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本事，到底是跟谁学的？

一、华为的“神通”到底有多广大

华为走到今天成为中国智造的名片，虽然受了大苦遭了大难的，但是最终修成正果。而华为在不同时期的对标者实际换了很多，如果要想度量一下华为的“神通”有多大，只要看看不同时期的华为“对标者”与“同业者”们的表现如何就可以有个直观的感受。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在芯片这个领域上华为曾经的三个同业遭受的磨难：

北联想、南华为。

如果说九十年代时候国内科技圈最看好的两家公司，无疑就是联想和华为。

当时在倪光南院士的带领下，联想本来要走 “技工贸”，也要把研发放在大头，当时倪光南制定的战略重点，就是芯片研发。

但是欲望之火点燃了那个年代的逐利之心。如果能简单的通过贸易逐利，为什么要大成本冒风险的去搞技术？这个“资本教父之问”难住了倪光南。“技工贸vs贸工技”，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成为联想内部乃至于行业广泛讨论的话题。

最终“贸工技”派胜出，商人应该在商言商的信条成为了战略决策原则：一切以短期利润为导向，侧重抢占市场，抑制技术研发。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下，倪光南被联想解除职务。1996年联想彻底更换发展路线，用“贸工技”道路替换“技工贸”，推动联想公司变成以市场为本、以贸易为核心的商业集团，而后更是擅长金融手段在资本领域大显神威。

在那样的时候，联想的行为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在北京现在的著名城市景点“798艺术区”，原本是北京国营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曾经是新中国电子工业摇篮，但是随着利润导向的时代潮流兴起，最终也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却成为了艺术家彰显个性的空间。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风潮。能在这场点燃人们的欲望之火中坚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是华为的“神通”之处。

企业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市场有选择企业的自由。

2022年营业额：联想716.2亿美元，华为6423亿人民币

2022年研发投入：联想153亿人民币，华为1615亿人民币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按照估算，两条发展道路上代表企业的市值对比为：联想992亿港币，华为市值1万亿人民币。

吃到了时代的红利，落入了时代的窠臼，自然要在新的时代承受时代加成的反作用。

中兴通讯一度与华为竞争，势头也很猛。

但2018年一场制裁大棒挥来，中兴当场就蒙了。

2018年,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在向伊朗出售设备时使用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理由对中兴通讯实施制裁,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零部件和技术。

最终以中兴认赔，给美国缴纳11.92亿美元，并更换全部董事会成员为“割地赔款”的条件。基本上多年白给美国人打工，颇有点靖康之耻的意味。

除了钱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权，美国把董事会大换血，并趁机要求交出公司的控制权。

2022年与2017年相比，中兴在欧美及大洋洲市场份额迅速下滑，一家本来在国际市场叱咤风云的企业，逼成了国内为主的企业。

而同时期的华为高官宁肯坐牢也不接受美方的条件，彼时美方开出的加码无外乎是：罚款+夺权。

为什么同样的中国企业，这个控制权美方夺得了中兴，却夺不了华为？重要的就在于中兴的股权结构远比华为脆弱。

中兴通讯由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深圳航天广宇工业有限公司、珠海国兴睿科资本管理中心等四方股东合资持股，其分别持有中兴新 49%、34%、 14.5%和 2.5%的股权。

大量的股权握在BOSS团队手上，顺风顺水时赚钱没问题，可承压能力就明显弱化不少，在面对挑战时缺乏可靠的人。这种组织结构，自然难以承接美国国家力量的打压。

2023年5月OPPO旗下芯片研发公司ZEKU召开线上会议，宣布关停哲库公司，放弃芯片自研业务。

ZEKU哲库背靠OPPO，背后金主是段永平，这个带出来小霸王、步步高的投资鬼才资源深厚、眼光毒辣，看出了国内自主研发生产芯片的未来，并大量投资进入这一领域，三四年间烧掉十几亿美元。

