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說:「虞舜出生在東方夷地諸馮的地方,後來遷徙到負夏地方居住,最後死在鳴條的地方;原來是個東方的夷人。
周文王出生在西方夷地歧周的地方,後來死在畢地的地方;原來是西方的夷人。
他們兩位所在的地方,相隔一千多里;時代的先後相差一千多年,然後得志後在中國推行的大道,卻完全相合,好像把左右兩半符節合在一起似的。
由此可知,無論是古代的聖人,還是後代的聖人,他們度量天下事物的標準,總是一樣的。」
第二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從前子產主持鄭國的政事,曾用他自己所坐的車子,在冬天載百姓渡過溱水和洧水,免得他們涉水受凍。
孟子批評說:「子產只知道施些小惠,卻不明白行政的大體。按規定,十一月走人的小橋就要造成,十二月走車的大橋也要造成,人民未曾有過徒步渡河的苦痛啊。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夠把政事處理妥當,出行時就是驅使行人迴避都可以的。何況渡河的人那麼多,一輛車子又怎麼能把每個人都載過去呢?所以處理國政的人,要是想拿私恩去討好每一個人,那他盡一生的日子也不夠用的。」
第三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臣彼此相處,各有應盡之禮。做臣的怎樣報答君,也要看做君王的怎麼對待臣來決定。假如國君對待臣子像手足一樣的親切,那麼臣子就會對待國君像心腹一樣的愛護;這是明君良相遇的正常道理。不然的話,若是國君對待臣子像犬馬一樣的輕賤,那麼臣子對待國君便會像路人一樣的疏遠,更甚的,國君對待臣子像泥土、草芥一樣的可以任意踐踏,那麼臣子對待國君便會像仇敵一樣的痛恨了。」
宣王覺得孟子的話有些太過,因而問孟子說:「禮經上說過:『去國的舊臣,對於曾經事奉過的舊君的薨亡,有齊衰三個月的喪服。』不知道舊君要怎樣對待臣子,臣子就可以為他穿喪服呢?」
孟子說:「當臣子在國內的時候,向國君規勸過錯,能夠改行;建議善事,能夠聽從,因而恩惠施到百姓身上。倘若臣子一天有特殊的事故,不能不離去的時候,國君就派人護送他出境,使他路上得到安全的保障;又預先向他所去的國家,稱揚他的長處,使他能得到任用的機會;他去了之後,一直盼望他能回來,等到他去了三年之久不回來,這就是一定不回來了,然後才收回他的田采里居;這樣的護送他出境、稱揚他的長處、盼望他能回來,叫做三件有禮的事情。
臣子在國內既能行他的道,去國又能得到優厚的照顧,像這樣,便是所說的看待臣子像手足一樣,那臣子對於舊君怎麼能忘掉腹心的報答呢?替舊國君穿喪服,自然是應該的了。如今那些做臣子的,當他在國內的時候,向國君規勸過錯,不見改行,建議善事,不見聽從,因而恩惠不能施到百姓身上。
倘若臣子一天有特殊的事故,不能不離去的時候,國君便搜索他的家室,拘留他的親族;又向他所去的國度,多方破壞,使他走投無路,困窮到極點;而且在他去的那天,隨即收回他的田采里居。
像這樣,不但把臣子看做犬馬,而且看做泥土、草芥一樣,這便是所說仇敵了!既是仇敵,還有甚麼喪服可穿呢?」
第四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徒。」
孟子說:「假如士人沒有犯罪而被殺,做大夫的就可以棄官離國了;假如老百姓沒有犯罪而被殺,士人也就可以遷居避禍了。」
第五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說:「做國君的能依仁道做事,國內就沒有人不依仁道做事了;做國君的能依義理做事,國內就沒有人不依義理做事了。」
第六章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說:「那似禮非禮的禮,似義非義的義,有德的君子是不肯做的。」
