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49岁那年夜游石钟山，并写下一篇科普考察文章，哲理光芒照耀世人一千年

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苏轼为什么要写下《石钟山记》？

文学是历史的镜子，苏轼的《石钟山记》不仅是历史的镜子，更是苏轼认识论上的刷新和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苏轼为什么要写《石钟山记》？你不看苏轼在写《石钟山记》之前的几年里都经历了什么。

解读文章，“知人论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鉴赏方法，这是孟子说的，《孟子·万章·第八节》：“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所以，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得将解读的视角投放在苏轼游览考察石钟山的时间节点上。

时间，时间，时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苏轼的《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苏轼怀着探明事实真相的原因去的。

所以，与其说苏轼为什么要这么写石钟山记？还不如说苏轼为什么要到石钟山去？

《石钟山记》是这样介绍苏轼此行的：“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

苏轼在写《石钟山记》的三个月之前，曾在庐山写下有名的《题西林壁》一诗，而这一篇游记和这一首诗歌互为表里，堪称姊妹篇，可以说得上是苏轼结束黄州贬谪生涯的集大成之作。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时间再向前几年，对这个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很有补充性，对问题的全面性大有裨益。

苏轼探访石钟山的缘由

元丰年间，由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导的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法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互相倾轧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苏轼由于反对新法，被罗织罪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三年2月，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此时苏轼45岁。

一向洒脱乐观的苏轼在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莫须有风波后，又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思想、情绪一度变得悲观消沉。

苏轼努力适应黄州的贬谪生活，积极寻求精神上的突围。在苏轼的黄州之旅中，在他长途跋涉的人生里，他不抛弃，不放弃。

他以“东坡”自称，亲自从事生产劳动，用自力更生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来抵抗尘世间的侵蚀与庸常。

黄州的山水降解了苏轼心中的浮躁，儒释道学问的研修提升了苏轼的修为，在一降一升中，苏轼抚平心中的褶皱，给软肋覆上了盔甲。

在黄州期间，苏轼变得更加成熟、旷达、超然。在他的身上，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他变得乐观洒脱、随遇而安。

可以说，黄州也是苏轼人生驿站上的重大转换期，黄州是苏轼人生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黄州对苏轼的重要性无需多言，那里虽然是苏轼人生的低谷，却成就了他诗文艺术上井喷式的发展。

黄州虽然是苏轼的贬谪之地，却成就了他文学成就的第一座高峰。黄州也是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开拓意境、打开文学新局面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词作，总数超过一百首，并为词坛带来了大气纵横的新局面，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脍炙人口的姊妹篇《赤壁赋》和气象万千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在黄州这一人生旅途低潮期的巅峰之作。

苏轼在经历了宦海风波后，思想几度变化，由积极入世转向消极低沉，又转而追求一种精神自由的、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

宋神宗元丰七年四月一日，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的苏轼，接到一纸量移汝州的任命。所谓量移，指的是被贬谪的大臣，根据情节轻重，就近安置的一种方法。

对于苏轼来说，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都城汴梁较近的汝州，但他仍然没有官复原职，待遇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职位仍然是“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

即使是这样，苏轼也有一种突破藩篱的喜悦感。

途中，苏轼顺便去江西高安看望了阔别已久的弟弟苏辙。去高安时，正好经过庐山，这座有着悠久人文印记的名山，一下子勾起了诗人的旅游兴致。

于是苏轼便登上庐山游览，庐山的奇险壮丽与变幻莫测引发了苏轼的诗情，他寄才情于笔端，为这座名山共写下多首赞咏的诗歌，其中就有《题西林壁》这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

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

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从庐山下来，已是五月下旬，此时长子苏迈已经二十六岁，新近任命为德兴县尉。苏迈将要去饶州德兴县上任，苏轼一家人便乘船绕道湖口，送苏迈赴任。

六月初九，他们一家到达湖口。

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曾提到它，唐代诗人李渤写下《辨石钟山记》。

苏轼对这座名山仰慕已久，此次途经湖口，正好能够观察这座名为“石钟”的山。

石钟山，素有“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之称，位置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老城区，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

石钟山海拔61.8米，相对高度约40米左右，面积0.2平方公里。

石钟山实际上不是一座山，而是两座山，都由石灰岩构成，下部均有洞穴，形如覆钟，面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击，响声如洪钟，故皆名为“石钟山”。

两座山分居南北，相隔不到1000米。南面一座濒临鄱阳湖，称上钟山；北面一座濒临长江，称下钟山，两山合称“双钟山邀试”。

天时地利人和，苏轼大为欣慰，于是决定在此地停留几日，到石钟山一游。

注意，这一年苏轼已经49岁了，已经是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

深度分析苏轼《石钟山记》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苏轼夜泊山下，写下游记《石钟山记》，文章与名胜相得益彰，让石钟山声名远播。

关于石钟山的命名，历来有两种解释：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认为是因为山脚下有深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因而得名；对于这种说法，苏轼表示怀疑，他说：“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唐代李渤曾在潭中找到两块石头，用木棍敲击，发现出自南边的石头声音沉浊厚重，出自北边的石头声音清脆悠远，于是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

苏轼当年读郦道元《水经注》和李渤《辨石钟山记》时，心中一直有疑问，他们俩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于是，苏轼便希望有一天能亲临湖口，实地考察石钟山，这次正是最好的机会。

六月初九，船到湖口，苏轼便和苏迈一起前往石钟山游览。山上院的主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叫一名小沙弥带着一把锤子，领他们上山，在山间的乱石堆中，挑取一两块石头，用锤子敲击，发出硿硿的声响。