切入的时间很好，也不是没有资源，段永平也是商业老手。但可惜风头与风险相伴随，国际上的妖风刮得实在是太大：

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技法案》，这项1054页的法案主要涵盖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向半导体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并为这些企业提供25%的投资税抵免；二是该法案将授权在未来几年提供大约2000亿美元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资金，涵盖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电池技术、生物技术等诸多对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

段永平是什么人，那是能加入美国籍、能和巴菲特一起吃饭的。对美国的政商环境十分了解，相当清楚美国要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决心。一衡量个人的收益与风险，自然就打了退堂鼓。

芯片产业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业态。这种产业很难靠资本这个单一要素就完全搞定，没有大的试错容量，没有长时间的劳动实践积累，是很难迅速用砸钱就“催”起来的。这是一个讲故事和用资本“跑马圈地”失效的产业领域。组织力与社会资源的协作，才是这个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

二、华为的“武功”有什么特征？

要想搞清楚华为的“本事”来自哪里，就先要搞清楚华为“武功”的特点。

华为有三个显著的组织特征：

1、独立自主的战略：新中国的立国之道是“独立自主”，华为也是如此。华为很早就对美国的遏制有所准备：在1991年就设置了芯片研发中心，2004年海思成立专心研发芯片。华为对于美国封锁的准备，不是在这几年才开始的，而是自业务一成规模就开始了。独立自主实际上是以长远规划必须关联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没有长期的坚持，遇到利诱或者威逼就轻易放弃自主权，那么必然无法贯彻独立自主的战略。而这种自主权，也意味着要长期承担超额的成本。华为的手机业务包括芯片业务，原本都不是其现金流的“主流”，所以才能持续不断地为芯片研发进行资金供给。现代战争打仗打的是后勤补给，技术研发拼的又何尝不是资金补给。但是为什么华为会选择把大量的资金配置到芯片研发这个“吞金兽”中，而不是去套现，这就要说一说华为的第二个特征。

2、集体所有制的分配：华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能够打造出一个员工持股超过九成的股权结构，赋予了内部成员共享收益的分配权，同时也给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以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员工持股意味着“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自然多劳者被内部赋能而非被外部资本“抢功”。

长征路上各地的军阀干不过红军，是因为军阀的班底是身边小圈子中筛选出来的，讲究个任人唯亲，战斗收益的大头是长官的，生命的风险却主要由基层官兵来承担。这种风险与收益的结构很明显难以激发部队的斗志，自然就只能打顺风仗，一旦遇到“硬茬子”，就会发现手下无可用之人，队伍无坚强之意志。但是红军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故而没有小圈子的限制，能人辈出，唯才是举。所以如林彪、粟裕等可以从普通士兵而成长为统帅。实践中锻炼人才，斗争中展现人才，这是集体所有制才会具有的成长与筛选机制。

而更重要的，是让决策权与所有权互相制衡。当企业的管理的决策者在分红比例上只占1%不到时，那么其决策的逻辑就是整体的长远利益最大化。当分利的人最后一个获利时，他的分配模式就会无限趋近最公平的方案。因为这种机制撇去了个人利益的干扰，也压制了局部利益的绑架。

华为一直奉行淘汰中层管理者的策略，原因是发现对基层执行者进行调整的效果，远不如对中层管理者来进行优化。责任与权力成正比是任何一个人类组织蓬勃发展的路径，而责任与权力成反比则是衰落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企业的所有者是整体员工，才能够形成决策者与基层执行者联手对中间管理层的有效监督，这也是华为可以不断迭代迅速进化的原因。这种上下相随制衡中间层的模式，是集体所有模式下的特长。这种模式为全体成员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分配权——调动了整体的积极性，又帮助决策者摒弃了私心私利的干扰——削弱短期利益强化长期利益；最后还加强了中间管理层的革新力度——让组织效率与迭代速率大大提高。

正是这种良好的生态，为正确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3、民主集中的决策：决策的机制，决定了组织体适应的形势与领域。民主集中制是工业革命后最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制度。这是因为在生产力发达的领域，掌握客观规律的小部分人起到的作用与其人数占比不相匹配。

