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中国”死于民粹？欣欣向荣的埃塞俄比亚，为何会内战不止？

埃塞俄比亚，一个死于现代化黎明前黑暗的国家。

2016年10月5日，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段建成通车。

亚吉铁路是一条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货运铁路，全长760公里，耗资34亿美元，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作为东非地区首条标准轨距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十大合作计划”的早期收获，是中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更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铁路，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

作为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狂潮中唯一幸免于被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时至今日埃塞俄比亚依然是世界范围内很多黑人趋之若鹜的榜样。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保持政治独立，使得埃塞俄比亚在世界近代史中难以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明。尽管时至今日很多非洲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依然无法逃避经济上被原宗主国以“剪刀差”巧取豪夺的尴尬命运，但经济上的交流客观上则为“开眼看世界”的非洲国家带来了逆势而起的可能，哪怕微乎其微。而埃塞俄比亚则根本没有师夷长技的机会，所以“贫穷”是埃塞俄比亚的标签，“家徒四壁”是埃塞俄比亚的代名词。

但埃塞俄比亚同时又是幸运的，在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后，埃塞俄比亚不仅敞开怀抱欢迎中国朋友的资本和投资者，更以“中国模式”为样板，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并制定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计划，从此经济一飞冲天。

2018年埃塞俄比亚GDP增长率高达8.5%，同期的中国则为6.5%。更可怕的是，从2005年以来，埃塞俄比亚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2016年GDP更是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

社会发展的欣欣向荣，使埃塞俄比亚更加坚定了奉行“中国模式”的正确性，其与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随着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亚迪斯巴贝巴至阿达玛高速公路、亚迪斯巴贝巴城市轻轨、亚吉铁路、特克泽水电站等一系列中国援建项目的落地，中埃关系也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时至今日，埃塞俄比亚全国超过70%的公路为中国援建，埃塞俄比亚在中国援助下也成为非洲国家中网络通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投资者，更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有超过30万的炎黄子孙工作或定居于此，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友好贡献着巨大力量，埃塞俄比亚也成为中非友好的样板国家，号称“非洲小中国”。

然而，所谓“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就在亚吉铁路的通车将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推向高潮的同时，一场席卷埃塞俄比亚全国的动荡不期而至，直接将埃塞俄比亚带入了内战的深渊，而埃塞俄比亚加速滑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同时，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与冲击。

而这一切的原因，静夜史认为主要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具体来说就是难解难分的民族矛盾被“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国家机器驾驭，其翻车不存在可能性大小问题，有的只是时间的早晚。2016年，就是积压矛盾最终火山喷发的年份。而这样的矛盾，给埃塞俄比亚的前途带来更加扑朔迷离的注解。

号称“地球伤痕”的东非大裂谷，在横贯埃塞俄比亚的同时，却没能割裂东西南北中的种族联系。作为“非洲屋脊”和“东非水塔”，埃塞俄比亚地形整体高耸，与周边板块有着居高临下的连接，深受周边苏丹高原、刚果盆地索马里平原的影响。而历史上的埃塞俄比亚作为沿海国家，也时常受到红海彼岸阿拉伯世界的波及。

而在埃塞俄比亚内部，则大致分为西北部地势最高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西南部地势相对较高的热带草原以及东南部地势较低的热带荒漠三个板块。

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社会变化起决定作用，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此论虽不全面，但仍然能够准确概括埃塞俄比亚民族的形成和分布特点。

虽然此前有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是人类起源地，但具体到3000多年埃塞俄比亚文明的发源，则基本是红海彼岸西亚人，具体就是闪米特人不断浇灌的结果。

最早的埃塞俄比亚文明起源于西北部的埃塞俄比亚高原，5世纪起信仰基督教科普特正教，后分化出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其中人数更多的阿姆哈拉人长期主导埃塞俄比亚历史。

在东部的热带荒漠，伊斯兰教长期统治，生活着阿法尔人，索马里人和哈勒尔人等穆斯林种族。西南草原则因为气候适宜生活着众多小民族，而适宜的气候也是他们战斗力不如其他两个板块种族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受其它两个板块尤其是北部高原影响。

此外，奥罗莫人也从肯尼亚方向涌入埃塞俄比亚，使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

在千百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与抵抗外来殖民等历程的发展和深化，埃塞俄比亚也由传统的一元文化国家向近现代多元文化国家逐渐演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

