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跨越的社会“撕裂”之伤：美国读书人的集体焦虑

“你知道今年被警察射杀的没有武器的美国黑人有几个吗？”

“你要是想说什么你就直接说。”

“14个。”“我不相信这个数字，而且这也不是重点。因为种族主义的历史，警察暴行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这是发生在两个好友之间关于种族问题的争论，此时他们话赶话，已经无法控制各自情绪，声调和肢体都不由自主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位浑身都在颤抖，不敢相信与身边的朋友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原则性分歧。还能做朋友吗？他们近乎到了撕裂的地步。

争执还在继续。

“你TM能让我先说完吗？”

友谊之中的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与朋友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还把这种讨论带到路上，试图以公路旅行来理解彼此的观点，则无疑是一场更大的冒险。做这件事的是两位美国年轻人，乔丹·布拉什克、克里斯托弗·豪，两位都毕业于法学院，对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都抱有介入讨论的热情。而他们本人也是这一病症困境的某个缩影，也许是因为他们还在对话，试探各自原则性问题的边界，其实还并未放弃去理解不同观点及其处境。他们也试图观察沿途所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件，进入普通美国人的底层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与被抽象在诸多“主义”之下的叙事不同，这里的情绪、感受、诉求总是细节的，并且也是具体的。

也可以说，这两个年轻人有着这几年美国读书人的某种集体忧愁，或者叫集体焦虑。这种关于诊断社会问题的忧愁或焦虑在《乡下人的悲歌》《故土的陌生人》《简斯维尔》《下沉年代》《我们的孩子》等书籍中都有体现，它们中有的是学科性研究，有的是非虚构，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畅销书。开篇提到的对话来自新书《寻路：穿越分裂的国度》中文版，这也是此处集体焦虑的一例——当然它其实也能为我们提供如何挽救友谊的经验。

下文从《钢的城》《无地可依》《寻路》三本书讲起。

“锈带”曾是美国工业的明珠，却在去工业化进程和全球价值链重组中沦为被掏空、被抛弃之地。当美国资本在全世界狂飙突进、财富不断流向华尔街和硅谷时，“锈带”作为美国的腹部和工业后院却问题丛生，变成了全球化进程和美国社会的“失败者”和“非主流”。“锈带”问题不仅成为美国总体问题的表征，也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竞争的重中之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锈带”问题产生了丰富论述，并形成了一些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学术通识，认为“锈带”问题的起因是企业为追逐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转移和重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吸引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以经济增长带动社会稳定。

然而，这一框架在经验事实和研究视角两方面仍存在解释力局限：其一、美国“锈带”问题被简化和归约为当代资本主义去工业化的普遍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种普遍性演变为美国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当前状态？换言之，美国社会的民情、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与运行方式等因素，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资本生产方式相互作用，并造成当下结果的？其二、资本框架解释了“锈带”现象的外部动力，却难以解释危机发生和持续，以及社会转型与分化的内部机理。历史经验表明，正是企业、社区与政府三者间的互动方式与关系转变，构成了“锈带”变迁的内生动力。因此，就仍有必要从“整体性社会事实”出发，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重新考察“锈带”作为“美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之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钢的城》与《无地可依》两书所考察的“锈带”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典型案例。透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双重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作者们在经验与视角两方面的共同关切。

《钢的城》考察的是一个与既有叙事存在强烈张力的现象：匹兹堡因完成了从“钢城”到“医疗城”的产业转型、解决了大量财税和就业问题而作为“锈带”复兴的典范。医疗行业更是在当下被视为“锈带”转型的关键着力点。然而，医疗行业高就业、高劳动强度、低利润、低薪酬的现实不仅挑战了匹兹堡的成功叙事，也与资本主义生产率提高的特征相冲突。同时，医疗部门的员工被一系列机制和力量加以分化，形成了新的工人阶级，从原有的制造业社会结构中被“剥离”出来置于社会阶梯的下层。问题也随之而来，匹兹堡的医疗行业与原有的制造业社会有何内在关联？医疗行业扩张的同时，为何行业员工却被持续的边缘化？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一方面将匹兹堡置于美国社会与当代资本主义变迁的整体视野下，考察从20世纪初钢铁工业勃兴至今，当地产业形态与生产方式、劳资关系与劳动伦理、政府行为、社会组织与价值规范、家庭分工、性别与族群等要素发生关系的方式，以及要素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维南特通过大量口述史材料“深入日常生活的毛孔”，通过描绘大量个体的生命历程，透视“锈带”和美国社会变迁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具体方式和机制。

