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破圈:无名之辈的一生,被7分55秒写尽了吗?

《大梦》破圈:无名之辈的一生,被7分55秒写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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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一首歌,唱尽人的一生?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3》最新一期节目,瓦依那乐队和任素汐合作一曲《大梦》,作出了示范。

7分55秒,从6岁到88岁的人生剪影,向我们娓娓道来。恍惚间,有些人听见了自己人生的回响,有人则用眼泪和转发表达对这首歌的喜爱。

不出所料,《大梦》拿到本期节目第一名,并迅速波及到网络世界。单是微博热搜就高达30多个,数十位明星转发支持,无数网友参与讨论。在满屏的溢美之词中,亦不乏批判,称其“矫情”“卖惨”的声音都有。

当一首歌上升为一种“现象”,它就具备了镜子的叙事功能。各执一词的喧嚷,并非查验“镜子”的品质,而是在诉说,镜子所映射出来的人生。

一曲民谣版“活着”?

《大梦》是一部叙事民谣。“仿佛透过歌声看了一部电影,而电影里的主角正是我自己。”一位网友如此评价。更有人借弹幕表达自己的听后感:“我好像又读了一遍《活着》。”

事实上,《大梦》确实具备《活着》所展示出来的特质:岁月长河所赋予人的,不仅仅是生命之衰朽,更有苦难的承担与命运的无奈。

余华《活着》豆瓣评分常年雄踞图书榜前三

歌曲时长有限,无法像余华那样极尽舒展。在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大梦》只能用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气韵,来触及那个庞大的主题。

这首歌的主人公没有名字,没有面貌,他可以是旧日的同桌、邻座的同事或住在隔壁的陌生人,统称为“我”。

按照“乐夏”现场演绎版本,“我”的一生被切割成8个片段:

6岁在田野摔倒,怕爸爸生气,妈妈着急,独自在风里哭泣;

12岁离家上中学,害怕孤单、生病和丢钱;

18岁高考失败,去深圳却没找到工作,钱也所剩无几;

28岁处了对象,却面临“房子”和“孩子”的难题;

38岁一边家庭,一边事业,中间是如同机器般不能停歇的中年;

58岁母亲故去,儿子离婚,把娃丢给“我”,要出门闯荡;

78岁躺在病床上,掩饰无助,假装释然;

88岁走在田野,撞见一个在风里哭泣的小孩。当衰朽的老年,撞见天真的童年,便创造出一个轮回。

这个轮回由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完成,恰如曾登上“乐夏”的刺猬乐队的一句歌词,“一代人总会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只是刺猬的落点在“年轻”,而瓦依那是站在暮年,瞥见童年的一角残影,并对自己发出最后的诘问,“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

瓦依那和任素汐的声线纯净而质朴,偶尔点缀的哭腔正是情到浓时,却又不会任其泛滥,冲垮如“诗经”般重章叠咏的基础美感。旋律似潺潺之溪流,没有惊涛拍岸,没有乱石穿空。因为每一个当时无法跨越的坎,都会被漫长的岁月稀释为日后的一句唏嘘,一场回忆,一个昔日很重要却再也无法改变什么的事件。

这就是瓦依那理解的人生。那贯穿一生的惶惑、无助、孤独、疲倦、绝望,在大的轮回中并不能唤起高潮,哪怕死亡也只是宿命的一环。因为总有人正在年轻。这会导向一种虚无主义。所以瓦依那乐队的主唱兼主创岜農,在吉他手十八的原创词曲上,又加了一个结尾:“我”能看到花鸟,看到云河,“看到人们漫步在路上”。

驻足看花,静听鸟鸣,不再焦灼,而是漫步,这是一种经历世事轮转、几度秋凉后的释然。正如歌词中最动人的一句书写,也是轮回的最后一环——当老年人与哭泣的小孩相遇,心境已大为不同:“站在春风里大声哭泣”的孩子,在老年的自己眼里,所感受到的却是“春光正灿烂”。这或许也不失之为对“该怎么办”的回答。

《活着》是个体在时代的风暴和命运之下,一个人如何承受纷至沓来的苦难。余华的答案就是动词的“活着”:只要不死,你就活着,以脆弱的肉身抵抗岁月对你的剥夺。

而《大梦》在如泣如诉中白描出一个人命运的轮廓。章回体式的吟唱往复不休,语调随着年龄的渐长略显参差,如少年之纯净,青年之高亢,中年之倦怠,暮年之哀戚,达成对完整人生的速写。

一个轮廓,一场速写,总会显得单薄,像印象的拼贴或来自年轻人对未来贫瘠的想象,就其文本的广度、深度及思想的密度而言,远不能与《活着》相媲美。

但不可否认,它有《活着》的影子,并辐射出当下每个人可能遭遇的困惑或焦虑,然后用质朴又真诚的声音唤醒我们对人生的回忆和反思。

关于正在进行的人生,我们都有话可说。《大梦》让我们坦然倾诉,或许这就是它爆火的原因。

一切是非对错,其实都在歌里

《大梦》的爆火,只能说明它“畅销”。若要评价其优劣,还需回到创作者本身及听众的反馈,再进行品评。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为瓦依那吉他手十八。十八是艺名,来自他的高中,桂林十八中。他是桂林一处僻远山村的农民。高考失败后,又复读考上江南大学工科院系。毕业后去云南流浪,养猪,唱歌,每年都要返乡帮助父母照顾农活。后回到桂林做流浪歌手。如今的生活节奏就是有农活就回家,没农活就卖唱。

