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价值撕裂的西方知识分子群体｜读刊

在硝烟弥漫的军事冲突现场之外，欧美社会的出版界、美国高校校园、知识分子群体则在远方开启了文化的“第二战场”。虽然不会直接造成流血冲突，但文化战场依然火药味十足，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对对方观点的理解与宽容，似乎并不比战场上的双方更多。

巴勒斯坦的反抗只是对历史性压迫的回击？谴责哈马斯就等于默许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类似的观念冲突近期频繁出现在全球社交网络上。历次巴以冲突中，文化界对此的争论和交锋从未缺席。不过，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这种冲突似乎正在演变为不断简化的标签与标签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书评君梳理了一些西方文化界较为关键的争议性事件，相比于评论这些观念的对错，拷问文化界应该如何关注和讨论这场冲突或许更具意义。

法兰克福书展争议：

象征和平与文明的书籍，

能独立于战争之外吗？

10月15日，世界最大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发布消息称书展将“声援以色列”。书展总监、文学协会组织Litprom的总裁于尔根·布斯 就表示：“针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造成的痛苦对我们的书展计划产生了影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恐怖主义获胜，我们希望能让犹太人的声音引起特别的注目”。

比起这番发言，引起更大争议的是书展推迟了巴勒斯坦小说家阿达尼亚·希布利《微小的细节》的奖项颁发。这部小说以1948年阿拉伯世界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刻画了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的故事。小说中出现诸如一名巴勒斯坦女孩被侵犯、谋杀的情节。该书以阿拉伯语出版后曾受到广泛好评，2017年翻译为英文版，入围了202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名单和2021年国际布克奖入围名单。《微小的细节》原定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被授予的奖项是发展中文学奖项，据《卫报》报道，此次推迟颁发奖项并未获得作者同意，原定与书展上将进行的相关对谈活动也相应取消。

法兰克福书展这一意指明确的推迟授奖遭到众多作家的抨击。有600多名作家联名签署了公开信谴责，其中包括诺奖获得者阿卜杜拉扎克·古纳 、安妮·埃尔诺 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以及布克奖获得者安妮·恩莱特 、理查德·弗拉纳根 和伊恩·麦克尤恩 等。公开信认为，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书展之一，法兰克福书展有责任为巴勒斯坦作家们创造和保留空间，让他们在残酷的处境中分享对文学的反思和感受，而非彻底关闭它们。

印度尼西亚出版商协会也宣布谴责书展立场，该协会主席阿里斯·希尔曼·努格拉哈 表示：“站在以色列一边，而忘记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就像只读一本书，却感觉自己了解了整个世界”。布斯表示，法兰克福书展对此表示遗憾，但书展“始终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和平相遇。书展始终以人性为主题，以和平与民主对话为重点”。

阿拉伯出版商协会、阿联酋出版商协会和沙迦图书管理局也退出了展会。“我们很遗憾看到一些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参展商退出了今年的展会，”布斯周一表示。正如一本知名作品《当图书进入战争》的标题所示，象征着知识与文明的图书似乎永远站在象征野蛮和血腥的战争对立面。但在Conversation网站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教授克莱尔·斯奎尔斯和墨尔本大学出版与传播系学者贝丝·德里斯科尔认为，书的世界未必绝对纯粹，类似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商业书展并非距离战争和军事冲突十分遥远。

在他们的《法兰克福书展与畅销书商业》一书中，他们曾深入研究法兰克福书展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根源。从历史溯源上来看，法兰克福书展最初的举办地是1848年第一个统一的德国议会所在地圣保罗教堂。从1950年开始，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协会和平奖一直在书展期间颁发，该奖项体现了书展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旨在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今年这份奖项授予了去年遭受刺杀的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此外，现实政治的争议始终萦绕着法兰克福书展。1968年，作为对巴黎五月风暴的回应，法兰克福书展上出现大量警察驻守，使得该次博览会被称为警察书展。2017年，欧洲极右翼政治思潮的抬头使得一家右翼出版商的展位前爆发激烈打斗。

正如《出版人周刊》一篇最新评论所说，法兰克福书展的政治性争议持续不断，它时常援引人性等普遍价值观来调和冲突，但关于出版人、作者等持有的人道主义立场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此次书展在巴以冲突上遭遇的困局是这一难解问题的又一折射，也反映了图书与军事冲突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

象牙塔中的风暴：

大学应该如何面对政治冲突发声？

同样曾被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的大学，也发现自己很难在此次冲突中置身事外——即便很多大学主观上希望如此。在许多大学校园中，师生们认为学校过于让自己免于卷入争论，以表达一种尽可能客观、中立的立场，但却因此没有采取足够多的措施来支持他们。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持此种立场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表示“对发生在加沙的死亡和人类的苦难深感悲痛与震惊”，也希望在校园中依然保有“分享知识和深思熟虑”的机会，此后，数十名该校教员联名要求学校对哈马斯发起的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次冲突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曾一度关闭校园，不过学生还是发起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集会，对“大学校长的声明并未充分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损失感到愤怒”。同时，一些犹太学生也感到不安全，认为“校园中的反犹太主义正在抬头”。斯坦福大学也有讲师因称呼以色列学生为“殖民者”被学校停职。