他的《钢的城》一书表明，医疗行业的扩张与钢铁产业的衰落同步发生并相互交织，危机的内核恰恰孕育于推动繁荣的机制之中。具体而言，从罗斯福时期起，包括新政改革、工会运动、企业巨头、社区组织和宗教团体在内的一系列力量和机制共同塑造了工人阶级“美国梦”的历史语境，即大型制造业企业向社会提供包括就业、福利和社会服务在内的一系列公共产品，产业工人和工会组织借助国家机器分享繁荣，联邦和地方政府则经由市场和社会渠道，在实现民众利益的同时降低自身的治理成本。在这一机制下，“锈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再生产方式也随之确立和固定。

然而，当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不再能够支撑整个社会运营后，加之产业工人自身的人口特征和对医疗健康的客观需求，在美国公私混合、政府有限参与的福利国家体制下，低工资、低技能、高就业的私营服务业部门就成为缓解就业和社会压力、减少企业成本和政府赤字的必然选择。在美国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工人阶级被垂直分化为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男性与女性、白人与少数族裔等不同群体，人们在共同承受工业经济崩溃与工人阶级瓦解的同时，却又不得不相互挤压和竞争，最终导致我们当下看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后果。

需要看到的是，维南特的目的不仅仅是呈现匹兹堡产业更替与社会变迁的经验事实，更在于意图透过个体生命史，将工人以及围绕工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作为庞大历史进程和权力之网的一部分加以看待，从而对美国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病理分析。这种从普通人境遇着眼反思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路径，在《无地可依》中有着同样的体现。

《无地可依》的作者克里斯蒂娜·J.沃利是一名出身工人家庭的人类学家，家中四代人在芝加哥东南部的工人社区生活和工作。沃利一家完整经历了芝加哥钢铁工业与工人阶级的命运浮沉，因此她选择用四代人的故事串联全书：曾祖父母、祖父母为工业经济的繁荣所吸引并实现了阶层上升，父母则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创伤，沃利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无地可依》所描绘的，既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一个阶层、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回顾四代人的生命历程，沃利发现自己和家人“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向上流动，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梦”，祖父母和父母经历的是一种整体的、大部分人都能分享的“经济上的向上流动”，依托于产业繁荣、平等主义、社群主义和社区网络的相互纽结；而沃利自己则成了“通过个人努力取得成功”叙事下的典范。事实上，在传统制造业转型过程中，产业工人从原有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和分流，重新进行日常生活与生计适应、身份与心理归属适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为什么那些在物质、身体与意义层面遭遇挫折的产业工人却要被贴上“不努力”的标签？为什么美国人更倾向用性别、族裔等范畴来解释或者遮蔽阶级不平等？

这大概源于美国社会内部两股相互关联的力量的合力。其一是美国资本为追逐短期利润、推动经济“去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和市场运作下，钢铁企业的营利方式不是提高生产率，而是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破产和裁员来剥夺劳动者权益并保证高管利益。于是，资本全球流动的动因不仅在于全球范围内追逐廉价劳动力，还在于借此重组美国本土的劳资关系。其二是伴随“新经济”而来的文化与社会分化。在华尔街、商业保守派的鼓吹下，不平等被认为能激发社会活力，是“创造性破坏”的必然，而工人阶级遭遇的集体性不公，或者被解释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客观必然，或者被直接归结为个人原因。在两股力量的合力下，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劳动阶级共同承受着产业空心化造成的一系列伤害，却又因对不同族裔、性别、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过分关注而产生疏离、分歧和矛盾，而未能注意到形塑其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机制。

如何疗愈？

《钢的城》与《无地可依》并未给出明确答案，或许在作者们看来，在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政治极化气氛日渐汹涌的当下，揭示“美国病”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根源更为紧迫和重要。

