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远涉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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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个五六十年，中国人甭说坐轮船、飞机了，见过火车的主都不多。

有钱人出门子，自然有大轿、洋车伺候着，一般穷老百姓可就全凭两条腿了。

大姑娘、小媳妇赶上串亲戚、回娘家，能雇上头小毛驴骑着，屁颠儿屁颠儿的，就透着分外光彩了。可舒庆春造化可谓不浅，头二年坐了回火车，这才几年呐，庆春二十五周岁上，楞坐上了飘洋过海的火轮船。你说稀罕不稀罕？

可要说头回坐轮船净是看乐享福的事儿，那可就惜了。这轮船驶高中国大陆还没半天的功夫，就碰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起先那阵势，也就刚够你晕乎，可后来就不行了。舒庆春看大海的新鲜劲儿还没过，这胃里就像是吃错了药，七肠八肚儿勾着扯着，不一会儿就把吃进去那点零碎倒净了。可胃里并没消停，接茬翻来复去的倒腾，那意思，不把上辈子吃进去那点棒子面呕出来不算完。吐狠了的伙计爬在栏杆边一边骂娘，一边说着：“真挺不住了，死了算了。”但没有一个肯撒手。舒庆春虽役晕的那么厉害，但吐过几回后，初登船那会儿觉出的大海的光彩，大海的魅力，大海所带来的诗情画意全都翻起了泡儿，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底舱，用手按住不停抽动的老胃，心里默叨着：这一勿赶紧过去吧。

这条火轮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绕亚丁湾，串红海，挨过了苏伊士运河，由地中海过直布罗陀，总算爬进了英吉利海峡，足足实实地绕了一大遭，航行四十天，大不列颠熬到了！

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舒庆春到了英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他心里忽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两个凶神恶煞似地海关小官见了黄种人连眼也懒得抬一下。舒庆春把那硬皮本本的护照递了过去，耐着性子回答两位海关人员不耐烦的提问。那时舒庆春自我褒贬自己说的英文是“既不象英语，也不象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词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头一天》）


光验护照就折腾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颠来倒去，两个小官总算弄明白了，眼前这个黄种人一不是来大英帝国做工，二不是千里迢迢来“白金汉宫”朝圣，而是专门聘来给英国人当先生的。


一连说了许多个“NO”和“Yes”，总算过了海关的检查。舒庆春明白了，“不”“是的”是一切语言中最简捷的回答。


出了码头，又坐了一段火车，舒庆春总算领略了一下比海关小官的面孔要好看些的大不列颠风光。没长庄稼的土地上生着一片绿汪汪的草，绿色给人一种沁人心田的舒坦劲，抹去了舒庆春心头那股初来乍到的紧张感。


伦敦城不像北京城有条中轴线，南北纵贯全城，把个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德胜门串成了一趟。可伦敦有条横贯全城、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人口上了百万，到处是急匆匆的过往人流。在北京城住惯了的舒庆春，看惯了长袍马褂，四平八稳的八字步。乍一看这急速的人流还真有点眼晕呢。


不过还没等舒庆春细咂摸滋味，火车到了一条叫做坎能街的小站，该下车了，他提起自己简单的行装随着人流迈上了站台。来接站的人真不少，车站上“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头一天》）习惯于抱拳作揖的舒庆春这回可看够了“西洋景”，心想，这要是在北京城玩这一手，老百姓还不得像看耍猴的似地围个水泄不通？不过舒庆春还是喜欢英国人那股子一本正经的认真劲，连接吻都不是中国人施礼时那种敷衍了事的神态，他奇怪，这些英国人会为了白玫瑰红玫瑰打上一仗，可面对着“末日审判书”会驯服的一声不吭。


舒庆春傻楞楞地站在月台上，这回他不能随大溜了，因为约好了这里有人接他。虽然在身高六尺的洋人中，庆春显得很不起眼，但他自信自己这张东方人的脸，可以打败其它一切明显特征。开始有人向他打招呼了，来人紧紧握住了庆春的手：“哈啰，舒先生。”“您好，易文思教授”。在燕京旁听时，舒庆春和易文思只不过是个半熟脸，交情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可眼下，易文思这口流利的中文，却使远离家乡的舒庆春一下予觉得近乎了许多。


早在没来英国之前，舒庆春就听说伦敦是个有名的“雾都”。中国人讲：“拨开浓雾见青天”，可据说伦敦是拨开一层雾，又是雾一层，所以落下个“雾都”的名声。不过今天庆春却没有领略到“雾都”的情趣，刚下过雨的伦敦，树上还挂着水珠，白花花的阳光已洒在了还有些潮湿的大道上，楞是一丁点雾都没有。


