伤，对一个家庭造成很沉重的负担。张冀想通过这条线，一方面是表现警队的一些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也成为程兵在审讯嫌犯时导致对方意外死亡的原因之一。

张译拿到剧本之后，觉得前面剧情不太紧张，还是有点平，可以再加点东西。他提出一个想法：三大队得到消息，去老城区捉拿犯罪嫌疑人时，让老张去巷口追王二勇，他被王二勇撞了一下，晚上回家后就被送到医院，后来又有一个反转，其实王二勇并没有碰到他。

张冀和陈思诚一听这个方案，觉得很好，就加进了剧本里，再结合张冀写的老张生病的线，与整个剧本对于现代人身份焦虑的设定是一以贯之的。

与十年前相比，张冀看到了演员张译身上的变化，“肯定是自信多了”，张冀觉得，这种自信会让演员有光彩，他敢下手去创作，不像以前那么犹豫，并且下手很准，“就像刚才说的老张那条线，跟他都没关系，但他也提出来了”。

《三大队》的整个创作，让张冀觉得很幸运的地方在于，无论是导演、监制，还是演员，都会从故事、人物出发，找到更好的创作方案。

片中，王骁饰演的马振坤在火车站和队友离别时，突然转身回头的那一声应答，简直是神来之笔。在接受新京报采访中，张冀说，这是导演戴墨剪辑的功劳。这场戏在张冀的原剧本中是，马振坤回头，追上了火车，结果却上错了车，他以为上的是去往德阳的火车，实际追上的却是开往广州的火车，最后他怅然若失。

“戴墨按原剧本也拍了，但他现在这么剪，很有电影的想象空间，戛然而止，有留白，非常好”。张冀说，电影有时候需要靠剪辑，戴墨这次表现非常好，很多地方都意想不到，相比他上一部作品，又做了一次升级。

导演戴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于这一段的剪辑处理也十分满意，“在那一刻结尾，就有一种高级感”。

观众仍喜欢看不平凡的故事

今年五一档，张冀自编自导的电影《长沙夜生活》上映。上映后，张冀发现，观众对这部片子的接受态度并不如他的预期，“说实话，这部戏我投入的情感要比《三大队》多，但电影是受体，主体和受体之间要高度缝合”，张冀说，这次观众对于《三大队》的反馈普遍很好。

张冀写《长沙夜生活》时，就想写很平凡的一帮人，度过了一个很平凡的夜晚的故事。但现在他想分享给创作者们，今天的观众仍然喜欢看不平凡的事情，但是得由平凡的人来做。“你写一个现实主义的东西，最好写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观众才愿意进影院看”，张冀说，《三大队》的故事就不平凡，特别是最后半小时，观众必须靠想象去跨越它，有种浪漫现实主义的东西。

明年，张冀有两个编剧项目。一个是陈思诚导演的新戏，也是关于警察题材的。另一个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病题材的，通过一个家庭来讲这个病，最近几年国内外都有不少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但张冀这次“想近距离去拍这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