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职到零工，博士生离开学术界？全球正面临挑战

“在今天，科学是一项围绕专业经营的‘天职’，为了实现自我的反省，知道事物彼此之间的关联，而不是预言者或先知凭借恩典的天赋散布神圣之物或启示，也不是贤人或哲学家沉思世界意义的组成部分。”在著名的《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马克斯·韦伯如此说道。一直以来，这段话被无数“以学术为志业”的博士生们奉为圣经，也带给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以荣光。

站在人类智力的高峰是学术从业者的荣耀时刻，但对于更多正在攀登路途中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重负。不幸的是，如今顶峰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与之相对的，则是向上攀登道路的愈发艰难。作为庞大的学术事业后备军，博士生的处境十分微妙，他们对顶峰的憧憬最热忱却也最易碎。科研压力和经济压力巨大、导师不合适、不断提高的获得教职难度......种种问题使得比起光环，博士生的困窘在如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年初，《三联生活周刊》的《那些退学的博士生们》，年中时意外走红的研究“换导师”的论文，都反映出这种关注。

这并不只是发生在某一个国家的现象，也已并非近期才被提起。今年9月，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赫布·柴尔德里斯的《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出版中译本。不论是这个中文书名，还是原版的“The Adjunct Underclass: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ons”，语气都严肃到近乎“危言耸听”。相对于其他一些讨论博士生困境的论著，柴尔德里斯的这本书利用最新近的资料探索了形成博士生困境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在他看来，一种“按需而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原本被视为天职的学术研究也逐步零工化，从教室到学生，都逐渐偏离了自己原本希望来到大学的初心。

和所有社会学研究类似，相信很多人读过《学历之死》后也会发出常见的疑问：洞悉了社会结构的问题，然后呢？对于处境越来越挣扎的学术后备军群体，个体视角的自我开解和行动策略可能是他们更希望关心的。无独有偶，近期出版中译本的另一本作品《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正回应了这一问题。尽管受到一些争议，这本书依然在国内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从天职到零工，以学术界为最主要从业方向的博士生们希望追问这样的变化如何发生，更希望追问自己如何在当下的形势中自处。而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说，这种追问也与更普遍意义上的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看待工作意义的思考息息相关。

当做学术变得像开优步

今年年初，《卫报》报道了两位教授创意写作课程的学者艾丽丝·乔利和丽贝卡·艾布拉姆斯针对她们任教的牛津大学的一次起诉。两名教师和牛津签订了15年的定期“个人服务”合同，但2022年，这份合同并未续签。

这对夫妇向媒体表示，他们的工作性质意味着他们应该被视作正式雇员，但“错误的分类”和存在问题的合同让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工作权利。在采访中，艾布拉姆斯用“优步化”来形容牛津大学的学术现状，“70%的员工签订的合同都不稳定”。

2021年，英国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把优步司机视为正式雇员而非个体经营者，给予了他们更好的就业条件。两位学者的律师布拉德肖表示，此次针对牛津大学的诉讼积极引用了这次判决的结果，以反抗零工经济侵入高等教育领域。他表示，此次诉讼的结果有可能为数以万计的签订不稳定合同的学术工作人员维护权益铺平一定的道路。

学术的“零工化”同样是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中研究的重点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界终身教职远远少于非终身教职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书中讲道，即便是截止至本世纪初，各院校终身制教职员工比例也从1976年的45%下降到25%，如今这个比率还在急剧下降。

2013到2014年，所有受访的四年制大学心理学专业总共开设326个终身制职位，但同年新增的博士生有3765名。而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在全美范围内收集的数据，超过半数的全职教师也是非终身制教师，他们有着明确的聘用期限，续聘希望渺茫。

柴尔德里斯还指出，这些非终身制的教师还常常被用各种形式包装成“正式员工”的状态，引诱着大量的学术后备军，“.edu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让人心满意足，学生和上司评价的溢美之词让人冲昏头脑”。

柴尔德里斯指出，学术界的这批“临时工”阵容涵盖非常广泛：兼职教职、兼职讲师、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实践类教授等等。它们往往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最关键的是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和福利少得可怜。

他访谈的一名叫海伦的学者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点。拥有博士学位的她在一所大学每学期给100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每周讲授4门不同的课程，同时还要在课余时间为一所顶尖院校筛选入学申请文书，给报社媒体供稿。即便如此疲于奔命，她每年却差不多也只能赚到3万美元，没有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障。

