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比尔德与古典学的未来

《古典学还有未来吗？》这一标题无疑夺人眼球，同时也引人深思。这或许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关的问题：古典学学术研究的未来，古典学与大众关系的未来。英国学者玛丽·比尔德在这两方面都可谓典范。

英国的古典学研究者与公众关系比较密切，比尔德与博物馆合作，开设各类公共讲座，同时也积极参与拍摄各类纪录片，还致力于公众写作，《古典学还有未来吗？》的每一章都源自非专业的文学杂志上的随笔或书评。她的评论妙语连珠，这无疑是一本既能带来思维启发，激发兴趣，同时也令人拍手称快的学术评论。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抛开各种难以记住的姓名，书评的内容无疑是引人入胜的。

比尔德的智识之旅

第一部分古希腊聚焦于希腊的废墟与考古、萨福、修昔底德、亚历山大和希腊人的笑等话题。比尔德的书评把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联系起来，她自如地穿梭在亚历山大与奥巴马之间。古代艺术的修复并非总是成功的还原，也常常可能沦为声名狼藉的错误。克里特发掘者埃文斯的修复团队将蓝色猴子壁画错误地修复为“《时尚》杂志封面”，直到猴子隐藏的尾巴被发现，壁画才得以重新修复。传统考古学发掘等同于考古破坏，考古学家的道德弱点持续遭到审问。假如发掘者在私生活中撒谎，那他是否也会在发现和发掘工作上撒谎？古典学中的性别问题同样受到比尔德的关注，她一针见血地批判斯奈德遗漏了萨福诗歌对男性文学史诗传统的根本性颠覆。同时，她也极力推荐西萨的作品，女性在宗教仪式、预言和神谕中找到了“声音”，从而挑战“女性沉默”的古代意识形态。在女性“声音”之外，比尔德还提到了“笑声”。好的君王显然开得起玩笑，奥古斯都面对挖苦、打趣的宽容一直受到赞叹。而卡里古拉则强迫一位老人在亲眼看到儿子处决后赴宴谈笑风生，只因为他还有另一位儿子。

早期史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证据的匮乏与神话叙述的史料价值。除了甄辨史料，罗马人对于神话和历史的界限也是当代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现代学者对神话的理解方式也影响了他们书写早期历史。比尔德批判怀斯曼对神话本质的理解，这影响了他的历史重构——他不曾将神话看做一个过程、一套复杂的有特定文化特质的思考方式，而是将其看作故事。比尔德肯定了康奈尔对考古证据的吸纳，同时也批评了他的轻信与大量的猜测，接纳了怀斯曼对执政官年表的批判，拒斥迈尔斯对结构人类学的模仿。福克斯探讨罗马王政时期话语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能吸引人的兴趣，她肯定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费边拖延战术和汉尼拔可谓罗马史中赫赫有名的军事亮点，比尔德将这些人物放在一起讨论，揭示出古罗马至今人们对于费边拖延战术接受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费边被视为犹豫不决的拖延者，这与罗马的勇敢截然对立；另一方面，他又是年迈、智慧和谨慎的代表。比尔德绝不会将讨论限制在历史名人本身，书写这段历史的古罗马史家李维也未能逃脱她犀利的批评。尽管她理解李维面临的希腊语困难，仍然一语道破他在引用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时所犯下的低级翻译错误。莱文承认李维错误的同时，也致力于为李维昭雪，声称这位罗马史家与费边一样敬神。比尔德肯定了莱文为李维正名的努力，因其为我们理解文本带来了新的启发，但仍旧怀疑莱文笔下这位怀揣私心而重复叙事的李维。毕竟，李维作为“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连盾牌的希腊词都拿不准，我们怎么才能合理期待他对波利比乌斯的解读有多聪明？”

