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做一个热爱自然的人

对常年跑环保的记者而言，10月27日的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是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将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团团围住，不是追问问题，而是排队合影。虽然此前没有正式告别，但大家都知道，刘司长即将退休，这可能是他主持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合影结束后，记者们又依依不舍地“追”到了他的办公室，送上向日葵，感谢他长久以来的帮助。刘友宾和大家畅谈，回忆相处点滴，场面温馨。

刘友宾是环境宣传领域的“老兵”。公开履历显示，刘友宾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学专业为中国当代文学。进入环保领域前，他曾在《北京文学》月刊社任职。1993年至2001年9月，刘友宾在《中国环境报》任职，2001年9月任国家环保总局宣传教育办公室副主任，此后历任国家环保总局宣传教育司副司长，环境保护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等职。2018年3月任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2001年9月至今，他从事政府生态环境宣传工作长达22年。

对记者而言，刘司长是亲切的“老熟人”。生态环境部于2017年建立例行新闻发布制度。每次发布会上，发布席上都会出现他高大的身影，当月发布主题的专业性问题由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人回应，刘友宾则通报重点工作，并针对近期环境热点事件回应舆情，及时释疑。

发布会后，他常和记者们聊天交流，就发布内容等征求意见建议，询问回应是否满足了大家的疑问。他对跑口记者非常熟悉，和一些老记者有几十年的交往，有的记者因工作变动曾经离开又重回环保领域，他会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归”。

今年的“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间隙，刘友宾像往常一样和媒体记者见面，但表示已经做好了退休准备，并对记者们多年以来的支持、敬业和专业表示感谢。

在10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通报了生态环境部近期重点工作，并回应了热点问题，为新闻发言人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敏感问题不能回避

新京报：发布会结束后，很多记者和你合影留念，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刘友宾：很感动，这些温馨的时刻会让我回忆很久。除了刚毕业从事了几年文学工作之外，我在生态环境新闻传播领域干了几十年，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跟记者朋友们有特殊的感情。

从前些年的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到近期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媒体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予以很大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忆起来，对记者朋友，我充满感激之情。

新京报：在和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刘友宾：首先要尊重记者的工作方式，不能简单用机关的规则要求记者。记者要采访，需要到现场，就不能只提供文字材料让他们写，这样写不出来鲜活的稿件。

还要以诚相待。坦率地说，并不是每个大家想知道的新闻，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回复，也不能保证每个回复质量都特别高，但只要我们努力，大家都会理解。

提供新闻信息和采访机会，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了解记者的采访需求，为大家争取更多的采访机会，同时要把各个业务司局想对外表达的内容做好协调，多提供高质量的新闻素材。另外，敏感问题不能回避，比如当年的华北渗透坑事件、敦煌毁林事件，我们都及时进行了回应。

政府部门和媒体有各自的职责和岗位，大家完全可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抱有敬畏之心

新京报：你在生态环境传播领域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怎样的变化？

刘友宾：我们曾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期。2000年后，水污染广受公众关注，淮河水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等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让我们深感压力。前些年雾霾严重，来自大气污染防治的舆论压力很大。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带来了新的舆论挑战。

新闻是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在舆论压力最大的时期，部里于2017年建立例行新闻发布制度。陈吉宁、李干杰、黄润秋等历任部长率先垂范，出席重要新闻发布活动，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示范和指导。

现在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舆情总体积极正面，但传播工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部里仍然坚持实行例行发布制度，作为常态化信息公开的重要窗口。各业务司局领导从刚开始“躲”着发布，到现在基本每年都能进行一次发布，跟媒体打交道更加从容娴熟。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越来越重视新闻发布工作，新闻发布工作水平也逐渐提高。

新京报：如何评价自己任新闻发言人以来的工作？

刘友宾：当年，部里把新闻发言人这个重任交给我，我深感压力。我自认为有敬畏之心，对发布工作从不敢掉以轻心。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制度。我的运气很好，遇到了环境保护波澜壮阔的大发展时期，遇到了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的领导、密切协作的同事，以及热爱环保的媒体朋友，一路走来，岁月留下了像金子一样珍贵的回忆。感谢组织提供了这个平台。

回想这些年来，还有很多工作未能尽如人意。比如在雾霾严重的应急传播时期，我们在实践中探索，有一套做法，但如今在舆情相对平缓的时期，如何主动设置议题还缺乏深入探讨。另外，生态环境传播越来越国际化，我们摸着石头往前走，对外讲好中国环保故事还缺乏更多、更有效的办法。

关注环境传播和生态文学

新京报：你最初的专业是文学，工作后是如何走进生态环保领域的？

刘友宾：我当年考大学时，和很多人一样怀抱有“文学梦”。毕业后我先从事文学研究和编辑工作。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更加多元，我所在的文学刊物发行量锐减。

后来偶尔和在环保领域工作的朋友聊天，当时很多人还搞不清“环保”和“环卫”的区别，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时新闻界改革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气象，所以1993年我来到了《中国环境报》，当过编辑、记者，自此就一直没离开过环境传播领域。

新京报：你曾经表示今后会关注生态文学。这是将你的个人爱好和毕生事业结合在一起吗？

刘友宾：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我还是喜欢文学，家里的藏书大多是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的。当然，我对环保也非常有感情。生态环境部有一个做法，对从事环保工作30年的人员颁发纪念证书，我前几天刚拿到这个证书，很感慨，也很欣慰。这次收拾办公室，我把不少环境保护类的图书带回家，希望退下来后能静下心来读读它们。

这些年，中国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改变，黑烟囱消失了，蓝天白云多了，臭水沟少了，出现了很多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环境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民生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加强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建设，是环境保护发展到今天水到渠成的工作。

生态文学可以记录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表达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对外讲好中国环保故事，一些作家对此也非常关注。今年，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从事了30年的环保工作，关注生态文学，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新京报：退休后你还有哪些计划？

刘友宾：退下来后，就以休息为主，读书陶冶心情，运动强健体魄。闲暇之余，也会关注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思考生态环境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环保人有一句话，环保靠宣传起家。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丰富的传播实践，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值得反思的镜鉴。当然，我不会功利性地去做学问，只是作为人生的自我完善。

再就是读读生态文学。我们对外传播的第一个阶段是“真”，就是讲科学知识，增强生态环境素养。然后是“善”，就是要动员公众知行合一，行动起来，保护环境，如今也要注重“美”的传播，通过文化的方式，让大家懂得欣赏自然、热爱自然，让生态文明成为生活的时尚和潮流。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以来，中国环境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风云沧桑，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过艰辛探索，我也会关注有关当代中国环境史的著作，希望有更多同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在北京生活快40年了，越来越热爱这座城市。以前我认为北京的冬天很萧条，近些年有了不同的感悟。冬天，北京的古树傲然屹立在冰天雪地中，墨褐色的遒劲树枝上一片叶子都没有，有种历经沧桑、端庄沉稳的美。转眼到来年的春天，它们又会怒放出满树绿色，旺盛的生命力让人惊叹。接下来，我会好好地去欣赏和感受自然，从北京走起，用心感受它的一年四季，领略它的风花雪月，做一个热爱自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