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岁孩子上托育中心：有人每天开车50公里坚持送，有人考察半年仍犹豫

清晨，闹钟的尖锐声音刺破了房间的寂静。张颖勉强睁开眼睛，伸手关掉闹钟，然后轻轻地摇晃着身边还在熟睡的儿子泡泡，用柔和的声音说：“宝贝，起床了。”她小心翼翼地抱起宝宝，给他换好衣服，再拎上他的小书包，把他放到车座上，系好安全带。

张颖开着车，穿过拥挤的街道，她要带儿子泡泡前往距家十几公里的托育中心，泡泡已经在那儿待了近三年。她一路上和儿子聊天，讲故事，唱歌，尽量让他开心。她知道，这是她和宝宝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光，也是她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全国新生儿数量分别为1846万、1758万和1523万。这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婴幼儿需要照护、1000多万产妇产假后需回归工作岗位。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不再是一片空白。

四年过去，尽管0到3岁婴幼儿托管有着大量的社会需求，但行业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婴幼儿不敢托管、无处托管等现象时有发生。

坚定：每月开车1000多公里送孩子上托班

“泡泡从出生开始基本就是我和我老公一起带的，没有请保姆，也没有家里长辈帮忙，平常老公上班忙的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了。”张颖是一位全职妈妈，在选择将儿子泡泡送进托育中心之前，她每天的生活重心全是儿子泡泡。在她看来，长辈的育儿观念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为了减少与长辈在育儿方面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张颖决定从源头上制止。“干脆一开始就不请他们帮忙”。

泡泡在托育中心

刚刚进入“全职妈妈”这个角色时，张颖还算得心应手。但随着泡泡逐渐长大，小男孩调皮的天性逐渐显现，张颖的体力已明显无法跟上泡泡旺盛的精力。“泡泡一岁九个月的时候，我的身体素质已经完全跟不上这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再加上日常被一堆似乎永远看不到头的家务琐事缠身，久而久之，我浑身似乎都沉浸在了满满的负能量里，这种状态不仅对我不利，对孩子和我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我需要释放我的精力，也需要给我带娃紧绷的弦来个放松了。”于是，在泡泡一岁十个月时，张颖和老公决定将儿子送进托育中心。找学校、预约体验的探园生活成了张颖和老公在那之后近半个月时间的生活常态。“对于孩子的托班，其实我的要求很明确：第一要给孩子找一个有爱、包容性强的环境；第二关注孩子纪律感养成，主要就是看老师在孩子不遵守纪律时是如何引导的；第三是看孩子是否喜欢，这个是最简单但却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在接连探了近20家托育中心后，张颖选择了一家各个方面都令她很中意的托育中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离家太远了。”张颖告诉正观新闻记者，她们最终敲定的这家托育中心距家10多公里，这也就意味着每天张颖要往返两次近50公里、每月开车1000多公里接送儿子上下托班。“对于距离问题，我其实在泡泡正式上学后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习惯了24小时和泡泡在一起，路上我们可以一起听音乐，聊天，很充实。”

张颖车上的小计里程数

泡泡已经在托育中心待了近三年，他也早已从当时仅仅会叫“爸爸”的小男孩长成了如今爬山、攀岩、钢琴、烘焙几乎样样精通的小小男子汉。“把儿子送去托育中心是我在他成长路上做的最正确的一项决定。”回忆起三年前做出的这一选择，张颖向正观新闻记者坦言，“看到儿子现在成长得这么快乐，每天50多公里的距离也值了。”

无奈：为无人照看的孩子寻找临时场所

与张颖不同，黎清华选择将女儿送进托育中心可谓是无奈之举。

“我和我爱人工作都比较忙，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实在没有办法帮我们带，所以只能将女儿送去托育中心。”黎清华是位摄影记者，每天东奔西跑是他的工作常态；妻子李蕾是名警察，每天早出晚归。“两边的老人身体都不是很好，原本我是照顾孩子的主力，但有时候采访任务扎堆涌来，也难以保证时间。”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这句话在黎清华身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孩子是我的全部”，黎清华告诉正观新闻记者，当时选择将女儿送去托育中心，他在内心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甚至考虑自己辞职在家专职陪伴女儿。“但冷静下来分析后，觉得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要还房贷，要支付日常开支，还要为女儿以后的教育储备资金等等，这些仅凭我爱人一个人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无奈之下，黎清华开始了解托育中心。

“当时考察托育中心花费了很长时间”，黎清华告诉正观新闻记者，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放心，所以他在挑选托育中心时格外用心，“我们首先看重的是托育中心的资质问题，然后通过在网络上大量搜索，锁定几家意向选项，而后分别去这几家实地探园。”当然，除了资质外，师资力量、食品安全、流行病预防措施等方面也是黎清华做出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几个因素。