大学中的言论风暴并未仅仅将影响留在大学。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学生组织则强烈呼吁学校采取行动，制止“正在进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残酷行为”，这一举措也激起了该校一些商界校友的反对。其中，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建议将这些学生列入就业黑名单。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表示自己感到与母校开始“疏远”，因为学校并未对巴以冲突做足够正面的发声，也没有正面回应学生们的诉求。纽约大学学生律师协会主席发表的声明则称“以色列对目前出现的生命损失负有全部责任”，这导致温斯顿律师事务所以“价值观严重冲突”为由撤回了发给这名学生的工作邀请。

许多人对大学过度卷入政治争议感到担忧。加州大学国家言论自由和公民中心执行主任米歇尔·多伊奇曼 表示：“由于冲突双方极其复杂的历史，有关此次事件的争议很难让人在不给到任何对立一方的人压力的情况下参与进来。”非盈利组织Interfaith America 的创始人埃布·帕特尔 表示，大学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但大学管理者应该达到的目标是，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校园仍然应该拥有一种团结的文化。大学应该鼓励每一种身份的人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前提是它应成为文明、协作的机构。

美国媒体CNN的一篇专栏文章还指出，尽管在有关战争的争议中，学生始终是重要的声音，但他们也很容易被媒体煽动与利用。正如20世纪60年代时，当美国士兵在越战中丧生，激动的学生们上街游行的大量照片开始传播。人们很容易在议程的操纵下认为这些“过于激动”的学生代表着整个反战运动，而它本身是“无知”、“不爱国”的。这最终使得学生们遭遇失业、被报复的困境，也让更为广泛的左派运动蒙受污名。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加州分会首席执行官胡萨姆·艾卢什 表示，在人口多元化的校园里谈论政治不可避免地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时他也指出，大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普遍主义道德的角度去发声...不是选择性地比较哪些生命更有价值，而是强调每一个无辜的生命都很重要。”

战争与知识分子：

为什么应该警惕抽象的观念？

可以看到，在有关巴以冲突的争议中，知识分子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尽管没有前往前线， 都在远方用自己的观念试图影响着世界。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不同的媒体上都出现了多轮知识分子间的“笔战”。比如，英国的巴基斯坦裔公共活动家、学者塔里克·阿里就表示，巴勒斯坦人“绝对有权抵抗他们所遭受的不间断的侵略”。阿里认为，双方在政治或军事上存在不对等性，以色列作为一个拥核国家，还受到美国的帮助，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美国媒体Vox的一篇专栏文章对此进行了回击。而在一封“致美国媒体的公开信”中，一批关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学者对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媒体报道巴以冲突的倾向性展开批评，他们呼吁美国媒体给予巴勒斯坦人曾经遭遇的历史更多的可见机会。

加拿大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引发了争议，比如，多伦多大学历史教授萨菲亚·艾迪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持续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该校政治学学者乌希基亚·麦勒认为哈马斯的袭击事件是一种“反殖民抵抗”，这种称谓也被视为此次争议中的一种观点类型受到广泛的批评。

作家埃里克·莱维茨10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审视了他认为的“左翼进步人士麻木不仁的反应”。在他看来，西方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为了维护政治立场，而对哈马斯发动袭击导致儿童、妇女失去性命视而不见，“不仅在道德上怪诞，在政治上也背叛了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主张将人们粗暴地分为两类：非法占领原住民领地的“定居者”和“原住民”，而前者应该无条件地遭受谴责。在他看来，这种“夺回失地”的观念会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因为总会产生新的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人们更应该从普遍的道德主义去进行呼吁，即提倡所有人都有权享有人身安全，并以此平等地谴责所有伤及平民的武装行动。

对于巴以冲突这类历史源流复杂的问题，或许很难在任何一种立场的简单呼吁中做出比较。即便是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们，也难免会陷入一种观念的陷阱里。美国媒体Vox的专栏文章中，作者提到知识分子谈论冲突时所使用的语言问题。比如，支持巴勒斯坦的一方会描绘具体的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的情景，但回到哈马斯的行动时，则退回到抽象的讨论。作者认为，人们讨论冲突所使用的语言框架可能影响着他们的道德判断。托马斯·索维尔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们尽管拥有学识，也有着介入社会的无限热忱，但却可能执迷于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映照自己观念世界中的圣化构想，这可能导致他们用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方式去谈论战争问题。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近期的文章所说，每个人都是环境与历史的产物，“当涉及巴以问题时，我们在各类辩论中都会带着先入之见”。作者认为，即便是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下判断时，也应当具备一种“知识的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