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第5章《乡村生活》之二

三卷第5章《乡村生活》之二

      虽然，从育种到复种等一系列技术改良对中国中世纪生产力的提高非常重要，但唐代最重要的农业成就还是表现在水力调控、防洪和土地排水等方面。

      在北方，运河依靠地势将黄河支流的水引到下游的农耕地。在运河灌溉不能到达的广大地区，水必须打深井来提取。初夏时候，黄河水位经常降低，而农作物需要水来灌溉，同时也需要大而坚实的堤堰来遏制潜在的洪水。因为工程巨大，黄河的堤堰和灌溉渠都是由国家建设并维护的。

       与之相反，在南方，水力控制主要是富有地主们的责任。最艰巨的任务是排去沼泽低地的水，并通过水坝和堤堰来管理来自山川溪流的水，以供农业使用。在淮水和泗水流域，人们筑堤形成了大型水库，水流通过泄洪道被释放到沟渠，再导向田地。在长江流域，水会被集中到人造的水塘或蓄水池中。这种蓄水池在汉代就开始出现，但在唐代才被普遍利用。

       在唐代，开发新农地最多的区域是太湖和洞庭湖周围的湿地。开垦这片土地的关键技术是“圩wéi田”。人们围绕着田地，建造很大一圈堤堰来阻挡湖泊和河流中的水，水的高度超过田地。然后，用堤堰上的水闸来控制灌溉田地的水量。这样的圩田也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唐代才被广泛使用。用这种方式开发的土地面积在9世纪和10世纪有了极大的增长。到12世纪，圩田已经遍布了整个长江三角洲。这代表了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大量的闸门能够在需要的时间里精确地释放需要的水量。

       储存水的石坝还被引进了福建省的高山峡谷，它们最终遍布南方多山的区域。这些新技术广泛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南方可耕地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巨幅增长。许多在南朝时尚未被开发的土地，在唐代都成了新的农业生产中心。此外，唐代的水利设施还包括沿着主要湖海岸边修建的 起保护作用的堤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长江下游洪涝最少的朝代。

      排水和灌溉的进步还得益于一些新设备的使用，其中最简单的是戽hù水车。戽水车有一个水轮，在轮的周边绑有竹管，轮周转动，底部浸入水中的竹管就装满了水，当装满水的竹管到达顶端时，竹管倾斜，水就会从竹管里流入连接戽水车的木槽，最后流到田地里。戽水车在山地是依靠溪水的流动来推动水轮转动。而在平原，农民们依靠的是脚踏水车，它以人力或畜力来转动轮子，将水从溪流或池塘里带入渡槽。所有这些后来很常见的引水设备都是在唐代开发利用起来的。

       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也对农业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印刷的农书有助于新的农业技术在土地所有者中传播。唐政府制作了第一本印刷的农业手册，后来到了宋朝，政府还资助印制了《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这是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两本农书。地方官员给他们附近的农民们分发简短的印刷手册，通常还配有插图，以宣传最新的农业技术。

对那些文化修养高、生活富足、在“安史之乱”之后发展起来的大庄园主来说，这些手册大有裨益。由于庄园农业生产规模大，也拥有足够的资金，因此这些大庄园的地主们都愿意引进新技术，并积极进行实验。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将唐代的土地集中描述为一种消极现象，但也正是这种土地集中使开始于晚唐的巨大农业变革成为了可能。

长途贸易和商业化

         在唐代后半期，市场的专业化在南方达到了顶峰，诸如水果、茶叶和糖这类非粮食作物的生产成为可观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地方的专业化能够超过福建，这个地区生产了众多产品在其他省份销售，同时还大量生产荔枝和橘子对外出口。而中国其他地区的生产则大多集中于大米、甘蔗、养殖鱼、木材、漆和纸张。

       生产专业化依靠的是各地区之间食品谷物的相互流动。那时，福建沿海和太湖周边的橘子产地都要依靠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输入。谷物的大量运输反过来又促进了水陆交通网络的巨大进步。尽管水上交通很重要，但兼有商品运输和政府信息传递两项功能的陆路交通也必不可少。因此唐朝廷努力维持并改进帝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在8世纪时，对连接广东和江西的道路关隘进行了重要修补，同时在车辆进出四川的木制桥梁和栈道的维护上也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在唐代后期，主要道路的交通网扩展到了南方，福建、湖南和江西更为便利地联结在了一起。

官方道路体系有助于传达帝国各地的信息，包括天气、旱情和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这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农业的商业化和区域专业化。在8世纪晚期，官员们使用政府传驿系统来采集和传递商业信息，他们花费大量金钱建立驿站，雇用送信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和报告各处的商品价格。所有消息从遥远的地方到达当局只需要几天时间，因此控制商品价格的力量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节度使和南方的地方长官都继续在都城设立进奏院。通过进奏院，信息、指令和请求就可以双向传递。这些办事处的负责官员私下复制出重要的政府文件，并发送到他们在各地的主子手中，文件内容既有涉及本地区的，也有涉及整个帝国的。这种做法逐渐发展出了后来宋代政府发行的官方公报——邸报，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份“国家的”报纸。同时，这些信息交流途径也方便了纸币的流通。