第七章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說:「父兄對於子弟,誰不希望他賢呢?但難免沒有不肖的,也在於好好的教導他就是了。如果做父兄的,所以所為都能夠合乎中道,就應該拿自己的中道,教導那所行所為不合中道的子弟,使他們不會變為壞人。再則父兄有才能的,也應該拿自己的才能,教導那沒有才能的子弟,使他們不會變為無能。所以做子弟的,都高興有合乎中道和有才能的賢父吧來陶成自己。
假若做父兄的,起始對子弟督責得太嚴,希求他能夠速成,後來看到他難有長進,便馬上灰心不去管教他。
自己合乎中道,卻棄絕那所行所為不合乎中道的子弟,自已有才能,卻棄那沒有才能的子弟,這樣,那父兄就是賢,不能教化子弟的不肖,也就算不得賢了。
父兄的賢和子弟的不肖,彼此的距離,中間簡直不能到一寸,還有甚麼差別呢?」
第八章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說:「一個必須清廉自守,認為有不應做的事而毅然不肯做,然後才能有偉大的作為。」
第九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說:「一個人若喜歡說明人的短處,對於別人含恨報復的後患,又該怎樣去防止呢?」
第十章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說:「孔子謹守中道,絕不做過分的事情。」
第十一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說:「有德的君子,能通權達變,說話不一定重視小信,行為不一定重視果決,只要依義理的所在做去便是了。
第十二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說:「有德的君子,就是能保持嬰兒純真無偽之心的人啊。」
第十三章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說:「只是奉養在世的父母,還不能算是大事;只有給父母送終能盡哀盡禮,才可以算得上是大事。」
第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說:「君子的為學,總是依著一定的方法,循序漸進,是希望他能默識心通,很自然地得到這道理的本原;能默識心通,很自然地得到那道理的本原,那麼這道理存在心中,便會安固而不動搖;能夠存在心中,安固而不動搖,那麼借助這道理來做事,便可以應用無窮了;能夠借助這道理,應用無窮,那麼日常取用它的時候,無論或左或右,隨處觸發,就都可和這道理的本原相匯合了。所以君子為學,都要默識心通,很自然地得到這道的本原啊!」
第十五章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說:「學者所以要廣博地學習,並且把所學的詳細說明,這是希望將來融會貫通以後,再反過頭來用它說明那至精至簡的原理。」
第十六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想用自己美德去爭服別人的人,便是爭勝,沒有能使人心服的。必須用自己的美德去感化別人,這才能使攻下的人個個心服;不能使天下人個個心悅誠服,卻能稱王天下的,是從來沒有過的啊。」
第十七章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孟子說:「說話沒有真憑實據,是不吉利的;而這種不吉利的惡果,應由那些言辭奸巧、遮蔽賢才的人去承擔。」
第十八章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徐子問孟子說:「從前孔子屢次稱贊水說:『水呀,水呀。』究竟水有甚麼可取的地方呢?」
孟子答道:「有來源的泉水,滾滾地湧出來,不分日夜地流個不停,流滿了低坑,然後再繼續向前進行,一直流到四海裏去;有根本來源的才能如此,就是這點可取啊!