“舒先生，你给伦敦，给我们带来了阳光。”易文思教授打趣地说。


“哪儿啊，赶上寸劲儿了。”庆春也幽他一默。


易文思告诉庆春，房子替他找好了，是和一个叫许地山的中国人住在一起。庆春一听乐了。这个许地山就是文坛享有名气的“落花生”啊！庆春在《小说月报》上拜读过他写的“商人妇”，“命命鸟”，很是钦佩。赶上“落花生”在燕京就学那会儿，庆春还登门拜访过他，两人谈古论今，甚为投机。


一来二去，结下了友情。后来“'落花生”留学美国潜心研究宗教，如今又转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他的宗教研究工作。许地山年长庆春六岁，视为大哥。


舒庆春他乡遇故知，可谓幸哉。


本来易文思还有心先让庆春去东方学院看看，可转念一想，人家长途跋涉，还是先回住处，落下脚休息休息吧。易教授给庆春赁的房子，离伦敦城还有十英哩，还得坐一段火车。于是二人又上了车，一路上，易文思便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庆春准备去任教的东方学院。


在英国，名牌大学当然要算牛津、剑桥了。中国还在元朝那会儿，这里就有了这两所大学，可这两所高等学府只收基督徒入学，不信基督教的人全都拒之门外。一八三六年成立了伦敦大学。这所大学是只要交得起学费，什么人都收，一时间竟有了一万多学生，其中有许多外国来的留学生。伦敦大学下设五十二个学院，东方学院便是其中之一。东方学院又分了印度、阿拉伯日本、中国等系。庆春要去的这个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庄士敦。


在北京很多人都知道这位洋博士。他曾给中国皇帝当过先生。听说是李鸿章的公子，吃洋饭的李经迈荐给圣上的。皇上赐给的“束修”也不比寻常。单说“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就不是一般朝臣所能得到的。后来，宣统又赏了他个“头品顶戴”。这下庄士敦可上心了，在他那地安门油漆作胡同一号的宝坻门封上，把这点光彩头衔全抹上了，还真的称臣下跪，弄了个半路子出家的“遗老”当当。庄士敦读了不少孔孟之书，儒老之教，吟咏古诗，凡到得意之处，也是摇头晃脑，毫不比一般中国夫子逊色。


庄士敦是个铁杆保皇派，宣统下台后，他曾多次热心地撺掇复辟。有一天，皇上穿了身西装，这位老夫子竟认为有失体统，气急败坏地“激谏”。


直到晚年，庄士敦都一直惦记着宣统皇帝能重登“大宝”。


大概做为系主任的庄士敦不单是看上了舒庆春的才学，还更看中了他是个满人，还是个正红旗哩。在庄士敦眼里，旗人没有一个不想恢复大清王朝的。……


总算到住处了，这是一幢坐落在马路边儿上的二层小楼。环境清静，风景优美，到处是玫瑰花的世界。在洛阳看过一街筒子牡丹花的庆春，在这里又看出了英国人对玫瑰的偏爱。易文思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两位老姑娘--房东。胖胖的白头发的姐姐和说话嘎巴脆动作俐索的妹妹。略经交谈便看出这里主事儿的是这位妹妹。她当过教师，对作学问的人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她们的热情，使庆春感到很温暖。


看见许地山了，两人那股亲热劲就别提了。他仍旧写小说。他永远不会把小说写得像“金刚经”一样，这就是他写小说和研究宗教同样出名的道理。


易文思告辞走了，姐姐也用一顶大花帽子，遮住了年华流逝的象征--满头的白发，去教堂做祷告了。妹妹毫无怨言，去厨房为二位房客烧饭了。


许地山打开了话匣子，给庆春透了点房东的“底”。


这两位老姑娘的父亲是个开“面包房”的。这面包房有点像北京的只卖“锅盔”“呛面儿馒头”一类的山东馒头铺。老头撒手人世时，把产业传给了儿子--姐俩的哥哥。还有两处房子留给了姐妹俩，算做嫁妆。可老头临死前没看见“聘闺女”。姐妹俩在父亲死后也就断了出嫁的念头。她们卖了一处房子，留下一处自己住，再招几个老实巴脚的房客贴补家用，日子也就过得去了。哥哥接手父亲的事业，很少和两个妹妹来往，这是英国人的习俗。


妹妹有什么困难也从来不求哥哥。这要在中同，不把当哥哥的脊梁骨戳断了才怪呢。可这儿兴的就是这个。圣诞节哥哥送来一块大蛋糕，当妹妹的马上备了一份等价礼品回送过去，这叫自立精神！


这点，叫庆春佩服的不得了，不过，佩服之后，又难免觉得不近人情。


但转念一想，要都像在中国那么“近人情”，“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也就糟了。舒庆春悟出：这大约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我的几个房东》）。反正资本主义到处是“钱锈”，封建社会里是“人锈”。


舒庆春是不愿意生锈的，他要循着一条自己做人的路子。


到大不列颠的头一大，舒庆春收获可谓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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