分歧，在公路上

《寻路》则更为乐观的将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民主体制和民情。不同于以“锈带”为焦点透视美国社会的《钢的城》与《无地可依》，《寻路》将视线投诸全美，全景展现了特朗普时期人们产生分歧和寻找共识的具体场景和生活微末。

作者乔丹·布拉什克和克里斯托弗·豪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和好友，又因政见和立场不同分处民主与共和两党，在目睹和切身感受人们围绕大选、民主制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议题产生的争议和冲突后，两人决定开车纵贯全美，为一个清晰、宏大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寻找答案：分裂的美国何以重建共识？与前述两部严肃的学术作品不同，《寻路》是两人的“旅行游记”和心路历程，叙事也更加散漫，但笔者认为，本书价值也正在于那些微末背后的真诚与自我剖析，以及尝试由个体推及全体的社会心态考察。

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校园，到凤凰城的特朗普竞选集会；从路易斯安那的卡车司机，再到美墨边境一心想要实现“美国梦”的墨西哥移民；从俄亥俄小镇的农夫市集，再到俄克拉荷马的女犯救助项目——美国内部的高度异质性与矛盾的复杂性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中，人们围绕财富、平等、教育、健康、道德、性别、身份等议题产生的分歧，既不能用“保守”“自由”“激进”“落后”加以归类，也无法用“族裔”“党派”“宗教”等概念进行本质化处理，而是人们在实现自身目标过程中因手段、价值、身份归属不同而产生的意义冲突。

因此，用政治生活的叙事方式来简化和归约真实生活中的纷繁，然后用选举语言将问题全部归因于某个党派或政策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越发激化矛盾——两位作者就曾因观点不一而爆发争吵以致差点分道扬镳。

在意识到分歧客观存在且难以调和后，两人尝试用共情来理解彼此，坦言“找寻共识的意义并不在于争辩是非，而在于培养某种默契，让两个人能够在进行激烈探讨的同时依然相互尊重”。“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和同理心也成为了两人重新审视美国割裂的途径。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两人坚信美国的制度、民情和社会运转能够为实现人们的“美国梦”提供助力，坚信分裂只是因为人们实现目标的路线不同，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政治经济手段，而在于通过沟通重建美国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共识。对此，两人开出了一张长长的药方：以公民宗教、爱国主义、平等与尊重、共情、承认分歧并坦率交流、共同的生活经历、音乐和文化艺术、相通的人性。一言以蔽之，倾听和理解，被两位作者视为美国人重建共识的关键。

理解之难的集体焦虑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三书都尝试从普通人或社会底层视角出发，将那些在精英叙事下被刻板印象、被失语、被边缘的人群置于公众视线之下，探究“美国梦”失落背后的“深层叙事”以及宏大进程与个体命运的相互关联，用更能唤起人们共情的生活故事代替学术语言的超然批判，推动人们去尝试理解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甚至剑拔弩张之人，从而超越民粹与精英、党派、地域、族裔、性别、宗教、意识形态等叙事间的割裂与对立，重塑美国的社会连结与“美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事实上，这种路径在近年来已成为美国非虚构写作的通行做法，且已有《简斯维尔》《乡下人的悲歌》《下沉年代》《故土的陌生人》《看不见的美国》《我们的孩子》等多部著作的中译本面世。

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学者在两个相互关联问题上的集体焦虑。

问题之一是反思“美国梦”的基础和维系条件。所谓“美国梦”，通常指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通过自身努力和天赋取得成功，具体而言，是指人们无论出身、都能实现阶层上升，成为财务稳定、拥有良好住房、医疗和教育条件并能保障下一代享有同等机会的中产阶级。因此，在美国语境中，“美国梦”与“中产阶级梦”事实上相互指认，不仅指向了良好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还容涵了包括工作伦理、文化价值和心理状态在内的一整套意义体系。然而，一系列迹象和研究表明，近十几年来，美国持续面临中产阶级衰退或空心化问题，中产阶级的财富、机会通道和心理预期都在不断下降。从人口分布看，中产阶级趋向收缩，低收入阶层已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因此不断被削弱，人们的愤怒和沮丧持续积累。在此背景下，阶层政治正在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纷争的新焦点。