若是沒有根本來源的水,那就像七八月之間,突然降下雨,雨水聚集,田間上水溝和田尾出水溝都漲滿了,但雨一停止,它的乾涸,立刻就可以等到。所以虛名超過了實際,是君子認為可恥的。」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說:「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是很微少的,只是人的天性裏有仁德和義理罷了。眾人都不知道仁德、義理的可貴,竟然把它拋棄掉;祗有君子知道它的可貴,而能夠保存它;至於虞舜是位聖人,他明白天下萬事萬物的理性,知道做人的大道,他完全順着天性裏的仁德和義理行事,並不是因為知道可貴,才去推行仁德和義理的。」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說:「夏禹憎惡美酒,卻喜歡聽有價值的話。商湯做事時謹守中正的大道,舉用賢才卻沒有一定的辦法,根本不問甚麼資格和聲望。周文王把安樂的人民看得如同受了創傷一樣,不肯擾動他們,大道已在目前,他卻視若無睹,仍舊向前追尋;周武王有美德,有仁心,不輕易溺愛身邊的朝臣,也不淡忘遠方的諸侯。
周公想兼夏商周三代聖王的美德,實行禹湯文武四位聖王所做的善事,如果自己做的有與聖王不合的地方,就抬起頭來細細思量,白天想不通就夜晚接着想下去,幸而得到答案,就急切地坐着等待天亮,好趕快去實行。」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說:「周平王東遷後,文武成康四位王業的遺迹已銷熄,而那含有褒善眨惡作用的詩篇,也就跟着斷絕了;這種詩篇斷絕了,各國的史書才接替興起,例如百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名稱雖然不同,實質都是一樣的;上面的事情,就是齊桓公、晉文公等的霸業;上面的文字,就是史官文勝於質的記述;孔子說:『名國史書上面的義法,我已私自取來,寫在拙著春秋裏面了。』」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說:「在位的聖賢,他的德澤流傳到後世,大約過五代就斷絕了;不在位的聖賢,他的德澤流傳到後世,也是大約過五次就斷絕了。我雖然末曾親自做孔子的門徒,但孔子的德澤還在,所以他的道德學問,我還能私自在當代君子那裏拾取一些,加以研究。」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說:「天下一切行事,無論大小難易,都應當在義上裁度一番,必須求其適合中道,過與不及,俱是一種疾病態。譬如在接受財務的時候,凡乍看去似乎可以接受,細想來其實不可以接受,仍以不接受為是,若竟然接受了,就有損廉德,這便是失之不及了。又如在餽送東西的時候,凡乍看去似乎可以給與,細想來其實仍以不給與為是,若就然給與了,就有損惠德。還有臨到一件生死攸關的大節,凡乍看去似乎可以為這件事而死,細想來其實不可以死,仍以不死為是,若竟然死了,就有損勇德。這兩層又是失之太過了。」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夏朝有個逢蒙,跟有窮國君名叫羿的學射箭,完全學了羿的射術,他想天下會射箭的人,只有羿比自己高明,於是就殺了羿。
孟子批判此事說:「這事羿也有過錯的。公明儀曾經說:『羿似乎沒有什麼過錯。』他只是說羿的過錯很輕微罷了;羿那能完全沒有過錯呢?
從前鄭國派大夫子孺帶兵攻打衛國,反被衛國打敗;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他。
子濯孺子歎息說:『今天我舊病復發,不能拿弓,我只有等死了吧?』
就問他車夫說:『追我的是誰呀』
車夫說:『是庾公之斯。』
孺子說:『那我還能夠活命了!』
他的車夫說:『庾公之斯,是衛國最會射箭的啊!夫子說:「我能活命」,是怎麼講呢?』
孺子說:『當初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卻是跟我學射箭的,那尹公之他,是個品行端正的人,他選擇朋友,一定也是品德端正的了,怎麼會殺我呢?』
一會兒庾公之斯追到了,見孺子並不抵抗,就問:『夫子為甚麼不拿弓?』
孺子說:『今天我舊病復發,不能拿弓。』
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夫子學射箭;我不忍心用夫子的射術,反來傷害夫子。雖然這樣,但我今天的事,是國君命令我做的事情;我不敢因私情而廢公事。』