针对西塞罗的书评则以脍炙人口的“quousque tandem？”来命名。熟悉西塞罗与喀提林之间恩怨与政治口号的读者想必会心一笑，而对此陌生的读者则会充满好奇，想要一探究竟。比尔德用巧妙的篇名欢迎不同的读者进入她的讨论。这句拉丁语出自西塞罗的演说词，针对他的政敌喀提林，质问你到底还要把我们的耐心滥用到什么时候？如今，这句原本用于威胁异见分子的政治语言在政治生活中被反过来使用，成了异见分子挑战既有秩序的标语。比尔德在评论中指出，无数的学生曾经精读西塞罗演说辞，探讨西塞罗的建言是否要祈求安东尼的原谅，这或许是当今国内的古典学相关专业培训所缺少的一步——精读原典，思辨问题。与此同时，她对所评书籍中出现的明显拉丁语错误的吐槽也值得国内的出版业注意：“如果作者或者编辑搞不定，干吗非要用拉丁语？”

在政客相互厮杀，风云四起的罗马世界背后，无疑潜藏着不少龌龊之举，艺术窃贼便是一个典型。但是，偷窃者的形象到底是真是假？比尔德提醒读者，西塞罗在慷慨激昂地批判维鲁斯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鉴于只有西塞罗一方的说辞，威尔瑞斯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当时总督的普遍行为，是否比其他的总督行径恶劣，此案在多大程度上是西塞罗对扬名立万的渴望？抛开史料解读，在艺术窃贼的问题上，罗马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希腊艺术的掠夺者、赞助人、爱好者、收藏者？奢侈、贪婪、自负、强迫性似乎迫使读者重新审视高雅的艺术赞助人与贪婪的掠夺者之间的模糊界限，比尔德评述迈尔斯的得失时，这种视角的切换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思考问题的可能。更复杂的情况在于艺术品的转让、偷窃和转移，这远比罗马人的掠夺姿态与希腊人的受害者角色更难以评述。帝国强权的掠夺、胁迫交易值得反思，这些问题也不免令人想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浪潮中各大博物馆里昂贵的外来文物。

怀斯曼对凯撒被刺一事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罗马人民会讲述怎样的罗马史？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必须反常规地阅读原始材料，搜寻对事件不同的观点。西塞罗保守派视角太过强大。比尔德在质疑怀斯曼推测的重构太牵强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启发性，承认他对已经仔细研究过的史料能够读出新意。怀斯曼具有开创性地提出，罗马大众政治的意识形态并未完全失传。他为我们描述出，晚期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完全被精英们的自利、财富和尊严占据，仍然有声音为平等共享财富和土地、普通人的权利而大声疾呼。

接下来是罗马帝国的世界。比尔德批评了埃弗里特仅仅提出重大议题，却浅尝辄止，未能呈现和平祭坛等视觉形象的深层含义与重要性。实际上，奥古斯都认识到了神话与形象可见性作为权力来源的重要性，同时也不曾忽略武力部署的重要性。比尔德在第200页的评论尤为值得注意：“公平地说，伯利的确说明了其推测、猜想和推断究竟是什么。他强迫性地这么做了。文本充斥着‘谨慎的’古代史术语‘假定’‘很容易假设’‘有可能’……书中此种用语出现了实实在在的数百次。这个方法的问题不在于它的不诚实。真正的问题是这种一丝不苟学术研究的虚假外表 原来能充当彻底虚构的绝妙开脱:只要我承认那是猜测就可以随意编造任何事了。超过400页的哈德良传记必然多为虚构。”这段评论或许会让许多学者和学生头皮发麻，我们难免会希望以弱论证蒙混过关，在这种时候，严谨的推论性词汇沦为自我辩护的工具。复旦大学古典学的冼若冰有句经典言论：“不要写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服的论证。”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呼应比尔德的评论。

