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挤兑着,哗啦啦的,转瞬,我七十岁了。七十年前的嘉陵江畔,父母亲相识相恋,生下了我。那时候的父亲母亲,他们打着绑腿,伴随着“向前,向前”的旋律,过黄河,翻秦岭,裹挟着胜利的风。父亲接管了阆中古城的医院,我在一篇微博里曾写道:“父亲正了正军帽,解下挎着的带皮套的手枪,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面,不紧不慢的说道,我们来了”。
这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父母亲为我取名“力征”,是继续努力长征之意呢?还是解甲归田,万里长征人亦还之意呢?父母亲就是在入川后的一九五零年转业到了川北区党委。第二年的春天就有了我。
母亲坐着第二书记赵林的小车在医院里生下来我,七个月,不到五斤,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血包,在暖箱里待了四十多天。每次喂奶时,母亲就轻轻地揉搓着。
我享受过“供给制”,进幼儿园不用花钱,家里请的保姆也有“工龄”,父母亲都吃的小灶。每次吃饭时,父亲总是蹲在凳子上,他说:习惯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蜜一般甜的日子。该读书时就背着书包上学堂,到年龄了,就加入少年先锋队,脖子系的红领巾,我知道,那是红旗的一角。
读完初中二年级,“文革”来了。整个沱江畔的小城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满城都是,倒着,划上了红叉。家,被抄了,红卫兵小将们张开扳机的手枪顶着我的太阳穴,冰凉的,至今还有些隐隐作痛。
十七岁,我就背着背包,到广阔的天地里去了。我第一次尝到了劳动的滋味,背着太阳过山,挑粪桶,插秧打谷,担一百斤谷子,走十二里山路送公粮。
二十岁时,命运把我带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火车站,当上了一名铁路扳道工。那个年代,李玉和是我心中的“星”,特别是舞台上,他手提号志灯,一声高腔:“临行喝妈一碗酒”,山呼海应,壮志冲天。铁路扳道房里,我的师傅告诉我一句话:“锥子放在口袋里总会有露头的时候。”
“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众生得见天日,我在铁路当上了运转车长。一列长长的火车,穿隧道,过桥梁,我坐在最后的守车里,瞭望着,守望着,穿山越岭,颇有几分诗意。
铁路局恢复了报纸,创刊号登出了我的第一篇散文《愿献青春在车场》。当我的钢笔字变成铅字的时候,那种喜滋滋的感觉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也是因为一篇见诸报端文章的原因吧?我从车务段调到了重庆铁路分局,又从铁路分局调到了铁路局。局长马麟调到省政府作副省长,把我调去当了秘书。
那是怎样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啊。就拿电来说吧,常常是“停三保四”,一个星期有四天停电,常常想到女儿在蜡烛下做作业的情景。马麟副省长是个工作狂人,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很严格,每次出差,都要提醒我,记住交饭钱和粮票。
离开省政府办公厅后,我调到了北京办事处,出任主任,一干就是四年,那时候,常常出入各大部委,我还有个进中南海的牌子。命运总是那么的厚爱着我,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免去了我的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至今我想起来都是那样的庆幸,后来,就是那只“大老虎”主政四川,假如,我还在主任的位置上,能够有今天的自由自在吗?
阴差阳错,我来筹建四川联通公司。我一个个地市的跑,找人,搭班子。那时候,四十多岁,我急啊。我很喜欢,也特别看重从大学毕业的学专业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企业的未来。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我真的是个外行,只能边学边干,我还认真的读了几本专业书,更加上联通公司不断的培训学习,自认掌握起来还是很快的。还要得益于我在邯郸车务段的会计经历和天津王串场的专业学习。其实,当一个领导,更加重要的是事业心和财务管理,要看得懂那三张表。
我在四川联通公司那几年,记得综合经济效益比较一直排在全国第六位。二千年,布置工作计划,我说不要提更多了,就和全兴足球队一样“保六争五”。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退休都十年了。今天早上的微博我写道“从今天开始,我可以享受免费坐公交地铁了,一刷卡,听读卡器亲切地喊一声老年卡,还是说的普通话。”
人生七十,今晚女儿女婿张罗着为我在家里过生日,亲家也要过来,太太,孙女儿昨天就忙着为我订好了生日蛋糕。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岑参的诗句,他曾经在嘉州当过太守,也就是今天的乐山。这首诗是他在凉州作的,“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是的,七十,古稀之年了,生命开始倒记时了,我感觉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没有做,生命不负我,我应该对得起生命。今晚,必须醉倒。
还没有评论,快来发表第一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