这种生活和工作节奏如今其实已经非常广泛地存在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中——只不过，这些学术零工都有着曾经令人艳羡和尊崇的博士学位。历经十余年艰辛攻读，最终却只能成为不稳定的智力工人，这种状况也给学术界的后备人才们带来了很多心理阴影。

我们能从媒体读到不少这类报道，2013年，《匹兹堡邮报》报道了在杜肯大学任教、但一直未获得终身教职的玛格丽特·沃伊特柯的死讯——她因难以负担治疗费用因病去世。而2017年《卫报》则报道了一则更令人震动的事件：一位兼职教师为缓解经济困难问题选择去做色情行业的零工。

现实的经济保障缺失也深刻影响了博士生们以学术为志业的预期及心理状态，虽然柴尔德里斯研究的是美国的案例，但中国这样的情况同样普遍。2019年，《自然》就调查了690位中国博士生，其中45%的人都表示博士生涯的状态“未达预期”，40%的博士生都表示出现抑郁焦虑情绪。

柴尔德里斯指出，由于大学往往将专业研讨课交给终身教职教师任教，授课人数多的大量公共基础课比如创意写作等，都由临时教师团队授课，教师的普遍焦虑最终也影响到了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共同体建立，这对美国高等教育文化带来了深远的伤害——如果你访问豆瓣一个叫“博士，退学了吗”的小组，浏览其中的帖子，便会发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太多差异。

社会“按需而定”文化的缩影

有非常多因素都使得摆在博士生面前的学术道路愈发崎岖，这些因素有学术系统内部的，比如全球范围内量化学术考评机制的日益复杂，使得学术发表压力不断增加，获得终身教职的竞争门槛水涨船高。再比如学术研究日益体制化和项目化，研究变得更像是公司生产产品的过程。

为此，高校大量开设博士课程，让学校获得更多科研资助，抬高学校排名。这不仅导致博士生的供过于求，也让终身制教师能把一些事务性工作以极低的成本转嫁给更庞大的临时工团体，加剧终身制教师和“学术零工”的不平等。

柴尔德里斯在书中还讨论了一个学术系统内部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一些可能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趋势，反倒在加剧博士生们的困境，他举的例子是大量“跨学科”博士课程的出现。在媒体和学术界自身的话语建构之下，历史学跨工程学、文学跨建筑学这些尝试被视作学科发展的未来，也足够能吸引人来就读。

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学生毕业后出路晦暗不明，他们就好像齐美尔讲的“文化边缘人”，往往在跨的学科中两端不靠，更难找到合适的岗位。出于学术建制的考虑，“学科认同”对于学院依然非常重要，在这种既定现实下，柴尔德里斯非常犀利地指出，跨学科很可能是独属于功成名就学者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提倡跨学科，却只字不提招聘问题可能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或许是博士生天生带有的受到“天职”召唤的光环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因为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体社会文化的变迁，可能这个群体遭遇的困境并不独特。正如柴尔德里斯自己总结：高等教育并不是孤立于社会大环境的，整体社会环境都鼓励一种“按需而定”的文化，高等教育领域的“按需而定”只不过是其投影。

柴尔德里斯认为，这种脱胎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花最多的精力关注“消费者”，而轻视“生产者”。这表现为公司把劳动者定义为“自我承包商”，并给予“灵活工作”的虚假承诺，规避本应提供的福利保障和雇主义务。

此外，他们企图令人们看不见“劳动”本身，让劳动者“隐身”。关于这一点，玛丽·格雷等人的《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讨论的“幽灵工作”是非常典型的表现。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则是大量兼职科研人员虽然“按需授课”，但这个需求更多指的是学生的课堂需求，他们付出的隐性劳动成本诸如备课、答疑等几乎完全没有被考虑在应付的酬劳之中。

英国萨赛克斯大学的研究员菲尔·琼斯则用“后工作”来形容当下的这种状态。在《后工作时代》中，他探讨了平台资本主义如何制造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工作类型：微工作，这些工作全都以零工的形式出现，但极其琐碎且相互断裂，完全无法构成任何的意义单元，诸如Mechanical Turk等众包网站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完成短时工作的零工。一个该平台上的劳动者可能上午会连续做以下几件事：翻译某一个文本中的某几段化，转录几段英国口音的饮品，人工识别几部电影中的暴力元素。

