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橡树》发表背后，舒婷:没拿一分稿费，不屑于当“朦胧诗人”选自《民国风文艺范

《致橡树》发表背后，舒婷：没拿一分稿费，不屑于当“朦胧诗人”

选自《民国风文艺范 》


197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鼓浪屿上吹来阵阵海风，25岁的龚佩瑜陪着被她称作“老师”的著名诗人蔡其矫在此散步聊天。
蔡其矫讲起一生的坎坷经历，也聊到遇见过的各种女性：漂亮的，没有头脑；有头脑的，不漂亮；漂亮又有头脑的，不温柔；温柔的，又不漂亮又没头脑。
龚佩瑜听着很是生气，却又不好当面发作。回到家中，她越想越来劲，女人难道就不能对男人有所希冀吗？这是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她顾不上正在发烧，桀骜地一口气写下诗作《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
第二天，她将这首诗送给蔡其矫。他看后用一张废纸抄下，塞进了书包。


龚佩瑜就是后来的舒婷。1952年，她出生于福建石码镇，17岁那年正上初二时，她和同学们一股风地丢下课本，来到闽西山区插队。
三年光阴，每当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后，她就会回到住所安静地看书，读她喜欢的《再别康桥》《雨巷》《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一沓笔记本上，被她抄满了中外诗人的经典作品。
1972年，20岁的舒婷被照顾回城。在厦门，她做过泥水匠、炉前工、统计员、讲解员等临时工。虽然生活艰辛，但不会影响她在夜深人静里看书写作。
复杂崎岖的经历，敏感孤独的心灵，是成就诗人的先天条件。在此期间，舒婷写下了《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船》等作品，并有几首被知青们谱成吉他曲传唱。
她小心翼翼地写着，不敢公开自己就是作者，当有人问起时，她会说是从书上摘抄下来的，那时是70年代。


1974年，舒婷经人介绍，认识了前辈诗人蔡其矫。在这位“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她很快就跨入瑰丽多姿的诗歌殿堂。
三年后，蔡其矫与舒婷在鼓浪屿的那段谈话，引发她写下《橡树》。

一回到北京，蔡其矫就迫不及待地把这首诗拿给老朋友艾青看，并激动地说：这是福建的一位青年女工写的。
艾青也喜欢这首诗，罕见地把它抄在本子上。接下来，这首诗被经常来此光顾的北京建筑公司工人北岛看见。
诗人北岛开始了与舒婷的书信往来。1978年，北岛和芒克创办的《今天》杂志即将面世，他们决定发表舒婷的这首诗作。
在正式发表前，北岛建议此时还叫龚佩瑜的她起个响亮的笔名，并根据他和艾青的共同意见，建议将《橡树》改名《致橡树》。
她思忖良久，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龚舒婷”。北岛建议将“龚”姓去掉，只叫“舒婷”。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两个建议。
为此，舒婷的父亲曾大发雷霆，认为不该丢掉祖宗的姓氏。


1979年4月，《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慧眼识珠，刊发了《致橡树》和北岛的《回答》，她的创作不再扭扭捏捏，转而走向公开。
同年7月，邵燕祥又力排众议，在《诗刊》上发表了舒婷的“退稿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全国各地的信件犹如雪片一般纷至沓来，有交流的，有请教的，甚至有不少女性请她给介绍个“橡树”。
她的火热，延及家人。有一次，父亲去西湖游玩，恰巧碰见公刘、谢冕等人。公、谢格外热情，邀请老人家上船，并说：“舒老先生请坐这里。”舒父听后愤然而起，“我不是舒老先生，是龚老先生！”
舒婷的《致橡树》感动了几代人，但她却没有拿到一分稿费。据她讲，好友北岛曾不好意思地说，这首诗的十块钱稿费，被他和朋友们拿去喝酒了，她笑了，对此也不在乎。


舒婷收获了名气，也收获了爱情。爱人陈仲义，忠厚朴实，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两人的结缘自然来自当时火热的诗会。
1981年结婚那天，鼓浪屿上，一街之隔的陈仲义，只用了3分钟便走进舒婷的家门，吃掉两个荷包蛋后，众人用四辆小板车推着嫁妆、书籍等热热闹闹返回，板车上还有岳父精心培育的20盆名品玫瑰，耀眼夺目的玫瑰一路上抢尽了风头。
舒婷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总会数落丈夫一番：“我嫁你简直像私奔!” 陈仲义只有挠头憨笑。
婚后的舒婷，习惯于当甩手掌柜，约稿、笔会、出书等事，全由丈夫陈仲义包揽，她只安心地看书、写作，陪儿子疯玩。

“我们从没吵过架，因为我们互相很了解，再加上我们都热爱文学。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信念，因此他非常支持我写作。”在舒婷眼里，丈夫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人。


初中学历，不用名片，不爱讲话，不受采访，这些都是舒婷身上与众不同的标签。
1993年，舒婷受邀在纽约讲课，当她磕磕绊绊讲了一半时，好友顾城看不下去了，起身为她救场：“舒婷，你下去吧，我来帮你讲完。”结果是舒婷坐在下面，听顾城滔滔不绝地“补充”了两个小时。
经常救场的还有她的丈夫，在一所大学的专题讲座上，本该是主角的她却坐在台下聆听，台上则是丈夫陈仲义在讲有关她的诗歌。
在成都的一场诗会上，她提前告诉主办方，她不发言，也不朗诵。在现场，一位女学生念了几首她的诗，而她则安静地看着，带着微笑，时不时鼓下掌，时不时扶下1000多度的近视眼镜。
这就是真实的舒婷，她不傲慢，也不避讳，她不会因为自身的光环去“补”文凭，她坚辞了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她当兼职教授的聘书。在厦门市文联的候选人名单里，她依然是“初中学历”“无党派”。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国家一级作家，国宝级诗人。
舒婷会为鼓浪屿的家不时遭到游客的登门造访而懊恼，也会为鼓浪屿导游地图上标注她家的住址而反抗。
她甚至反感听到“致橡树”三个字。在入住酒店时，大堂经理毕恭毕敬地问她你就是写《致橡树》的舒婷吗？我在结婚的时候就读的你的诗。她会开玩笑地问：“那你和太太现在还好吗？”
舒婷对“朦胧诗人”这个词不感冒，她和顾城谈到这个话题时，两人对此都是一致的嗤之以鼻。她甚至觉得当已步入老年的她被人逼着读《致橡树》时，心中会有一股冒充妙龄女子的“恶心”感。
她愿意做一个悦人悦己的女人，而不是那个《致橡树》里的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