黎清华的女儿在托育中心

就这样，在经历了大半个月的考察、探园之后，黎清华最终在女儿一岁九个月时送进了托育中心。

徘徊：被再三搁置的托育计划

纵观全国，像张颖、黎清华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0-3岁婴幼儿“入托无门”，成为了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心病。

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服务。要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领，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按照儿童优先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确保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

“对于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家庭来说，托育中心确实解决了我们照料孩子的问题，但市面上确实也存在着托育中心质量堪忧、监管缺失等问题，这就让我们做家长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甚至不敢托管。”尹夕告诉正观新闻记者，担心托育中心不能真正起到好的看护监管作用是她一直犹豫的重要原因。

尹夕的宝宝今年一岁半，和黎清华一样，她和老公都是双职工，目前孩子由她的婆婆照顾。然而，育儿观念的巨大差异让尹夕头疼不已。“婆婆是很爱我儿子的，这点我从未怀疑过，但她的一些育儿习惯以及喂养习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令我很痛苦。”

“我其实是个心思很细腻且敏感的人，这点体现在孩子身上就是我会提前将宝宝吃的、用的都有规律地准备好，将孩子交给其他任何人甚至我老公有时我都是不放心的，但每天都这么活着，有时真的挺累的，身心俱疲，也想给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尹夕向正观新闻记者透露，其实早在孩子刚满一岁的时候她就考虑过将孩子送到托育中心，这样不仅可以释放自己，也可以和婆婆保持健康的生活距离，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但她老公担心孩子太小，在托育中心得不到好的照顾，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其实这一点我也犯嘀咕，毕竟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一旦产生了坏的影响将难以弥补，所以将孩子送进托育中心这件事就一再被搁置。”

矛盾：入托需求大和送托行为少之间的权衡

事实证明，尽管市面上的托育中心逐年增加，但像尹夕一样处在犹豫边缘的父母仍占多数。

汪萌在郑州经营着一家普惠性托育中心，在婴幼儿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她，原本对于这所托育中心的未来信心满满，然而现实的“寒冬”却令她始料未及。“我从2003年就开始从事婴幼儿教育工作了，之前一直专注做3-6岁孩子的托育，后来随着国家对发展0-3岁宝宝托育服务政策的提出，我们也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低龄宝宝的托育方面”，汪萌告诉正观新闻记者，2023年8月，在筹备了近一年之后，她终于开办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0-3岁宝宝的托育中心。

汪萌的托育中心属于普惠性托育机构，收费与同规模的托育机构相比也是较低的。“我的初衷是想让每一位妈妈都有出去的底气与机会，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进行了全面的考量，最终将价位定在每月2000-2500元这个区间，目的就是想着让妈妈们可以不必因为价格望而却步。”然而，现实的情况似乎比汪萌想象的还要糟糕。据汪萌介绍，自她的托育中心开业至今，目前收支平衡仍是一大难题。“到这来咨询的父母也不少，可是真正选择送过来的却不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家庭处四级调研员梁效革在“2023‘婴幼儿照护周’主题宣传活动暨首都托育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介绍，2022年，我国0-3岁婴幼儿数约3200万，其中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过1/3，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2/3，但托育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梁效革指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托育机构约7.5万家，约有350万个托位，千人口托位数约2.5个，“OECD成员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其中有11个国家超过50%，而我国仅为6%左右，还是有很大差距。”

由此可见，入托需求大与送托行为少仍存在着较大的矛盾。长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基地的周亮在2023年第12期《学前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我国0～3岁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建议》的文章，文中对入托需求大与送托行为少这一矛盾行为进行了调研。

经过调研，周亮认为，影响实际入托率的原因可能分为以下三点：一是托育信息供给不对称，从而导致信息缺失，最终结果是托育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并导致市场失灵，家长送托意愿进一步萎缩；二是托育机构区域性分布不均衡，现有托育机构大多集中于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特定区域，郊区、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托育资源严重匮乏；三是托育服务价格偏高，现有托育机构中民办托育机构和营利性托育机构占比过高，家庭送托成本较高，送托经济压力较大，普惠性不足。对此，周亮建议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政策透明度，让更多的家长知道并了解托育机构，保持信息持续性和时效性，形成幼儿托育服务的社会惯性。

对于专家的建议，汪萌也十分认同。“我们希望社区可以多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现在很多人对托育中心真的不了解，如果社区能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关注，我相信效果肯定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