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终前，请求单独面见周总理，结束后周总理神情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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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康生还是中央副主席，他那一笔笔昭昭罪行还没有被揭露。

一个深夜，病入膏肓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看望周总理。

此时的周总理卧病在床，但闻讯后还是与他见了一面。

二人单独谈话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周总理神情严肃。

直到一年后，此次谈话的内容才终于被人们知晓。

单独的见面

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癌症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已，但只要尚能支撑，他就拖着消瘦的重病之躯继续工作。

就在这一年年底的一个深夜，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值班室，突然接到了通知：“康老要来医院看望总理，请你们报告一下。”

身患癌症的康生，卧病不起已有多时了，如今重病缠身，怎么会突然深夜来看望周总理呢？

更何况，他此前对周总理的态度一直不善。

康生是“四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周总理也是他们这伙人批判对象。

直到1972年，这帮人还因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痛批了周总理12天。

周总理那时郁郁寡欢，政坛上的风云突变让他的精神和心灵备受折磨。

但他从来不会发牢骚，只是闷在心里自己消化。

也就是那个时候，康生确诊了膀胱癌。

周总理除了要为国家的事务忙碌，还要为康生的病操心，因为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上的安排，这些事情都要由周总理来主持。

每次周总理去看康生，他总是板着一张脸，目光阴森。

周总理从来不抱怨他什么，但有一次，康生身边的医务人员忍不了了，悄悄地告诉周总理身边的卫士长，让周总理以后少来看他。

康生

因为每次周总理前脚刚走，他就在后面说周总理坏话。

卫士长又生气又担心周总理，所以私下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但周总理并没有在意，只是坦然一笑，叫卫士长不要乱议论。

此后周总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是经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去探望康生，而且也从没在背后议论过他。

康生在患病之后，疑心病也越来越重。

有一次保健医生告诉他，周总理今天要来看望他。

康生听了坐卧不安，大发雷霆，把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吓到了：“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当时值班的同志还有周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听说康生要来，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没有人有权力替周总理做决定，只能如实向他报告。

自9月份的第四次手术后，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基本已经不能自理了。

可是周总理的脑子不糊涂，他知道康生病得有多重。

听到康生要来的消息，周总理肯定也明白，他不可能只是来探望，而是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去世之前交代清楚。

因此周总理立刻吩咐身边的同志，赶快帮助他下床。

这时的周总理，已经卧床有一段时间了。

病痛经常让他连坐起来都十分艰难，身上也总是插着各种管子。

医护人员知道他很多时候都是在强撑，但见他这样着急，也不敢阻拦。

于是赶紧撤去了他身上的管子，帮他把睡衣穿好，用轮椅推他到客厅，让他一个人在沙发上等待康生。

康生是坐着救护车来的。

北京的冬夜，即使是初冬时节，寒风也毫不手软。

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盖着厚厚的被子。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精神很不好，气色也很差，身上插着管子，又要输液又要吸氧。

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推到了客厅，他连转头都没办法，还是护士帮他把头侧过去，这才看到了周总理。

他右手一直在抖，看起来是想和周总理握手打招呼的，可是没有办法，光是讲出微弱的声音，就已经费了他不少力气。

周总理见状，便挥手示意工作人员离开房间，只留下他们二人单独谈话。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电铃响了起来，医护人员们这才进去。

这是康生同周总理，进行的最后一次会面交谈。

此次谈话过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康生就离世了。

康生

康生是鬼不是人

关于这一次谈话的内容，直至“四人小组”被粉碎以后，才有一些消息流传出来。

据说康生当时是告诉周总理：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

此事直到今天依然耐人寻味，尤其是康生的动机，引来了很多猜测。

作为“四人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为何要在临死之前举报自己的政治盟友？

想揭开这一谜团，首先要知道，康生是个什么人。

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 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大地主家庭，书香世家。

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其人也颇具才气，古典文化功底深厚，擅长书法绘画，艺术造诣很高。

1925年时，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确实是党内的老资格了。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而康生这个多谋善变的阴谋家，尤擅投机钻营，是个名副其实的两面派。

他野心很大，又精通封建官场上的权术，在党内搞起官斗权谋，也是得心应手。

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他与每一位领导人密切交往时，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

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在1966年开始的那个特殊时期当过“顾问”。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迫害了一大批忠诚的同志。

作为党内最大的阴谋家，这个迫害狂的手上血债累累。

陈云对他的评价很精准——“康生是鬼不是人”。

陈云

邪恶天才造冤案

在延安时期，康生曾一手制造了三起政治冤案。

一件是钱维人案。曾任边区公路局局长的钱维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在国共合作初期，他负责修建公路的事宜，因此经常要与国民党的人沟通联系。

康生定性特务有一个标准：谁和国民党接触多，谁就是特务。

钱维人就是因为这个野蛮的标准被逮捕，还被押上了由近百名群众干部参加的“审讯示众会”。

康生口口声声对钱维人说他已经众叛亲离，他老婆揭发了他的罪行，已经拿到了证据。

可实际上，从罪名到所谓证据，一切都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

钱维人心里很清楚，康生就是要强行给自己安上罪名，落到他手里，再怎么辩解也是无用的。

就这样，钱维人最终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在窑洞里关押了七年。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个案子以“事出有因，查无实证”不了了之。