国外学界对罗马大众文化的关注无疑值得注意，反观国内的罗马史研究，大多议题还较为传统。这部分涉及的问题包括，普通人如何度过一生？罗马人为什么释放了这么多奴隶，这对罗马社会有什么影响，新奴隶源自何处，帝国边缘地区是否有大规模人口贩卖来补充新的奴隶？普通罗马人到底有多热衷于战争，如何理解入侵者和不列颠人民的互动，不列颠行省到底有多“罗马”？帝国的语言方面，罗马上层如何与行省居民沟通，如何理解双语现象？比尔德展现出对那些在文献史料中能见度较低的下层平民群体的关注，对社会交往实际运作的提问，同时也提示着专业学子，问题如何延展，思考如何深入。

最后聚焦于艺术与文化、游客与学者。埃斯库罗斯、拉奥孔、庞贝城、《金枝》、柯林伍德、《阿斯特里克斯》，对古典学的接受与学术史尽显其中。前两篇文章讨论古代经典的再利用、挪用，警告读者古希腊对现代的影响并不总美好动人。后两章则聚焦于旅行，为我们还原19世纪探访希腊或意大利的实际情形。接下来的内容展现学术史上重要学者的面貌，直言不讳地呈现学术圈的性骚扰问题。

直言不讳的比尔德

比尔德如此大胆直白地为读者呈现出诸多有趣的古典学话题和学术圈不堪的一面，她犀利的批判也为作者指出学术研究前进的方向。她不仅探讨了所评书籍论证的说服力，同时也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例如某些研究不过是各种缺乏证据的猜测。对研究的问题而言，比尔德在此书中不止一次精准地给出了答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维链条，即什么是重要的问题——问题为何重要——如何解决——此种解决方式的利弊，这或许是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加强的部分。当下的历史教学总是乐于跟学生强调问题意识，但在教学中或许并未充分告诉他们，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提出了个人对问题重要性的理解，却不曾进一步给出评判标准。对于讲台下年轻的学生来说，他们仅仅抓住了教师口中亮眼的观点，却不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甚至有学生在讨论问题以“某老师说”作为论据。权威话语的塑造导致学生缺乏反思意识，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展示了许多不同的思考方式，却极少告诉学生特定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尔德的作品不仅能让学者读得津津有味，面向大众也能引人深思，除了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直接大胆的评论，她在作品中对于逻辑的完整呈现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书评写作与学术训练过程中，我们可能倾向于去关注研究的论证和论点本身。在学生抱怨不知如何进行论文写作的同时，却很少去关注经典论文的论证逻辑与论述模式，比尔德无疑在书中提炼出许多论证模式存在的问题。她的评论涉及了许多层次的问题，从史料的解读、研究问题的视域、方法论、写作目的是否达成等角度切入。长期浸润在某一领域的研究风格和话语体系中，青年学子难以模仿的可能是捕捉学术研究的盲点。比尔德一语道破亚历山大研究明显的盲点在于，亚历山大生平的记载都写于罗马帝国之下。

比尔德的大胆和魄力可能是目前国内古典学的评论所缺少的，毕竟不痛不痒的介绍和称赞才是主流习惯，不少犀利辛辣的批评被雪藏无法出版。放眼国内的学术生态，书评大体可以分成几类：师友邀约互捧或专栏发布的介绍性书评，评价著作得失的批评与讨论，借书损人的匿名书评。评价著作得失的书评存在得罪作者或译者的风险，但也能为读者决定是否购置新书提供重要的参考。书评得罪人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出错被视为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其实许多外文书的序言和致谢都会声明，“感谢某人的批评建议提高了本书的质量，书中所有的错误责任都在我个人。”出错其实很正常，出版活动本身也有一定的容错率。发表书评的平台丰富多样，互联网、报纸、期刊……就笔者短浅的目力所及，似乎不曾发现国内目前有比尔德风格的西方古典学书评。如她所言，“在让书籍值得写作和出版的持续进行的辩论中，书评是关键的一部分，也是让它所激发的对话向更广大受众开放的方式”。

