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国大结局》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王安石同母弟。熙宁进士。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北宋著名诗人。世称王安礼、王安国、王雱pāng为"临川三王"。王安国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自幼聪颖上进，虽未曾从师入学，但写出的文章却有条理。12岁时将其所写的诗、铭铸、刻或写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迹或警诫自己的文字、论、赋数十篇向人展示，观者无不惊叹其文采超群。他的《题滕王阁》一诗是在13岁时登滕王阁所作，诗中言尽而意不尽，极有韵味。从此，他的文章在士大夫和文人中流传，并得到好评。而他也越奋发读书，对诗文、词赋更有所长。他虽然多次参加应试，但因仕籍纠葛，又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为此，欧阳修曾有诗说：“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在参加茂才考试时，负责考选的官员将其所写的文章列为第一，但未能参加进士考试。

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

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

城中树密千家市，天际人归一叶舟。

极目沧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

古今两相照，愁绪满怀！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熙宁元年(1068年)经大臣--三司使韩绮举荐，经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此时他已41岁，才从布衣入仕。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1071年)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要其兄远小人。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熙宁七年八月卒，年四十七。其后裔：曾孙王仕荣迁居临川荣山乡，曾孙王仕显迁东乡蒿源、浯溪一带。

折叠王安国与王安石的政治恩怨

王安石与王安国虽为兄弟，政治立场却不相同，王安国反对新法，屡次劝谏王安石停止变法，并当面质问变法派的曾布，指责他误了王安石。《东轩笔录》中说他“性亮直，嫉恶太甚。”尤其看不惯吕惠卿的小人嘴脸。《宋史》上说他在西京洛阳担任教授之职时“颇溺于声色”，王安石居相位，去信告诫他：“宜‘放郑声’。”（《诗经》中的“郑风”、“卫风”两地国风中多男女相悦之词，道德家以为淫亵，后来遂以“郑卫之声”指代靡靡之音。）王安国回信说：“亦愿兄‘远佞人’。”“放郑声、远佞人”也是《论语》上的话，是孔子对治国的看法，王安国以此回应，所说“佞人”自然就是吕惠卿，吕由此衔恨。《东轩笔录》中则将这一段事情写得更加细致，且成为当面冲突：王安石才担任参知政事的要职时，偶尔阅读晏殊的小词，莞尔而笑，说：“做宰相的人，也适合写这样的小词么？”王安国说：“他不过是偶然兴起，当作一种爱好消遣而已，他的事业难道只有这个？”这不过是兄弟间日常的闲谈，并无深意，但吕惠卿在旁边极力附和王安石的话，说道：“既然执政，首先就应该‘放郑声’，怎么还能自己带头写？”王安国很厌恶他，冷冷的说：“‘放郑声’还不如先‘远佞人’呢。”吕惠卿知道在讽刺自己，暗自恼火，从此结下了仇隙，日后掌权，就利用“郑侠案”来倾陷他。

郑侠是当时反对新法的急先锋，熙宁七年的时候正值大旱灾，饥民流离失所，郑侠乃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进献给神宗，并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一定下雨。”神宗将郑侠贬谪岭南，但由于两宫太后相信这一类说话，流泪请求，只好将王安石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官衔出知江宁府。王安石去朝时推荐亲信吕惠卿代替自己推行变法，吕惠卿上台即报复王安国，诬陷他是郑侠的同党，将他夺去官职罢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王安石接到诏书谕示弟弟坐罪罢官的消息，竟致潸然泪下，不知是真相信弟弟竟然同反对党一起以无稽的事件攻击自己呢，还是明知吕惠卿的奸谋，却因在野而无力阻止？反正这件事情，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一定很大，后来吕惠卿变本加厉，想利用一件谋反的逆案牵连加害王安石，只是由于神宗又召回了王安石，阴谋才没能得逞。

王安国被诬陷与郑侠同谋，也非无因，因为他平素的确与郑侠交好，郑侠上疏后被坐罪纠治，吕惠卿等人即说王安国曾经看过郑侠的奏章稿件，并一力怂恿他非毁自己的兄长。这其实是捕风捉影的诬攀。据郑侠自己说，他上疏后在途中遇见王安国，王安国骑在马上举鞭作揖，说道：“你可谓是独立不惧！”郑侠说：“想不到丞相被小人所误，一至于此！”王安国为兄长辩护，说：“不是这样。家兄认为，做臣子的不当回避嫌怨，须得将四海九州的怨气统统归结于自己一身，而后才可为尽忠于国家。”郑侠说：“没听说过尧舜之君在上，夔契之臣在下，却令四海九州都有怨气的！”——这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郑侠的看法是经典的封建士大夫的认识，难免一开口就要以尧舜之治要求别人，但他的话也未必全无道理：新法本意是利民，如果民生不堪其苦，是否也该进行反思和改正？而王安国虽然也不满于新法，却也能够设身处地的说出王安石“不避怨而尽忠”的出发点，在人格方面，他其实是理解并回护兄长的。

王安国罢职不久又召复官，但旨意才下王安国便已病卒，才是四十七岁的盛年。王安石已经知悉了吕惠卿的奸险，对受自己牵连的弟弟，是否也有内疚之心？他为弟弟亲笔书写的《清平乐》小词，直到南宋时尚且保存于世，作词人却恍若风中杨花，一去不返，这个品格高洁，“不肯画堂朱户”的王平甫，也许是王安石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