於是抽箭敲打車輪,把鋒利的箭鏃除掉,對孺子射了四箭,然後回去了。」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說:「如果美麗的西施,身上沾染了不清潔的東西,人們就要掩着鼻子走過她的面前了;反過來說,雖然有一個相貌醜惡的人,只要能去除心裏的私欲,洗淨身上的污垢,也就可以去祭祀上帝了。」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說:「天下的人要研究萬物的性理,只要依據它們過去的事跡去推求就可以了;所謂過去的事迹,是按自然的趨勢做基礎的。
我所以憎恨那些推求性理的聰明人,是因為他們往往不順自然的本性,喜歡俸私意去穿鑿附會;如果那些聰明人能像夏禹導水流行一樣,我就不會憎惡那些聰明人了。
夏禹導水流行,是順着水的自然趨勢,把它引到低窪通暢,無事可做的地方去;如果那些髭明人推求性理,也能順着自然趨勢,好像夏禹把水引到無事可做的地方去,那麼智慧也就廣大了。比方天是這樣高,星辰是這樣的遠,假使求得它們運行的常度,就是千年以後的冬至,也可以坐着推算出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庭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齊國大夫行子,有長子的喪事,一般卿大夫都奉了國君的命令去弔喪,所以右師王驩也去去弔唁。右師進了門,有位之不在同一邊臺階下,卻上前和右師作揖說話的;有離開自己的位次,走到右師的位次前和右師說話的;只有孟子守在原位,不和右師說話。
右師心裏很不高興,就對人說:「諸位都來和我說話,只有孟子一個人不肯和我說話,這是輕慢我啊。」
孟子知道了,就問:「依照禮法,在這個場合行的禮,和在朝廷裏行的一樣;各人有一定的位次,不准離開自己的位次去和別人說話;不在同一邊臺階的人,也不准到另一邊去向人作揖。我想要遵守禮法,子敖卻認為我太輕慢他,不是很奇怪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說:「君子為甚麼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因為他的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也以禮存心。以仁存心,就能愛人;以禮存心的人,就能敬人。能夠愛人的人,人也常愛他;能夠敬人的人,人也常敬他。」
「假如有個人在這裏,他以強橫無禮的行為對待我,那麼君子一定會自己反省說:『我一定是有不仁的地方,或者一定有無禮的地方;不然,這種事件愆會加到我身上來呢?』等到自己反省恰是已經合仁、合禮了。
但他那種強橫無禮的行為還是這樣,君子一定會再反省說:『我必定還有不忠心的地方。』等到反省確知自己已盡忠心了。」
但他那種強橫無禮的行為還是這樣,君子便才嘆息著說:『這也不過是一個狂妄無知的人罷了,像這種人,那和禽獸有甚麼分別呢?對於禽獸又何必去計較這些呢?』」
「所以君子只有一生永在憂愁,却沒有一時突然來臨的禍患。王於君子所憂愁的,那却有他憂愁的道理:他認為舜是個人,我也是個人,舜所行所為可以做天下的榜樣,德澤可以流傳到後世,而我還不免是個鄉里中的平常人,這卻是值得憂愁的。憂愁又怎麼辦呢?只要做到像舜一樣就好了。」
「若講到君子的禍患,那是沒有的了。因為君子的為人,不合仁道的事不肯去做,不合禮法的事不肯去行即使有一時突然來臨的禍患,那不是自己的罪過所招致,也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避免,君子內省不疚,逆來順受,也就坦然不以為禍患了。」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髪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髪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夏禹和后稷當處在唐虞有道的盛世,一個平治洪水,一個教導農業,為解救人民的急難,忙得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卻都沒有進入;孔子極稱贊他們的賢。
顏回處在春秋無道的亂世,居住在一個房屋卑陋的小巷裏,吃的只是一筩淡飯,喝的只是一瓢清湯,別人處在這個光景,一定愁苦不堪,可是顏子仍然灑落自在,不改變他那自得的樂趣,孔子也稱贊他的賢。
孟子評論說:「禹稷顏回三個人都是同守一個聖人之道的。禹想天下有淹水的,就如同是自己淹了他們;稷想天下有餓著的,就如同是自己餓了他們,所以才憂念到這樣的地步。禹、稷和顏回要是互換了所處的地位,也都會依照聖賢之道行事的。
好比現在有同住在一室裏的人發生了爭鬥,雖是披了頭髮,散了帽索,急急忙忙的去救,也是可以的。