       不过，真正改变唐代及随后朝代的是大规模的、以水运为基础的商业运输业。从事运输的通常是船只数量超过300艘的巨大船队，它们沿着大运河航行，不仅给首都，而且还给西北的边境地区提供给养。7世纪末，一位观察家宣称，在全中国每一条适于航行的河流中都可以发现商业船只。即使在诸如三峡那样的危险水域，当地的船夫也发展出了躲避浅滩和礁石的技术。在10世纪和11世纪，新式运河船闸的发明使这种发展更进了一步。船只可以不再需要当地劳工的帮助，而依靠船闸完全避开危险的水路。这种安全穿越危险河段的技术，把以往被断开的航道整合在了一起。于是，在晚唐和宋朝之间，一个更为广阔的帝国市场就出现了。

       唐代区域间贸易的底层基础是拥有一个地方城镇的市场网络系统，这样的基层市场让农民很方便地将他们的产品带入流通领域，同时也在这里购买自己必需的商品。在唐早期的法规下，市场必须设在行政中心。而行政中心最低也只能设在县，因为再小的地方没有官员来收税、核查商品质量和管理价格。然而，古代交通并不便利，对大多数农民来说，经常去县级的官方市场是难以做到的。

       于是，从唐代早期开始，就出现了定期的乡村市场，北方称为“草市”，南方叫作“墟”，其重要特征是它们的临时性。这些短暂市集的产生缘于农村社会的需要，不受政府控制。人们在大家都便利的场所临时聚集起来，与其他生产者交易，然后散去，只留下空荡荡的场所，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宋代的资料表明，这种市场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日程表来运作，在唐代可能大概也是如此。

       这些周期性的市场后来逐渐发展成永久性的固定市场。它们往往出现在路口、桥梁和渡船码头，或者在寺庙或重要的庄园周围。还有一些出现在为旅行商人提供住宿的小旅馆和路边商店的附近。除了提供食物和住处之外，这些固定市场还提供保管货物、看管牲畜的服务，有时也出租骡马。它们中的一些还受商人的委托，帮他们出售商品。由于这些固定市场都设在主要运输线路上，因此吸引了很多旅程中的商人和附近农民，他们经常在这里停留，并相互交换商品。

       唐代乡村市场的贸易状况没有具体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宋代的资料做出推测。当地的农民大概带来谷物、蔬菜和家畜进行交换，交换对象或是其他地区生产的鱼、木柴和炭，或是那些当地不能生产而由商人们一路带过来的商品，例如盐、茶叶、腌制食品、工具，或是手工艺制造所需的材料等等。商人们沿着这些小型市场线路游走，不仅将各地乡村相互联结起来，还将他们与更高层次的商业中心城市联结起来。于是，晚唐的市场网络就构成了一个由乡镇、小城市和大城市组成的遍布全国、且层次分明的市场体系。

       在一些地区，间隔很长时间会举行大致与西方集市类似的特殊市集。因为经常是重要的宗教节日期间，在当地寺庙举办，于是被称为庙市或庙会。庙宇和寺院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由于与节日相联系，这些庙市吸引了很多当地艺人，包括杂耍者、说书者、卖唱者和卖艺者。除庙市之外，还有一些一年一次买卖特殊商品的市集，最出名的在四川。例如，为了给军队购买马匹，政府组织了马市，此外还有药市和蚕市。

       在许多省份，尤其是北方，当地的节度使鼓励新市镇的成长，这些市镇不受帝国朝廷的管理，因此节度使可以指定新市镇。在唐代晚期、五代和宋代早期，这样的市镇常常被称为“军镇”，成了重要的市场中心，地方长官在那里征收贸易税。因此，市镇不仅对乡村商业活动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政府财政收入从农业转向商业做出了贡献。

茶叶和糖

      虽然唐代最重要的商业作物仍然是稻米，但这个时代出现的一些非粮食的“消遣”食品也值得注意。这些食品并非农民自身生活所需，而是被卖到城市，去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它们是伴随新的消费方式或时尚潮流一起出现的新事物，人们以消费这些食品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和所属的社会群体。这些食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茶叶和糖。

       茶叶是唯一一种起源于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作物。茶树种植首先出现于中国，并且中国也是第一个加工和浸泡茶叶作为饮品的国家。有资料表明，在战国时期，四川已经开始种植茶树，并把茶叶加工成饮料。而汉代也有城市之间贩运茶叶的记载。到220年汉代灭亡时，种植和消费茶叶已经扩展到了长江下游，在南北朝期间，饮茶开始与南方文化联系到一起，并且和北方王朝的乳酪饮料形成了区域文化的对比。这段时间的草药记录也表明茶叶已经入药，经常与诸如葱或姜之类的其他植物一起煮沸后饮用。然而因为茶叶的名称不断变换，饮茶的早期历史很难描述清楚。清代学者顾炎武通过研究石碑铭文证明：直到唐代，“茶”这一现代名称才逐渐固定下来，并真正成为一种全国流行的饮品。