琼斯认为，这种不断把原本完整的工作打碎切割的文化不仅制造了很多大卫·格雷伯说的“狗屁工作”，更关键的是它甚至瓦解了人们对“工作”的认知，制造了一种工作的虚无主义：如果人的工作可以无限细分，只是无数毫无意义的碎片的累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工作？可以想见，当原本被视为为天职而从业的高等教育中也出现了“微工作”的倾向，学术群体心态上的落差是更加难以释怀的。

离开学术界，只是换份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由原杜伦大学古典学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卡特林写作的《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尽管有关博士生学术之外的多元化生涯的研究和报道早已繁多，但卡特林结合个人退出学术界的经历的坦率描述还是别具吸引力。从识别自己是否真的不适合学术界，到去就业市场试水定位自身，再到发展职场能力站稳脚跟，卡特林在书里做出了很全面的论述。可能比起论述，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离开学术界之后的良好心理状态，或许是更令目标读者们羡慕的。

一些证据似乎也在佐证这一点。早在2017年，康奈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份针对5000名人文社科博士生的研究也表明，离开学术界的博士生工作满意度相较于担任终身教职的同龄人都要更高，在从事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群中更为明显。研究者指出，即便对于那些原本打算坚持在学术界工作但最终未能实现的博士来说，结论也是适用的。

不过，如果“离开”如此容易，这本《离开学术界》的走红就无法被理解了。卡特林自己在前言中所说，他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摆脱象牙塔单一评价标准压力的快乐，但是他需要首先感谢自己有一个殷实的家境。对于大多数因对学术前途感到焦虑而想要退出的博士生来说，已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做选择时难以回避的沉没成本。除此之外，《自然》杂志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谈到了另一个非常普遍的导致博士生“离开”困难的因素——严重的心理耻感。

受访的许多博士生表示，在学术界，因为羞耻感而不愿公开分享失败经历并寻求帮助的现象可能比学院外更为严重。受访学者安娜·汤普森认为，缺乏公开谈论失败乃至退出的氛围，越发让人认为学术界失败者只是少数，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潜在的失败耻感。

今年1月，美国心理协会的一篇文章同样谈及相似的问题。疫情过后，美国心理学界的教职人员或转行的比率明显提高了。离职的学者之一、圣凯瑟琳大学的加布里埃尔·菲利普·克劳福德就表示，在离开的过程中她遭遇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自我否定。由于学术研究常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作为学者便是一种神圣的身份，所以当你退出时，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你‘不够优秀’。”在艰难挣扎出学术界后，她创办了“恢复学术”的公益小组，为希望寻求学术外工作的博士生们提供支持。

在中国的语境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者程猛在接受《知识分子》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除了导师和师门，学校和学院层面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支持，给予遭遇困境的博士生更多的支持网。很多时候，这种支持除了协助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前进，在当下的背景中，更多时候也意味着尊重他们的“退出”。

柴尔德里斯把当下“标准”的终身制教师成长的过程比作培养一个职业冰球选手：从四五岁时开始过关斩将，从体育发展联盟中脱颖而出，一定要考进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冰球项目的四大盟校并担纲主力。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踩点”、“时不我待”，没有太多容错的空间，学术界的从业者也将这种文化和意识内化于心，很难接受在追求“天职”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被奉为金玉良言的学术天职论在当下的时代反倒有时候成为了枷锁。在《离开学术界》的最后，卡特林按照此类书写作的惯例给希望选择多元工作的博士生们提了一些建议。他提到，博士生去学院外找工作需要非常注重适应语言系统的转换：他们可能得抛弃“解构”“异化”，学习“版本迭代”、“需求对齐”；要特别注意在提供智力解决方案之外，协调团队氛围的重要性；还要特别注意继续保持与学术圈的联系，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切换和交融中发展比较优势。

这些都可以被归结到他最后提到的一句话：要意识到，新与旧的界限是模糊的。这点完全不仅适用于从学术圈到职场的转换，它适用于任何一种工作的转换。博士学历当然不会像柴尔德里斯的书名说的那样消亡，博士阶段接受的严格训练，能让这些准学者们拥有足够可迁移到各类职场上的能力，这已为许多研究所证明。只不过，我们可能恰恰需要在社会文化的层面用一种平常心去低调看待学术工作从业者的去留，而非将其视作一种“天职”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