这与千百年来，中国以儒家小农文化为主体，成功整合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青藏高原文化、西北绿洲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以及东北渔猎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埃塞俄比亚在经过一系列整合拼接后，逐渐形成了以高原科普特农牧业文化为主体、荒漠草原穆斯林文化与南方部族文化三合一的三元一体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大板块交界处的首都亚的斯巴贝巴就如同我国首都北京联结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板块的作用一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6年的数据，埃塞俄比亚前四大民族分别是奥罗莫人，占比34.9%；阿姆哈拉人，占比27.9%；提格雷人，占比7.3%；索马里人，占比4.1%。

宗教方面，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占比43.8%；伊斯兰教占比31.3%；基督新教占比22.8%；天主教占比0.7%；传统宗教占比0.6%。

和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不同，埃塞俄比亚各民族“同族聚居，一致对外”，彼此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

而西方殖民者的纷至沓来，则让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更加复杂。从16世纪开始，埃塞俄比亚先后经历了葡萄牙、奥斯曼帝国、英国、苏丹等外来势力的入侵，直到1889年孟尼利克二世称帝并统一全国并建都亚的斯巴贝巴，最终奠定了现代埃塞俄比亚的疆域。

1896年，孟尼利克二世打败意大利军队，迫使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

埃塞俄比亚的近现代史主要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1930年至1974年塞拉西皇帝统治时期、1977年至1991年门格斯图独裁时期、1994年至2018年的联邦政府时期和2018年至今的国家紧急状态时期，埃塞俄比亚也在经历了苦难和辉煌的历史后，最终掉入了内战不止的漩涡。

塞拉西皇帝加冕后，埃塞俄比亚很快在1935年遭到了意大利的野蛮入侵，塞拉西皇帝只得流亡英国伦敦，直到1941年美英联军击败意大利后才回国复位。

美英联军的救命之恩，深深感染了塞拉西皇帝，并坚定了其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决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向各盟国发出“集合令”，塞尔西皇帝随即派出禁卫军部队“卡格纽营”共1200多人奔赴朝鲜，誓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美国的大恩大德。

然后，在上甘岭战场上，摩拳擦掌的埃塞俄比亚精锐还没看清志愿军的脸，就被铺天盖地的“喀秋莎”火箭炮砸得哭爹喊娘、伤亡过半，至此直到战争结束，埃塞俄比亚军队再未出现在战场上。

尽管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深度渗透，尤其是无孔不入的军事顾问团，让埃塞俄比亚根本没有机会独立自主。但塞拉西皇帝还是决定在手握西方援助的同时，与“不打不相识”的中国搭起友谊的桥梁。

1963年12月，趁周总理访问亚非14国的机会，塞拉西皇帝向中国代表团发出适时访问埃塞俄比亚的邀请，随后周总理在1964年1月访问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也在1971年访问中国，两国在1970年11月24日正式建交。

塞拉西皇帝的统治，对维持埃塞俄比亚的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独裁统治与60年代风起云涌的非洲推浪潮背道而驰。更尴尬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斗争也逐渐白热化，再加上1970年埃塞俄比亚爆发严重饥荒以及苏伊士运河关闭导致的油价飘涨，致使埃塞俄比亚国内民众水深火热、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而塞拉西皇帝欲盖弥彰的处理方式则如同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矛盾的不可调和。

1974年9月，部分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临时军政府”，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塞拉西皇帝被迫退位，并于次年走得很不安详。

临时军政府宣布改弦更张后，实行土地、金融财政机构和工业的国有化，1977年阿姆哈拉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成立了以军人为主的“埃塞俄比亚劳动人民党组织委员会”，实行一党制，1984年仿照苏联模式改组为“埃塞俄比亚工人党”。1987年，门格斯图宣布结束军事统治，成立“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门格斯图上台的历史背景，正是美苏争霸中“苏攻美守”的阶段，塞拉西皇帝的下台也意味着美国势力在埃塞俄比亚的重大挫折。从此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埃塞俄比亚与苏联情投意合，在得到大量苏联援助的同时，雄心勃勃地想要靠苏联模式实现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埃塞俄比亚迅速铲除了延续千年的贵族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银行、重要矿产等也被收归国有。在科普特正教失去神圣地位后，埃塞俄比亚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高原上的民众迁往气候宜人的南方草原。

门格斯图的改革成效显著，但却带来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导致苏联模式非但没有帮助埃塞俄比亚一飞冲天，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危机。而门格斯图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清洗，则导致了更加激化的阶级矛盾。

在这一背景下，以梅莱斯·泽纳维为首，一批反门格斯图的马克思主义者组建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随后拉拢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人民民主阵线组建起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打响了武装反抗门格斯图反动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埃革阵通过艰苦卓绝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于1991年进军亚的斯亚贝巴并赶走门格斯图，取得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后胜利。

