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入秋以后,林徽因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喘着,常常整夜不能安睡,她的眼睛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陷了下去,脸上看不到一点血色,形销骨立,林徽因人生的旅程至此已经走到最后的关头。
早在1929年,林徽因辞掉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职务,虚弱的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北平进入协和医院,在医院详细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结核。
从这以后,肺病便伴随了林徽因的后半生。从青年时期,她因为在野外考察古建筑,积劳成疾,便得了肺病。
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只能跟着营造学社搬迁逃难到四川昆明,后来又在李庄定居下来。
在四川李庄,那是真正的苦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用油灯看书工作,林徽因本身有肺病,李庄潮湿,条件差,更是加重了林徽因的肺病。
那个时候的林徽因由于得不到救治,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候就毁灭了她曾经的美丽。
1942年11月中旬,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的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曾经劝说梁思成去美国教书,从事报酬和待遇优越的工作,一来可以治疗林徽因的肺病,二来可以改善两人的生活质量,但是当时被林徽因和梁思成拒绝了。
一直到林徽因去世以后,梁思成在晚年说出了当时的原因,林徽因在当时的艰苦的条件下,曾这样说道:“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我们的祖国正在受苦,我们不能离开她,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依然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令人感动又敬佩。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及家人等离开了李庄回到了北京,此后,林徽因以超常的工作热情投入到了建筑设计和文物保护工作中。
其实,对于林徽因而言,自从离开四川李庄时被医生警告最多只能活五年后,她的生活就时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而她之所以奇迹般的坚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作为支撑,从死亡边缘所努力挣回来的。
1947年12月,林徽因的一侧肾被肺结核的病菌感染,医生切除了她的一侧肾,尽管这样,林徽因依然拖着病体,奔走在她热爱的事业上。
在林徽因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人大代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等,还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设计等工作。
而关于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却早已被她挤进了不起眼的角落。
事实上,林徽因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但是却不愿提及,也不愿意过问,就连体检报告,也因为害怕结果而不去看一眼。
可该来的总还是会来,幸运之神并没有一直眷顾这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女人。
1954年秋冬,林徽因再一次病倒,可这一次真的再也起不来,而丈夫梁思成从妻子那里传染的肺结核也复发了,必须住院治疗,夫妻二人一起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
二人的病房是紧挨着的,虽然从这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只有两分钟,可是他们没有力气走动,只能依靠护士来回给传话。
1955年的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处在精神昏迷的状态。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尽一切努力进行抢救,可肺病大面积感染的事实已经预示了林徽因生命的终结时刻即将到来。
隔壁病房的梁思成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妻子,他曾费劲力气,由护士搀扶着来到林徽因的病床前,看到妻子林徽因在病床上痛苦挣扎的表情,他心如刀绞,可又没有办法,只能哭喊着说道:“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1955年3月31日晚上,林徽因进入了弥留之际,林徽因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挣扎着力气喊道:“护士,去帮我喊一下思成,我有话对他说。”
可是当时的护士却告诉林徽因:“太晚了,明天再说吧!”林徽因想说的最后几句话,终究是没能说出来。
护士的这一拒绝彻底断送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最后一面,因为,对于林徽因来说,她已经没有“明天”了。
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究竟要对丈夫梁思成说些什么?这个疑问随着林徽因的去世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第二天得知妻子已经离世的梁思成痛苦万分,林徽因的人生,她本是没有遗憾的,纵然她身染沉疴,她也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然而在临去世前,她没有见到梁思成最后一面,却成为了她永久的遗憾,也成为了梁思成心中的痛。
梁思成没见到妻子最后一面,曾经后悔地捶胸顿足,而当得知妻子林徽因的临终遗言竟是:“我有话对思成说”后,更是让梁思成抱憾终生。
1955年4月1日的清晨,林徽因咽下最后一口气,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林徽因去世后,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按照梁林夫妇此前约定的“后死者为对方设计墓体”的承诺,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
林徽因的追悼会上,众多亲朋故旧和学生送来了花圈和挽联,在众多的挽联中,金岳霖的挽联最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一身诗意的林徽因在春意盎然的四月随风飘逝,可她美丽的心灵和才情却循着瀑布的飞腾洒向大地人间,她也将作为一个时代的典范永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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