王尊伋案也是轰动一时。王尊伋是从北京到延安来的女学生，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

康生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后，又搬出了他那套不讲理的逻辑：“她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吃苦？她家庭背景反动，就她一人觉悟高？她还会发电报，难道不是经过训练的？”

实际上，那时候北京很多年轻学生都和王尊伋一样，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放弃了自己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学业，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

王尊伋正是对自己那个汉奸家庭感到不满，这才通过共产党在学生中建立的秘密组织，来到了延安。

事实就是这样简单，可康生不信，他一定要说王尊伋是日本特务。

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下令关押王尊伋，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严刑逼供逼她承认自己是特务。

一个19岁的女学生，从小养尊处优，哪里经得起折磨和恐吓。

就在这样的严刑逼供下，王尊伋承认了，甚至不得不编造一个“特务”故事。

群众审讯大会上，大家很难相信一个年轻柔弱的小姑娘，会是训练有素的特务。

读过些书的，也能听得出她说的那个故事，是由《双城记》改编的。

再看王尊伋面色惨白，眼圈发黑，双腿浮肿站都站不住了。

大家纷纷怀疑，这个案子是逼供逼出来的。

可是谁也不敢公开怀疑，怀疑到康生头上，就是大难临头了。

还有一件是李凝案。

李凝是东北人，东北被占领后，她就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她曾经被日本人逮捕过，被保释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是延安地区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

这段经历被康生得知，康生就说她在被捕期间叛变了，到延安是来当特务的：“你长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最后的定罪结论也非常可笑：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

审讯期间李凝一直没有承认，但康生还是以“日本特务”的罪名将其关押。

这三件案子听起来荒唐又令人气愤，但比起他在特殊时期制造的冤案，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那个特殊时期，康生迫害了一大批党内忠诚的同志以及开国元勋。

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直接点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就超过千人。

他一手炮制的云南赵健民冤案，有一万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内蒙古“内人党”案，株连数高达十万人。

康生还有收藏书画文物的爱好。

以前是打着“借”的名义据为己有，后来更是肆无忌惮，巧取豪夺。

特殊时期，他开出了一份京城的文物收藏家的名单，煽动手下的人去“查抄”，最后“流入”他的手中。

血债累累的恐惧

康生性情古怪，讲话阴阳怪气，又生性多疑，患病之后就更是让人难与他相处。

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状况也日渐萎靡。

他不信任医疗组的医护人员，总是拒绝服药，也不吃饭，有时甚至连水都不喝，导致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

周总理劝过他很多次，也没什么效果，他还是经常性地不配合治疗。

当时负责他治疗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无奈，每次在他那里遇到麻烦，就只能去请周总理出面解决。

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拒绝一切治疗措施。

周总理得到消息后，匆忙赶往钓鱼台，耐心劝说他。

他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勉强吃了药。

可是周总理不在时，他的输液服药基本都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医疗组的专家总是担惊受怕。

周总理每次来探望他，还要安慰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帮他们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或是给予具体的指示。

或许是因为这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手上血债累累，临死之前，康生还患上了恐惧症。

他的病房夜里也要开灯，并且不停地放映电影。

康生

警卫员白天黑夜都要在他身边陪着，一旦房间里没人了，他就会发出恐怖的叫喊声。

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谁满身血污，谁戴着镣铐，谁来找他索命……

医护人员每次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也被他的恐惧症折腾得苦不堪言。

临终之前的跳船

《康生年谱》中写到：康生在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

他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有传闻说康生是告诉周总理，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变节行为。

康生还约见了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他们转告毛主席。

江青和张春桥不是叛徒，这一点康生是很清楚的。

包括后来他们遭受审判，江青和张春桥都被判死缓，但罗列的罪状中也没有叛徒这一条。

康生临终前的这些举动，乍一看非常奇怪，可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他一贯的人品作风，就完全能解释得通了。

中国的政局在1974年下半年，有了很大的转变。

毛主席在许多场合，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江青“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1973年2月，邓小平复出，先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紧接着又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了政治局。

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公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邓公政治地位的提升，摆明了是要“接班”的架势。

而康生这个精通权谋斗争，善于窥探政治动向的投机分子，即使重病缠身，也不会看不出此时与未来的形势。

康生不傻，他不想给江青一伙人陪葬，所以赶在临死之前紧急跳船。

他主动与江青一伙拉开了距离，比如说拒绝江青的探望等，然后又转而投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改从前冷漠阴森的态度。

他以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方式，和他们划清界限。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离世时，仍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誉，全国降半旗，葬礼也极尽哀荣。

直到1980年，他的丑恶面目和种种罪行终于被揭发出来，并被开除了党籍。

康生机关算尽，以为临终前交上了“投名状”，却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公正审判。

参考文献

[1]郭省娟.康生与延安"三大特务案"[J].文史天地, 2007:23-26.

[2]李庄.想到康生的作恶[J].炎黄春秋, 2001.

[3]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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