彼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埃革阵也紧随世界潮流，不再宣扬马克思主义，但却依然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方式方法，创立了“革命民主”。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埃革阵积极修正门格斯图时期的极左政策，大胆推行“埃革阵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将全国按照民族分为9个州，平息了沸腾的民族分离运动。

另一方面，埃埃革阵也继承了门格斯图时期的一些改革成果，包括土地国有制、发展教育、打击反对派等。

埃革阵的很多举措，在我们看来似曾相识，事实上埃革阵在很多方面也确实在积极学习东方大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并为我所用，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就是在埃革阵执政时期迅速升温的。

埃革阵执政时期，掌握了议会绝大多数席位，更掌握了提格雷、阿姆哈拉、奥罗莫、南方四个大州的执政权，支配着其他州的执政党，是真正的一呼百应，一统江山。

但埃革阵违背了革命战友厄立特里亚在1993年公投独立的约定，厄立特里亚艰难独立后又因为领土问题与埃塞俄比亚于1998年大打出手，在带走埃塞俄比亚所有出海口的同时，也埋下了埃塞俄比亚北方不宁的祸根。

而相比于厄立特里亚问题，“民族自决”则更加贻害无穷，因为这一政策虽然缓和了民族矛盾，但却强化了民族意识，加剧了埃塞俄比亚的貌合神离。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埃塞俄比亚需要梅莱斯·泽纳维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但当泽纳维去世，埃塞俄比亚势必像当年的南斯拉夫一样摇摇欲坠。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接替泽纳维的海尔马利亚姆因未能有效处理土地问题、奥罗莫民族等问题而在2018年下台后，新任埃革阵主席、埃塞总理、奥罗莫人阿比·艾哈迈德·阿里改组埃革阵为“繁荣党”，把各民族州的执政党都打包入内。

这种类似于“田氏代齐”的离经叛道导致了埃革阵领头羊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拒绝改组，然后被开除。然后提人阵重新回到游击战的革命道路上，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厮杀。

提人阵的失势，除了强势领导人的去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提格雷人本身就是人数不占优势的民族，在“民族自决”的框架下，小民族主宰大民族本就匪夷所思，因此失势乃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提人阵想要夺回政权，重新当家做主，二次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斗争方式。

但问题是，埃塞俄比亚民族和宗教矛盾积重难返。更重要的是阿比政府上台执政后，外交政策上全面倒向西方，推行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包括：

政治上迅速重组内阁，提名新内阁成员以阿姆哈拉和奥罗莫为主，全面排除提格雷人；释放了大量政治性人物，与反对派见面，展现和解姿态；正式废除恐怖主义组织法，欢迎此前被驱逐的反对派回国；访问美国，全面拥抱海外侨民；主动与厄立特里亚和解，放弃争议土地。

外交上四处出击邻国，参股索马里兰和吉布提的港口，为埃塞俄比亚拥抱大海增加条件；拥抱沙特、阿联酋等，吸引金主投资。

经济上宣布改变埃革阵政权长期坚持的国外负债-大项目基建投资驱动拉动经济的政策，考虑将若干核心国有企业私有化，卖出或增发股份，包括埃塞航空、埃塞电信、埃塞电力等诸多公司，这对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资本冲击巨大。

军事上重组安全部队部门，彻底废除埃革阵的统治基础，将1974年之前、1974年-1991年军政府和1991年-2018年并列为现代史三大历史阶段，并冠以“非民主”的标签，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友好随着阿比的上台戛然而止。

兜兜转转又回到亲西方原点的埃塞俄比亚，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巨大好感，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也在201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前的埃塞俄比亚，作为中国在非洲的重要投资地，有着巨大的利益，一旦局势风云突变，必将产生极其惨烈的影响，对“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深远。

而从阿比政府的一系列操作来看，西方国家在无力直接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大环境下，使用了更加龌龊的手段，那就是以沙特阿拉伯等穷得只剩钱的盟友开道，减少美国直接干预的损失和伤亡，以民粹主义重新夺取政权。而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它们不是非洲健康发展的建设者，也从来没有与非洲各国携手并进走向共同富裕的觉悟和节操。但为了维持霸权，它们愿意上蹿下跳地搞破坏，甚至“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所以，埃塞俄比亚的危机不会迅速结束，我们的危机更会持续较长时间。而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亚的内战，则让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处境更加艰难。

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将会越来越主动，希望埃塞俄比亚迎来民族矛盾缓和下更加美好的未来。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