小和尚随口说道，这就是石钟山命名的缘由。听了小和尚的解释，苏轼笑而不答，依旧不肯相信，他觉得这种声音和一般的石头发出的声音相比并无异样。

他决定乘船到山水相接之处，再进一步考察郦道元所提出的那种解释。

这天夜里，月朗风清，苏轼带着苏迈，驾驶一条小船，来到石钟山下，夜访石钟山。

月光下，石钟山上的山石高高地耸立着，阴森怪异，似乎随时可能向人扑来，在夜间显得突兀嶙峋。

栖息在山上的鸟儿被夜风惊醒，不时发出磔磔的怪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鹳鹤的鸣叫好像老人边咳边笑，回荡在山石之间，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

苏轼心中也有些害怕，正想返回，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噌地响着像钟鼓的声音连续不断。船夫非常害怕。

苏轼仔细聆听一会儿，便叫船夫慢慢把船靠过去，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察看，原来山脚下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不知它们的深浅，微微的水波涌进洞穴和裂缝，激荡撞击便产生这样的声音。

船绕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苏轼又看到，有块大石头挡在水流的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把风浪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的声音，同先前噌的声音相互应和，好像音乐演奏。

原来这块挡在水中的大石头，也因同样原因而发出钟鼓一类的声音。两种声音互相共鸣，互相应和，才合成响亮厚重的钟鼓之声，犹如奏乐一般。苏轼恍然大悟，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命名的来由。

从夜访石钟山这件事情中，苏轼得出结论：凡事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根据主观猜测去推断它的有或没有，正不正确，是不行的。

苏轼的《石钟山记》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纠正，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苏轼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也体现了苏轼探究事物本质的求知欲和执着精神。

话说回来，虽然关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后人又提出比苏轼更为合理的解释清末学者型官员彭玉麟曾在江西为官多年，数次实地探访石钟山，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

就是说，石钟山不但能发出如钟声响，形状也像钟。在彭玉麟看来，苏轼当年夜访石钟山，仍不免有“过其门，而未入其室”的遗憾。

但苏轼不轻信盲从，不人云亦云，主张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正确认识的精神，对于后世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苏轼以其勇于质疑、挑战权威、勇敢探索的精神，深夜乘小船到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由此而得出石钟山发声的奥秘：

其中一处“涵淡澎湃”的声音是由水波冲击岩石穴罅所发出的，另一处“窾坎镗鞳”的声音是中空的岩石“与风水相吞吐”所发出的。

加上苏轼引经据典，运用“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的比喻，这一节惊⼼动魄、渊博典雅的文字，读来动人心弦，但也容易使读者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苏轼所处的时代，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地质科学尚未形成之时，所以苏轼对石钟山能发出声响的解释也存在着时代的缺陷性，比如为什么这里的岩石能生成罅洞，能在浪击时发出钟声，而别的地方的洞穴却无此效果？

现代地质学家经过实地考察和现场探究，给出了石钟山发出声响的科学原因，石钟山的岩石，属于晚期古生代时形成的石灰岩。

当地濒临长江，又处于气候温暖的南温带地区，雨水的溶淋，江浪的搏击，一方面可使含碳酸的水溶液对石灰岩进行溶蚀作用，另一方面还能使石灰岩的裂隙扩大。

虽然这种化学反应对岩石的破坏作用极其微弱，一时难以看得出来，但年长日久以后，物理作用的持续进行还是很有效的，这就好比“水滴石穿”的道理。

再加上石钟山地处江滨，特别在靠近地下水面附近，这种溶蚀造洞作用更容易出现。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孔洞、罅隙又能相互联通，并接近江水表面，以致每当江涛澎湃撞击岩石之时，就会发出如钟鼓之声，声波借助于空气传播到山体的洞穴中，又发生共鸣作用。

于是，低音、高音、清越之声、混浊之音、镗之声，噌吰之声，一起齐奏，简直就如管弦交响乐队的演奏一样。所以，石钟山的钟声是在独特的地理与地质条件下发育起来的。

这是石钟山之所以发出如诗般声响的物理学解释。

小话诗词

四年多的黄州生活，让苏轼的认知得到了质的飞跃和提升，苏轼在黄州时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没有也不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经时济世的儒家思想，又深入学习道家和佛家的智慧，他在黄州融摄儒释道精华，互补短长，从而超越了自身原有的思想境界，更客观、更全面地观照事物、理解人生。

但是关于如何认识人生，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在思维方式和思想角度上，儒、佛、道三家各有侧重。

儒家重视现实、实践和实用；道家强调客观事物与主观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与流变性；佛家主张整体地而不是分别地、局部地把握宇宙人生的实相；与儒家的注重自我感觉不同，佛、道两家都主张排他的自我中心意识，追求涵容的开放心灵。

在黄州，儒、佛、道三教合一在苏轼思想上的体现，不仅仅在于获得乐观旷达的心境，同时也在于认识论上的刷新。

认识论上的蜕变与成熟，和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的实践体验相结合，促使他重新看待王安石发起的这场变法，逐渐认识到新法的精神实质是用裁抑少数豪强和兼并势力的某些利益，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以期达到文治武功的理想社会，这本来就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同时，苏轼还看到，新法虽有流弊，却有某些可以“便民”的地方，所以这也成为苏轼不被保守派理解和包容的原因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所以说，作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既是苏轼游山感受的记录，也是他这一时期人生思考的一个方面的艺术总结和文学艺术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