古典学的多种面貌

比尔德声称，“古典学研究是研究在古代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间隙中发生的事。不仅是我们与古典世界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也是我们和先于我们失去的人之间的对话。”国内青年又是如何理解古典学的呢？有人认为古典学仅为古典与文学，还有人认为它包括了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等多个方向。古典学可以是超越希腊罗马的泛地中海文明，可以是古典精神之学，同时也可以是一门非常专精的学科。它可以属于博雅教育的一部分，也可以占据全球古典学的一角。人们对古典学的认知与接受多种多样，并非每个人都提倡“古典精神之学”，也有人讨厌被贴上“古典学”的标签，尝试严格区分古代哲学、历史与古典学。在比尔德的《古典学还有未来吗？》一书中，似乎不易察觉高大上的“古典精神之学”，反而是口臭和算命之类的接地气话题吸引眼球，令古典学焕发着勃勃生气。海外也有不少学者深耕于古罗马的宦官和看不见的罗马人之类的话题，甚至下沉到“低俗”的研究领域。

古典学毫不忌惮打破我们的各种想象。古代皇权看上去高不可攀、肃穆庄严，古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在他的功业录中吹嘘自己的种种伟业，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去仲裁地方上关于泼粪便的争端。古典文学并不总是阳春白雪，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在诗歌中大肆用性比喻来羞辱自己的政敌，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有一部喜剧讲述古代女性实施性生活罢工来对付男性。

古典学似乎可以和任何话题结合起来。如今国际上有着与跨性别相结合的古典学研究，有人探讨古代文化在流行文化中的接受，它如此古老又如此现代，如此遥远又如此靠近。在动漫、游戏、音乐和文学中，古典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游戏《刺客信条：奥德赛》大受欢迎，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古典迷。在政治生活中，马丁·路德·金被杀以后，博比·肯尼迪对黑人贫民区的演说中就引用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阿伽门农》，但他的引用却出现了记忆的错误。当代的舞台上也不乏古典学的影子。一系列古典戏剧的重新编排和演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市民生活。在著名的经典悲剧作品之外，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鸟》被改编为中文戏剧在国内上演。

在古代世界有着如此多语言的碰撞和文化的碰撞。多语言并存与融合的现象不可胜数，从奥古斯都记载自己伟大事迹的功业录，作为希腊语-拉丁语对照铭文保存下来，古罗马学童的教材《会话集》，柯林斯的双语法令，埃及地区希腊-拉丁-埃及成分混合的人名，被流放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也被迫学习当地的盖塔语、比尔德在书中谈及的拉丁语-亚拉姆语双语丧葬铭文……语言的丰富性也意味着古典学的丰富性和困难，伟大的罗马史家弗格斯·米勒便是一位高龄的语言学习者，这也使得这个学科无疑充斥着不少振奋人心的研究者。与此同时，多语言的难度也赋予了这个学科不少精英主义的色彩。要掌握多门古代语言显然并非易事，比尔德在书中谈道，自己并不介意作者不懂古典语言，但介意他们不费心请教懂的人来帮助他们理解正确。

古典学也是一门持续反思和开放的学科，种族与性别都是近年来持续热议的话题。不少古典学的招聘信息与活动信息都会展现出对不被充分代表的群体的政策性倾斜。今年的古典学资讯平台利物浦清单上对发表语言问题的反思与讨论持续良久。越来越多的古典学公开来源刊物强调愿意为非英语母语的作者提供翻译帮助，力求帮助南非、亚洲等位于传统欧美学界之外的古典学发声。

比尔德的英文书《罗马的皇帝》新近出版，她从埃伽巴鲁斯皇帝嘲弄秃头和胖子的宴会写到皇帝雕塑的头发密度，为我们呈现出罗马皇帝的残暴、怯弱、多变、智慧、忙碌、奢侈……正如比尔德在新书的末尾指出，古罗马很少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我想古典学也是如此，它或许无法为我们带来问题的答案，但却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审视自己。这门古老的学科和罗马皇帝一样，具有如此多样和丰富的面貌，绝不会让我们感到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