十八写下的《大梦》,有他自己的身影,但更像乐队的和声兼鼓手路民。路民是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出去打工,后来离婚,再不管他,是爷爷带大他的。后来,路民像他爸妈一样外出打工,因为“种地挣不到太多钱。”他到工地做瓦工,因热爱唱歌先后结识十八和岜農,成了瓦依那乐队的一员,但至今他还有一个工地尾款没结,“还在讨薪的路上”。

整个乐队的灵魂人物还要数岜農。“岜”是广西石头山的意思,“農”是农的繁体字,顶部有一个“曲”字。岜農以此为艺名,就是在言明自己要在广西的石头山里,务农唱歌。

岜農,1979年生于广西南丹的一个壮族农村家庭,年轻时更偏爱美术。想读美院,却因英语成绩不佳没考上,去了一所大专学美术。想要成为梵高的他,有感于周围师生对美术的“不纯粹”,一年后便退学,到桂林一家照相馆工作,然后继续备考,继续失败,断了成为“学院派”的念想。

后来,他到广州生活,做设计,画插画……在此期间,他逐渐转向民间艺术和音乐。三十三岁后,岜農逐渐确认大城市只是樊笼,他要“返自然”,回广西老家盖房子,种地,建音乐室,改良乐器,开始他“半农半歌”的生活,并发行《那歌三部曲》,推出个人书籍《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直到2022年的全国巡演和今年的乐夏,岜農和瓦依那才广为人知。

岜農作品,201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纵观乐队三人的经历,都是扎根土地,从田野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乐队名字“瓦依那”,壮语大意就是“稻花飘香的田野”。当稻花漂泊到城市,就失去了根。于是他们只能蜷缩在某个犄角旮旯,做“苦命”的打工人,体验生存的艰难,见识理想的幻灭,却不忘家乡的一方水土,受音乐的感召走在一起,以吟唱记录生活,以创作抵抗生活这个无底洞对自己的吞噬。

如此对照《大梦》里所书写的:童年的跌倒,学业的失败,打工的艰辛,家庭和事业的艰难平衡,以及家里老人将面临的问题,乐队三人或多或少都已经历或正在经历。他们来自土地,便书写土地上几代人的命运,并未托大到想要凭这首歌代言所有人的人生。

正如十八在演唱后拒绝解释创作理念,“其实已经写在歌里面了”。这是一位歌者的态度。从他们出发,“立其诚”做到了,怎么理解交到听众和网友手里。

有人说,这首歌是一种并未深入到生活肌理,并未洞察真实苦难的“无病呻吟”;就有人说,歌里面有我全部的“人生”。

有人说,它不过是利用了时下的社会情绪,在贩卖一种可以“畅销”的低廉的“苦难书写”;就有人说,这首歌,从演唱到歌词近乎完美,是同类型题目下最好的作品。

有人说,现场版本较原版有删减,这背后的“妥协”和“让步”,本质就是艺术向名利低头;就有人希望理解他们的不易,从已有的舞台呈现来感受他们的真诚和这类稀缺作品的可贵。

围绕《大梦》发生的争论,并无清晰的是非对错。

若你觉得它唤醒了你对生活的回忆,抚慰了你正在承受的难言之隐,或是作品给出的某种答案让你受到激励,那它就是“对”。

若你觉得,它对人生的描摹,并不能触达你对生活的真正的理解,或者它吟唱的那个“我”,距离一个复杂真实的“我”尚有一大截距离,也不妨表达对它的不满。

当我们在谈论《大梦》的时候,早已超出这首歌本身,只是在表达各自的人生经验或观念。正是这些谈论,加上作品一起,汇聚成一首更为磅礴的“大梦”。这是一首属于芸芸众生无所遁形的“大梦”。

挑起了时代的喧哗与骚动,却不负责作答

纵观近一两年爆火的文艺作品,无不能挑起时代的喧哗与骚动,并在多义性的解读中,逐渐升华为一种现象。

如之前的短片《二舅》,被命运嘲弄的二舅,能否以自身的苦难治愈“我”的精神内耗,引发广泛讨论。

如总在“赶时间”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他们用书写抵抗现实的芜杂,扭转打工者的“命运”,令无数人深思。

再看如今的《大梦》,它以生命的流变,书写人生的境况,将焦灼的、迷惘的、孤独的一代人,浓缩成一个典型的“我”。

这些作品几乎是社会情绪的最大公约数,是对我们的苦乐与悲欢的表达和回应。哪怕有些人无法全部共情,也总会被作品里呈现的某个状态,某句诗歌,某种选择,某种人生而瞬间击中。

瓦依那邀请任素汐合作。他们在闲聊时,任素汐希望以后到广西再合作。瓦依那自嘲道,“我们只是无名之辈。”任素汐曾出演过电影《无名之辈》,对这个词理应很敏锐。但她没有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是共情或认同瓦依那,脱口而出:“谁不是啊。”

谁又不是无名之辈呢?面对时代的风浪和人生的无常,“无名之辈”仍在彷徨,仍需呐喊,也仍需守望,乃至前行。

那些升级为一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并不能尽书我们的人生,更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更多时候,它们只是提供一个让我们审视生活的契机。瓦依那的《大梦》亦复如是。

倘若世事真是一场大梦,我们该怎么办?

答案在你自己心里,谁都不能替你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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