针对这一现状，包括维南特、沃利、罗伯特·帕特南等人在内的一批美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社会奉为圭臬的基础思想或基本价值，重拾“阶级”概念以审视美国这个看似“无阶级社会”中事实存在的阶级固化和两级分化，进而考察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以期尽可能团结共同遭遇不平等却又彼此分歧甚至是对立的群体，从而推动美国社会的深层次变革——因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范畴，是一系列条件和社会机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疾呼“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但是正如这些作者所提醒的那样，无论是“美国梦”也好，“中产阶级梦”也罢，二者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并在美国从“新政国家”到“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变迁中经历着转型：如果说改良性质的罗斯福新政在物质、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为壮大中产阶级提供了基础，奠定了“美国梦”叙事的原典，那么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与社会主张则在各个层面上消解了这一叙事的基础，将集体性的阶层上升叙事转变为个人奋斗的浪漫颂歌。

另一方面，这些著述提醒我们，美国的中产阶级并非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而是因其在经济和社会资本、产业分布和社会上升通道等方面的差异可大致分为产业工人、普通白领和中上阶层三类，并会因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政治倾向、价值观念等文化差异产生进一步分化。在美国社会惯于强调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并依凭文化多样对社会作无限细分的情况下，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或被归因于身份，或是直接归咎于少数既得利益群体。“阶级”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也恰恰在于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平衡性的洞察，帮助人们观察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失调的核心。这并非是要抹消不平等问题的多维度性和不均衡性，而是要反对用这些多维度因素来遮蔽阶级不平等的基础性作用，警惕对造成社会不平等机制和要素的碎片化、零散化理解。对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基本观点对当代美国学者的深刻影响——不仅尝试将“阶级”带回美国社会的考察现场，还借用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思考方式。

问题之二是对美国普遍认同与社会割裂的焦虑。这个问题与“美国梦”的失落紧密关联：当普通民众发现不仅自己的上升通道日益收窄甚至是被关闭，连自身长久信奉的价值规范也要被他人攻讦和否定，进而自身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是“罪魁祸首”时，焦虑、愤怒、沮丧、狭隘甚至极端对立的情绪便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并通过媒体、选举和公共事务等一系列通道不断叠加放大，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2016年美国大选至今，美国社会的撕裂已向我们清晰展现了这一点。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在党争裹挟社会与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沦为了“否决政治”，曾经缓冲和协调不同人群利益和主张的各类政治经济手段和社会机制也在日益极化的政治氛围中变得迟滞失灵。因此，当下美国的分裂，不仅容涵着对立各方的现实利益博弈，更是被彼此价值和意义体系所驱动而成为一场激烈的文化冲突。这一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对美国核心价值原则与社会组织方式的迷惘，以及对美国普遍认同和共同命运的焦虑。

在这一点上，《寻路》一书的关怀，与《故土的陌生人》《美国的分裂》《谁是我们美国人》等著作的焦虑是一致的，但与亨廷顿、施莱辛格等人求诸盎格鲁新教文化不同的是，霍赫希尔德、布拉什克和豪等人认为应首先跨越冲突各方之间的“共情之墙”，设身处地“去认识些你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在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中去认识他们”以避开政治叙事的刻板偏见。应该看到，霍赫希尔德等人仍对美国的制度本身保有希望，依然寄希望于冲突各方可以跨越分歧来重建美国的共同命运。然而，这种乐观和希望是否可行？正如《钢的城》等著作所呈现那样，普通美国人的命运事实上更为紧密地连结在资本主义体系的齿轮之上，在不对美国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做深层次改革的情况下，身处分歧中的人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相互理解？这种共情又何以跨越障壁？

读罢掩卷，笔者不禁想起自己2019年在俄亥俄州代顿田野调查时，代顿前市长莱茵·麦克林女士对美国社会变革困境的比喻：“我们就像满是高速行驶卡车的高速公路，糟糕的是不仅要停车，还要把所有的卡车全部换成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