       饮茶文化在北方的传播与其在佛教寺院中的使用紧密相关。僧侣们在午后不再食用固体食品，因此他们需要依赖于某种液体。而茶叶对于在坐禅时保持清醒和专心特别有好处。《圆仁日记》证实，旅行者驻留在佛寺中时，招待茶水成为一种待客的标准方式。并且给客人上茶也代表了一种殷勤好客和彬彬有礼，这个习俗随后也在世俗信众中流行开来。由于最好的茶叶都生长于山坡，那里本来就坐落着许多寺院。于是，僧侣们便开始自己生产茶叶，种植茶叶也成为寺院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饮茶很快就从佛教寺院扩散到整个中国社会，包括被朝廷和贵族用于典礼。但更为重要的是茶在僧侣和文人的社会交往中作用显著，如诗人元稹在他的宝塔诗《一七令·茶》中描述的：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diào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关于茶叶的主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诗人们甚至单独将“茶诗”用作一种文学体裁。

       有关茶的第一部伟大作品是陆羽于8世纪60年代出版的《茶经》，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大部分知识。陆羽幼时就成了孤儿，他在一座寺院里长大，死后就被埋葬在佛塔边，那座佛塔中放置着抚养他成人的那位和尚的舍利。根据同时代的人叙述，他的书引发了对于茶和茶具持续不断的热潮，到唐末，陆羽在茶馆中已经被当作神来供奉了。这本《茶经》的内容包括：茶叶名称和质量、茶叶的挑选和制作过程、相关的器具、烹煮和饮用的艺术、历史考据和每个地区最好的茶叶。

       实际上，茶叶的区域特点对于其作为商品的开发至关重要。散布在南方的超过40个道、州、县都有丰富的茶叶产量，对于哪里出产的茶叶最好有着持续的争论。这种竞争也促使每个地区都将每年第一批新茶进贡给朝廷，于清明节在帝国的宴会上使用。来自江苏和浙江交界处的茶叶在唐代特别有名。晚唐的皇帝甚至以赏赐特选的茶叶作为对官员的奖励。饮茶的游戏也在朝廷发展起来，茶叶还成为科举考试中的首选饮品。从那时起，茶叶的生产帮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区重塑了地方经济，茶在这些地区至今都是一种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

       首选的茶叶加工方法是将其做成茶饼。其步骤如下：在特殊的器具里蒸煮茶树叶子，在一个臼里用碾槌连续敲打，并将它们压入一个铁模子里做成茶饼，然后在烤炉中烘干。接着，就用绳子将茶饼挂在一起，以便储藏和运输。而购买者烘烤茶饼，待其冷却后，将其中一部分磨成粉末，放进过滤网里，然后将热水通过过滤网注入一个茶壶里，使其没过茶叶。茶上的泡沫被认为是其精华所在，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日本茶道的基本方式。另外的常用方法是，在一个壶里浸泡松散的叶子来制作茶。这种方式在出售前，松散的茶叶要经过炒制，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

       作为一种商业作物，甘蔗对于唐代经济没有茶那样重要。6世纪的《齐民要术》描述到，大概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甘蔗从印度或者东南亚被引进到中国南方，但在唐代之前，甘蔗仍然是一种南部地区专有的植物。生产甘蔗汁液和非晶糖是印度佛教寺院的一个主要产业，在那里，甘蔗汁被当作一种午后饮品。糖在制药和佛教仪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各种各样的糖通过佛教朝圣者引起唐朝廷的注意后，太宗在647年派使节去印度学习了制糖工艺。接着，皇帝在浙江的某个地方建造了一套制糖设备。那里生产的非晶糖被进贡到朝廷，通过朝廷对糖的使用扩展到其他社会精英成员。

       及至唐代晚期，有九个县，包括几座寺院，都向朝廷进贡甘蔗或糖制品。蔗糖制造业也逐渐在北方地区发展起来，远至敦煌，在那里发现了唐代制糖技术的唯一记录。

       在寺院和朝廷之外，城市对糖制品的需求似乎主要是在长安、洛阳、江都和番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社区中，他们将糖加入到酱汁、饮料和油酥点心中。而中国城市居民享用糖，仍然如同享受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菜肴。甚至在8世纪晚期，代宗皇帝还将20根甘蔗当作“罕见而奇妙的礼物”。直到宋代，蔗糖才真正成为一种常见消费品。在唐代，它一直是一种来自异域的稀有产品，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被看作是一个异域风情在唐王朝发挥了重要影响的象征。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