比如一个曼哈顿计划造出的核武器，就可以媲美几百万日本军队的力量。所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在工业时代以后就变得更加显著，比如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决策的做出，就是毛主席等少数人的意见代表了正确的意见。

但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经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集体来进行民主，很容易出现偏差。如美国那般按闹分配，只民主不集中，搞等权重的决策机制最终全民低幼化；如苏联那般完全指令经济，只集中不民主，也会效率低下迭代迟钝。所以先民主后集中，就既可以加强决策的方案与风险认知，也可以统一认识集中力量办大事。

由资本力量驱动的投资，由个人发了主观上的宏愿拍板决定做，没有民主过程；在遇到阻力之后，又不能集中资源突破，遇到困难自然只能撤退。个人决策，分散执行，这是民主决策，集中执行的反面，自然难以在芯片产业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领域取得竞争优势。

三、华为的“师傅”到底是谁？

通过对华为组织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与新中国的组织特征非常相似。而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毛泽东。

任何长远战略的科学规划，都少不了矛盾论辩证分析带来的客观性；

任何聚沙成塔的整体组织，都少不了义在利先的价值取向；

任何实事求是的决策机制，都少不了实践论的解放思想。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在中国人砸碎了美国技术垄断集团的“凌霄宝殿”之后，笼罩在全球的“霸权妖雾”迅速收敛了其行迹。

在美国砸了盎撒文明“自由贸易”的招牌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溃败已不可避免，因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美国亲手毁灭，其附加于全球的上层建筑已经是一栋危房。而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在扫清了帝国主义代理势力让中国站起来的74年之后，新中国的建设者、开拓者和革新者们，终于深入西方物质文明的老巢勒石燕然，斩获了先进生产力的王冠以归。

这不仅仅是一个华为的功力所致，这是全中国奉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者集体共振之功。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没有敢于斗争的战略勇气，没有全社会饱和式研发的组织协调，没有国家外交去折冲樽俎营救人员，华为的不过是另一个阿尔斯通。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战略上藐视世界霸权，战术上重视生产力发展，这是国家战略与有为企业的融合。这是自强不息的国家精神在高科技产业上的展现。

在贸易战猝然加于中国的五年之后，中国人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反而逆向攻克了对方的老巢。用的还是毛泽东的思想，只是手段已经成了信息时代的手段。

又何止是芯片领域，从电影工业的《流浪地球》，到新能源的汽车工业；从远销中东的合成旅，到充满俄罗斯各行各业的机电设备；从南海岛礁到黄海碧波，新中国的力量作为新事物在不断延展和崛起，贸易垄断势力的旧事物不断收缩和被替代。

每一代的中国人，有每一代的移山者。物质力量压迫在人类精神上的大山，正在被复兴的华夏生产文明不断搬走。从中国到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人性理智的光辉刺破住了兽性欲望的阴霾，不卑不亢的中国人正在有条不紊地接管着人类发展的重任。

这场横跨三十年的“信息大航海”运动，为人类开拓了虚拟空间的领土，在这场“万物霜天竞自由”的大探索运动中。站起来并且甩掉了三座大山的中国人，给出了华夏文明令人满意的答卷。在毛泽东把中国从封建礼教的桎梏和资本利益的牢笼下解放出来后，华夏生产文明进化出的新形态，在信息革命中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论，让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得国家力量的支持。唯才是举，以生产力的建设之功而论英雄。

正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让中国可以同时获得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这双重身份，让华夏文明可以融合各个方面的有利能量来完成现代化的发展。

是毛泽东，让中国形成了整体之力。当这个力量在华为这家公司身上体现时，那举全美国之力也无法征服之。这是因为华为这个芯片领域的“移山者”，他修行的“内功心法”叫做毛泽东思想；他的背后，是中国的国家与群众的整体之力——天地同力，泰山可移。

芯片之战，就是新一代中国人“移山之役”中的一个环节。在21世界轰轰烈烈的“信息大航海”运动中，由国家力量扶持的一个个企业，就是一支支探索新世界的舰队。而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有了组织的中国人，无论是遭遇怎样的惊涛骇浪，都阻碍不了其现代化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