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严打期间，邓小平找到公安部长：你们这个文件解决不了问题

对于老一辈公安民警来说，1983年以前，他们中有太多人曾骑着自行车追赶开汽车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装备落后、民警待遇偏低，这些情况都让社会治安陷入危机。直到“83年严打”开始，这一新中国公安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终于彻底清理了先前不堪的社会风气，基层派出所有了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公安民警的待遇也改善了不少。其实，无论是“二王”案件、卓长仁民航劫机案件、唐山菜刀队，所有恶徒、恶势力被肃清的背后，都离不开邓公的大力主张。说起这段特殊往事，还要从当年的一场谈话说起。1983年7月18日，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收到指示，邓公要与他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这份文件恰恰是刘复之起草的《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此时的邓公正在北戴河疗养，当刘复之和人大委员长彭真来到他的住处，简单的寒暄过后，邓公一句话步入正题：“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原来，面对当年社会上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的状态，即便1979年颁布了第一部《刑法》法典，游手好闲的青年流窜街头、不法分子肆意妄为、动荡时期遗毒未清，等等社会现象让邓公终于下了狠心：严打！想容易、做困难，在当时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憋气的社会大氛围中，不是简单地“严打”二字就能解决问题，如何打、打多狠、打多久都是大问题。源于此，身为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才会起草前面提到的那份文件，目的就在于彻底落实邓公的“严打”指示。可对于严打落实这方面的阐述，文件中仅仅强调“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与此同时，出于大局考量，刘复之还提出“不要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不抓，该从宽的从宽”。这一点恰恰是邓公最不满意的地方：“想要这样四平八稳就把问题解决了，根本不可能，不敢一刀切，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简单的一句话，实则用意深远，邓公并非打算不分青红皂白地严惩所有恶徒，只不过，他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提出了最重要的战略，那就是在最短时间精准且严厉打击、高频次反复打击。这样一来，民众的配合度会大大提升，抱有侥幸心理的恶徒会得到深刻教训，该遭到严惩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眼看刘复之面露难色，邓公很清楚他的顾虑，这一点，他也早就考虑到了：“当下正是非常时期，依法从重、从快地集中打击，越严才能治理得越彻底！搞得不疼不痒，还是不得人心！什么才是人道主义，保护了大多数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如今看来，当年的邓公才是对社会局势看得最透彻的人，暂且不说社会上的恶徒们有多猖獗，看一看百姓生活有多担惊受怕就知道了。上下夜班的女工不敢独行，如果遇到回家稍晚一点，全家人都会跟着担惊受怕；小孩子绝对不能单独在外面玩耍，否则很大概率会被拐走，再想找回来难上加难；人流拥堵地带，扒手数不胜数，得手后拔腿就跑，根本追不上。除此之外，幼女被强奸、恶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前面提到的“三气”真的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生动描述。更加令人感到后怕的是，一些省市公安机关统计，这些恶徒中，居然有七成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样的不良倾向无疑在预示着一件事：倘若不能一揽子快速纠正社会风气，新中国的根本也将因此动摇。8月25日，中央正式推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也就意味着“严打”的大幕正式被拉开，之前推出的《刑法》法典又被补充进了新的死刑罪种，几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正式宣布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多种恶劣行为进行重点打击。源于此，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二王”被枪毙、“衙内”胡晓阳被枪毙、明星迟志强被下狱等重大社会治安整治事件。当报纸上、电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徒被惩治的情况，国内引发阵阵轰动，还有人专程给公安部门打去电话：“早就应该这么办，以前不敢说话是怕被报复，现在可真的不一样了！”当经过公审被判决死刑的恶徒经过游行示众被押赴刑场，百姓纷纷前来围观，如此安排正中邓公下怀，非常时期，只有运用非常手段才能让反面教材发挥最大的作用，以儆效尤之下，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们才会放弃成为新的恶徒的想法。整整3年时间里，近20万犯罪团伙、近百万团伙人员被查获，全国被判刑的恶徒高达近200万，如此大力推动之下，全国治安情况明显好了起来，恶性案件的发生率也明显下降了很多。而要说当年站在“严打”第一线的刘复之，也为了纠正一些地区出现的乱抓人、擅自扩大打击面做出了努力，一旦发现这些不良情况，就会马上选派公安骨干去到地方了解情况。在刘复之的晚年回忆中，邓公当年对他的支持和帮助让他终生难忘，正是邓公主张的“严打”给他的政绩添上了艳丽的一笔。事实上，1976年的邓公在参与唐山大地震紧急救援时就亲身遭遇了菜刀队的拦截，甚至差一点出现生命危险，从那之后，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中国的社会治安情况，多起恶性事件让他怒不可遏，也才有了痛下决心“严打”的开始。正所谓“菩萨心肠，霹雳手段”，能够护一国民众平安喜乐之领袖，注定是敢于在非常时期雷霆出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