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基辛格是中美间的一座桥梁”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一个犹太家庭，15岁随家人移民美国纽约，创造了移民在白宫的最高职位纪录。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重要阁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职。

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出贡献。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访问中国上百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本人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一个重要的使者，上百次的访华经历，让他与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都有着广泛的交流，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时总会受到热情的接待，他曾开玩笑称，在好客方面，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帮助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新京报：当地时间11月29日，基辛格于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是著名学者、国际关系专家和外交官，曾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你如何看待他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取得的成绩？

吴心伯：我认为他最为主要的成绩是在尼克松政府第一任期内，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协助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基辛格协助尼克松设计怎样与中国接触，随后在秘密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重要协定，再陪同尼克松访华，最终签署《上海公报》。正是《上海公报》确立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确定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新京报：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基辛格总是穿着缝制精细的深色西服，佩戴黑框眼镜，说英语带着德国口音，用词字斟句酌。根据你的观察，如何评价基辛格的外交风格？

吴心伯：在我看来，基辛格是属于执行力很强的行动者，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对许多问题往往有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我在很多场合听过他纵论国际事务。10年前，基辛格曾到复旦大学访问，当时我作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与他有过接触。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言简意赅，直击要点，从不拖泥带水，有时候两句话就能点中问题的核心。基辛格精炼的语言表达实际上反映出其思想的深刻，把握与思考问题十分成熟。

新京报：10年前，在与基辛格的交往中，还有哪些生动的细节可以与我们分享？

吴心伯：那时候正值基辛格90岁，他到中国来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向我们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好客的感动，他还开玩笑称，就好客而言，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当时原定的交流时长是1个小时，现场交流气氛很活跃，学生们问的问题很多，基辛格也回答得很开心，十分愿意与年轻人沟通，最后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

基辛格开启了国际关系的“缓和”时代

新京报：从白宫权力中心退出后，他作为学者也在持续输出影响全球政治的观点，基辛格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吴心伯：首先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格局大。他注重研究思考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曾遭遇过纳粹的迫害，经历过战争与动荡，所以他非常注重国际体系的稳定。

其次，他在思考国家间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时候，能够超越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受其束缚和制约，从而务实理性地思考国家间关系。最后，他很擅长和注重对对方的研究和把握。例如，在思考中美关系的时候，他非常注重从中国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中国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关切是什么？手段是什么？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新京报：在出版了一系列国际关系著作后，基辛格将目光转向人工智能，撰写《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对话，他将这个重要性摆在中美所有对话领域的第二位。你如何看待基辛格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关注，是否与他的思想一脉相承？

吴心伯：的确如此，这些年来，基辛格花了很多精力来思考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他之所以关注这个领域是因为他相信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工作方式、对国际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以对于他而言这并不是一般的技术性问题。

这类似于原子弹对军事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一样，他认为人工智能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潜力，所以他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尤其是它带来的影响。

新京报：基辛格曾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在你看来，什么是基辛格最大的建树？

吴心伯：实际上，基辛格在冷战时期开启了一个国际关系“缓和”的时代。在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后，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战略上，整个美国都感到很疲惫。尼克松上台也反映出了美国国内选民的需求，即结束越南战争、缓和东西方的对抗。

基辛格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所以他协助尼克松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结束对华遏制政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推动美苏缓和，这一系列动作使得整个国际格局出现了缓和态势，所以我认为他和尼克松一同开启了冷战的缓和时代，这可能是他作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直接贡献。

基辛格启示未来在世界大格局中把握中美关系

新京报：整体来看，你如何看待基辛格在中美关系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是什么让基辛格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吴心伯：当年基辛格作为一个决策者、执行者，在政府任职期间直接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中美的重新接触，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上海公报》中实际确立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这个框架对于后面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自此之后，基辛格对于尼克松以后的历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实际上，基辛格本人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一个重要的使者，上百次的访华经历，让他与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都有着广泛的交流，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中美关系困难的时候，他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使者作用。

可以说，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与理念影响了两国好几代人。基辛格的讲话总能让大家认真倾听，促使人们思考，这种理念上的影响力更为长远。虽然基辛格已经去世，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到启示。

新京报：如今，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又一次行至十字路口，需要双方再次做出选择。基辛格今年接受采访时也强调，中美必须改变目前的关系轨迹。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根据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思考，未来应如何把握两国关系？

吴心伯：最重要的无外乎两大启示。首先，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放到世界大格局中来看，不能狭隘地看中美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中美关系事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宏观视野来思考，才能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分量。

其次，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超越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不能受到分歧的限制，而是要务实理性地处理好双边关系。现在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者没有这样大的格局，并且有着太强的意识形态的偏见。

新京报：纵观基辛格的一生，他留给世界哪些思考与启示？

吴心伯：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思考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怎样去维持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是基辛格思考了几十年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需要大家来继续思考。

另外，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差异，无论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都会长期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世界。不同背景的国家怎样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和谐相处、克服分歧，这是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对话、沟通、交流以及谈判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施压、制裁以及军事威胁和打击作为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