若是鄉鄰人家發生了爭鬥,也披了頭髮,散了帽索,急急忙忙的去救,那就是認識不清,見理不明了,雖然關起門來,不加過問,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公都子問孟子說:「匡章這個人,全國上下都說他不孝哩!夫子卻和他往來,並以禮貌接待他,請問這是甚麼道理呢?」
孟子回答說:「世俗所謂不孝,有五種情形:
不動手足,好吃懶做,全不顧及父母的奉養,這是第一種的不孝。
既好賭博下棋,又好喝酒,全不顧及父母的奉養,這是第二種的不孝。
喜好財貨,偏愛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全不顧及父母的奉養,這是第三種的不孝。
只管放縱耳目的私欲,在聲色上求滿足,因而辱沒父母,這是第四種的不孝。
喜好逞血氣之勇,經常和人爭鬥,以致連累父母,這是第五種的不孝。
章子難道有這五種中的任何一種嗎?」
「那章子所以冤受不孝的惡名,是由於他以兒子的身分,對於父親規過勸善,以致意見不相投合罷了。本來以善道相責求,是朋友之間的道理,若是父子,以善道相責求,是最容易傷害親情的。」
「那章子難道不願意享受夫妻子女間那種天倫之樂嗎?只因為得罪了父親,而被父驅逐,以致不得近身事奉,於是他離去了妻子,摒絕了兒女,一輩子也不受妻室和兒女的奉養。他這種責罰自己的用心是以為:如果不這樣做,他的罪名就更加大的。這就是章子的為人了。章子實際上無不孝的行為,我又怎麼可以棄絕他,不和他往來呢?」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汲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當曾子住在魯國武城的時候,沒有做官,有越國的軍隊來侵犯。有人就對曾子說:「越兵快到了,何不離開這裏呢?」曾子便決定離開。他臨時吩咐留守的人說:「不要讓外人借住在我的房子裏,免得毀壞了那些花木。敵兵退了,就把我的院牆房屋趕快修好,我還要回來的。」後來越國的軍隊退了,曾子就回到武城。他的學生們私下議論說:「武城邑宰對待先生是這樣的忠誠和恭敬;可是敵兵一來,就領先逃開,使人民看了學樣;敵兵一退,就回來了。這麼做,恐怕是不可以吧!」
有個叫做沈猶行的學生說:「先生的行為,不是你們能了解的,從前我家有作亂的負芻領人來攻打,當時隨征生住在我家的一共七十個人,先生全都帶走,沒有一個參與這事的。」
當子思住在衛國的時候,在寓裏做官,有齊國的軍隊要來攻城。有人對子思說:「敵兵快到了,何不離開這裏呢?」
子思說:「如果我離開,國君還和誰一同守國呢?」
孟子評論這兩件事,說:「曾子和子思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不過曾子是師長,處在父兄的地位,可以走開;子思是臣子,處在微賤的地位,不可走開。曾子和子思,假使把所處的地位交換一下,他們的行為也都會這樣依照自己的地位行事的。」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國人儲子對孟子說:「齊王派人暗中察看夫子,夫子的相貌果真有甚麼異於常人的地方嗎?」
孟子說:「怎麼會和常人不同呢?就是堯舜也和常人一樣啊!」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齊國有個人,帶著一妻一妾同居一處。他這個攸丈夫的每次出去,就一定吃飽了酒肉才回家。他的妻子問他同在一起吃喝的是那些人,他說都是些大富大貴的人,於是他的妻子告訴他的妾說:「我們丈夫每次出去,就必定吃飽了酒肉才回來;我問他同在一起吃喝的人是那些人,他說都是大富大貴的人;可是從來不曾有個闊富的人到我們家來過。我倒要暗地裏察看他到底往那裏去。」
第二天她一清早起來,就躲躲閃閃地跟著丈夫各所去的地方去,那曉得坎遍了城裏所有地方,都沒有人站下來跟她丈夫談句話;最後走到東門城外亂塚地方,走向那上墳的人家討那祭下來的酒肉吃;吃不夠,又東張西望地到別處去討──這就是他所以吃飽酒肉的法子了。他的妻子回來,把所看的情形告訴那妾說:「做丈夫的人,是我們終身所依靠仰望的啊。那裏想得到,現在他竟然這樣沒出息。」說罷便和那妾怨罵她們的丈夫,彼此相對哭泣在廳堂之中。但是她們的丈夫還不知道這回事,仍舊得意洋洋的從外面進來,又在妻妾面前自吹自擂地驕傲了一番。
這件故事,從君子的眼光來看,那麼現在世間人營求富貴利達,在未得到手的時候,便婢膝奴顏,乞憐於昏夜,在既得到手的時候,便趾高氣揚,驕人於白晝,這種卑鄙齷齪的鄙賤行為,假使也被他們的妻妾看見,不感到羞慚而彼此相對哭泣的,恐怕是很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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