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胡宜安,欢迎来到生死学课堂。从上一讲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疾病是死亡的实现方式,根源于生命存在本身,那么,疾病便是生命存在与完善不可分割的部分,既然疾病逃无可逃,那么,我们不如正面迎上去,这样,我们从中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战胜疾病的力量,而且还可以把疾病当作一种机会,用它来审查自我和生命的关系,向死而生在这里就是向病而生。
在这一讲,咱们便来从正面聊一聊疾病对个体生命完善的本质意义。
我们首先要明确人为什么会有内在冲突?
人的生命本身犹如一个小宇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存在,但同时,人又是宇宙的观察者。世界是呈现在“我的”眼里的,这样,“我”眼里的世界是经过“我”加工的世界,不再是自然自在的世界。“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从中文字“我”原始字义来分析,这是一个会意字,“我”字从戈,本义为兵器,有操戈之意,对“我”之外的东西是充满敌意而排斥的。由此可见,第一人称“我”的片面性与分辨心是固有的,这也表明了超越自我之难。
以“我”来看世界,自然难免有欲望与偏好,我们将强调所欲、所喜及所思的一切,与此同时,自然是忽视不欲、不喜与不思的一切。结果是世界被一分为二,正如《疾病的希望》一书中所说:“作为微观宇宙的人,意识中隐含着宏观宇宙的所有原则。但因为人基于他的两者择一的决定能力总是只认可原则的另一半,而另一半就进入阴影,不能被人所意识。”。于是疾病所代表的事物便被隐藏在生命的阴暗面,甚至被刻意回避和拒绝。
任何人活着都是从他的自我出发,这个自我总是追求权力,人们说的每一句“我就是要……”就是这种权力欲的表现。“我”是靠与别人划清界限生活的,所以就害怕失去自我,害怕奉献、爱和与万物融为一体。所以,“我”在做决定时,形成极端的一极并把由此产生的阴影推到外部,推到“他”身上,推到环境上。于是,疾病便从与生命内在统一转而成为与生命对立,成了我们必须消灭的事物。
然而,生命的运动总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于是,生命的另一面以令人畏惧害怕的方式呈现出来,疾病便是这种表现。在自我的意识中没有被体验到的原则,通过身体上出现疾病症状的方式,彰显它存在的合理性。《疾病的希望》一书里面说:“人总是通过症状去体验和实现他不愿意体验的东西,这样症状就弥补了所有的片面性。”人出于自我的傲慢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因病而得到纠正,所以“我”的每一种能力和每一分算计都会使人相应地生病,这就是疾病给予人的教训与启迪。
不过,疾病对自我生命完善的驱动是以造成苦难甚至死亡的方式体现的。我们说苦难成就生命,莫过于疾病带给人的苦难与不辛,而且,来自疾病的苦难并非一过性的,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有些还是长期的。
贾平凹说得好,“当你病上一次,就懂得了人性”。疾病的故事无不告诉我们,生活本来就是一条失望之路——每个人要承受一个又一个欺骗,一直到他能够忍受真理为止。我们每一次生病,都在经历病痛折磨之后康复,但当我们以为从此平安无忧时,疾病又不知躲在何处对我们虎视眈眈,这往往令不少人深感悲哀。唯有那些敢于承认疾病、人体的逐渐虚弱和死亡是生命难舍难分的忠实伙伴,并且勇敢地承受它们的人,很快就会体验到,这一认识并不会以绝望而告终,相反,他们会发现这些伙伴是智慧的和乐意助人的朋友,会不断地帮助人找到他的真正的和健康的道路。
必须谨记的是,正是疾病能使人变得健康!人生之路是从灾难走向拯救的道路——从疾病走向治愈和健康。在这条路上,疾病并不是由于疏忽引起的,因而是讨厌的干扰,相反,疾病本身也是一条使人们走向拯救的道路。我们从疾病中遭遇到许多磨难,同样,也可以自疾病中获得启迪。经历了大病洗礼的人们,无不表现出谦逊平和,疾病令人成长。我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厚福”,其真实意思正是指我们收获心智的成长与完善。
有人戏称“病房如禅修室”,那么,疾病究竟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意义?
疾病令个体重新认识生活。在疾病状态下,人最切己的感受是“我病了”,虽然这令个体顿生抗拒,但同时也向个体找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使他洞悉到生活的真相。在实际上,疾病是生物身上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种减少或者增加的现象。病态的内容,是不可以从健康的内容中推导出来。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疾病不仅仅是某种生理秩序的消失,还是某种生命新秩序的出现。”
美国著名品牌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休·赫夫纳在他60岁时患上了轻度中风。“多亏了这次中风,它给了我放下生活中的包袱的借口,不再试图向自己或他人证明什么,继续按别人的看法去生活,即使是以反抗的形式,也还是一种局限的生活方式。我试图证明什么?重要的是生活,是构成你真正生活的那些联系”。他说,“使我和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我人生的秋季过得有滋有味,你可以接受发生的一切。”
疾病使个体回归真我。现代人忙碌于世俗,而在某一天突然生病了,这会令个体开始拨开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从中领悟生活中什么才是最真实的。
疾病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他同别人以为重要的事物隔开去。很多人是在经受不治之症的打击之后,才第一次试着去厘清自我。“正在受难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通常会让我们明白:自我的一部分是不会随死亡逝去的,它会一直存在,直到永远。当我们开始卧床不起,什么有富人穷人、高官百姓、医生或演员的身份通通不在时,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身份与我无关,那我是谁呢?”
最后,疾病经历无疑是一次死亡提醒。疾病经历往往带给个体以深刻的哲学体验,这即是大病之后的“隔世感”体验。那些曾经患过大病的个体,大多数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在病程中更多地领悟到生命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大病初愈,这种体验类似于畏死体验。随即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令自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精神升华。
托马斯·曼在《歌德与托尔斯泰》一文中写道:“疾病有其两面性,它对人以及人的尊严有着双重关系。一方面,它是敌对性的:它过份强调肉体,使人不得不依赖肉体,因此它有一种病人非人性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疾病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人类现象。人的尊严就在疾病之中;患病的天才要比身体健康的天才更富有人性。”
由此看来,如果站在一个狭隘的视角,疾病自然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但如果站生命整体的角度,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建设性力量。既然疾病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何不换一种积极的姿态迎上去?或许,我们尽可能降低疾病的破坏性,最大限度地发挥疾病的建设性,这样的话,在具体的病程中就不会那么可怕了。那么,如何学会与疾病相处?这将是我们下一讲要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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