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刚院士：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长期战略规划

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23年院士增选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余刚在环境教育和科技战线工作了30多年，主要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新污染物控制理论、技术和战略研究，在排放源和环境污染特征、控制原理与技术、国家控制战略与国际履约支撑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不仅已知的新污染物种类繁杂，未来还会源源不断地发现一些新污染物，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期和长期战略规划，重点突出、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谈进入环境领域初衷

大学接触环保知识，认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

新京报：作为新当选的院士，你有何感受？未来有何计划？

余刚：我这次能获得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学术称号，是院士和同行专家对我及团队30多年不懈努力的认可，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后，我将带领团队继续在新污染物治理科学与技术领域耕耘，用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助力解决我国突出的新污染物问题，为构建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做贡献。

新京报：你在环境教育和科技战线工作了30多年，最初为何选择了环境专业？

余刚：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学习期间，学校成立了环境科学系，让我了解一些环境保护知识，认识到保护人类共有地球家园的重要性，便报考了环境科学系环境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进入环境领域学习、研究和工作。

谈新污染物污染现状

新污染物排放清单等亟待调查研究

新京报：近年来，新污染物治理受到关注。除了大家熟知的微塑料，新污染物还有哪些？

余刚：主要的新污染物类别还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国际环境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管控的短链氯化石蜡、溴代阻燃剂和全氟烷基化合物；抗生素、三氯生等药物和个人护理品；酞酸酯、双酚A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

新京报：新污染物从哪里来？它们在自然界中持续时间长吗？有哪些风险和危害？

余刚：新污染物大多是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被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和日常生活，在生产、使用、消费各环节都会进入水、气、土等环境介质。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在环境中可存留几十甚至上百年，能长距离迁移并通过食物链放大。部分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类新污染物的半衰期不长，但持续排放呈现“伪持久性”存留。部分新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对生殖、免疫、神经等系统有毒性效应，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危害和风险是隐性和长期的。

新京报：目前，全球和我国新污染物污染现状如何？

余刚：新污染物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在成功治理常规污染物之后，为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出的新问题。目前，绝大部分新污染物全球尺度和全国尺度的污染状态还不清楚，不同类别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单、在环境介质和生物体内的存在形态和浓度水平、源汇关系等，都亟待系统全面调查研究。

谈新污染物治理难点

建议重点突破新污染物绿色替代等瓶颈技术

新京报：新污染物治理上有何难点？

余刚：首先是如何识别新污染物问题。由于绝大多数新污染物的环境浓度很低，目前通常需要采集大量的环境样品，通过富集浓缩、去除干扰等复杂的前处理，再用色谱/质谱仪器分析。现有的分析方法不仅耗时长，而且设备昂贵，分析成本很高，难以满足全国摸清新污染物底数和有效治理的需要，急需突破适于多场景复杂环境的新污染物快速筛查技术瓶颈。

其次是新污染物的绿色替代品缺乏。新污染物大多因具有独特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如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具有优良的疏水疏油特性和热稳定性，被用作消防行业的灭火泡沫、石油行业的化学采油和金属电镀行业的铬雾抑制剂以及表面防污处理剂、不粘锅等。尽管PFOS的部分替代品在行业中得到应用，但一些替代品的环境友好性差强人意。要淘汰新污染物，必须有环境友好的绿色替代品。

另外，还要关注如何实现新污染物的“一品一策”管控。针对不同类别的新污染物，要综合考虑管控的经济社会影响和治理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确定最佳的治理路径。比如哪些新污染物的哪些用途可以通过采用替代品或者技术从源头控制，哪些新污染物的哪些用途现阶段无法替代，需要通过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来削减环境排放量等。

新京报：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了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要求、行动举措和保障措施。在未来新污染物治理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余刚：该方案只有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不仅已知的新污染物种类繁杂，未来还会源源不断地发现一些新污染物，所以需要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议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期和长期战略规划，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高品质健康环境的需求，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研究确定不同时期新污染物治理目标，特别是明确不同时期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优先治理的新污染物对象，制定不同时期的行动计划，重点突出、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同时，建议设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支撑国家新污染物治理重大战略意图为导向，重点突破新污染物绿色替代、快速筛查、过程减排、无害化处置等瓶颈技术，研制新污染物测试、处置等重大装备，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污染物管理支撑体系，在新污染物问题突出的行业、区域和流域开展综合示范。

新京报：针对新污染物治理，你正在开展哪些研究？进展如何？

余刚：目前我们团队主要开展多介质环境中典型新污染物风险识别方法、区域风险评价模型、高风险区域阻控技术与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近期的部分进展包括：系统解析了某城市16座污水处理厂中典型药物及代谢物的赋存特征，全面分析了六大洲60多个国家地表水环境中数百种农药的浓度水平和复合毒性效应，为科学认识新污染物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在污水处理厂开展了百吨级日处理量的电催化臭氧技术去除典型抗生素和抗性基因的中试研究。

谈我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

全面淘汰2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新京报：《斯德哥尔摩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5月在瑞士召开。你兼任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协调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请介绍一下我国的履约进展，未来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淘汰上有哪些计划？

余刚：明年是《斯德哥尔摩公约》国际生效20周年，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首批签约国，我国先后批准了17项新增修正案，全面淘汰了25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每年减少数十万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排放，国内环境和生物样品中有机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全球履约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将继续淘汰十溴二苯醚等新增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积极参加公约增列受控物质的谈判工作。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化学品工业的绿色发展，从源头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使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