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

8.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

唐亡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内乱与朝代更替时期。北方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兴替，南方和山西地区则有吴、吴越、南唐、楚、闽、前蜀、后蜀、南汉、北汉、荆（jing）南十国的存在与兴亡，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个人的思想条件与地域上的治乱状况的差异等因素，佛教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相比之下，佛教在北方受到了较大的挫折，而在南方各国，特别是吴越、南唐、闽等国则有良好的进展，并主要体现在禅宗的发展上。

北方不停息的战乱，造成赋（fu）役沉重，掠(lue)杀连年，既严重破坏了佛教寺院，也驱使更多的青壮年流入佛门。从政治上讲，佛教对统治者是无害的；从急需兵源和财力上说，佛教却是暴敛和强征的重大障碍。因此，北方各朝代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度僧人数的政策。

到了后周，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加上僧团的缺乏管制而使得佛教日趋衰落。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下令废佛：凡未经朝廷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chi））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禁止私度僧尼，不经父母、祖父母许可不准出家；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测试；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残害肢体的行为。这是中国古代第四次废佛也是最后一次废佛。周世宗这次废佛具有对佛教加以整顿的性质，史书中没有关于屠杀佛教徒的记载，只是废除了三万余所寺院，仍旧保存了二千余所寺院，僧尼六万余人。这次废佛是五代历朝佛教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北方佛教的打击很大。

南方各国相对稳定，地方经济得到新的开发，文化中心随之南移，佛教尤其是禅宗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之所以能在五代十国时期流行，一方面是由于禅宗教义简单，无需大量经典加以印证，故受到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另一方面，百丈怀海树立子退隐山林、自耕自食的 “农禅之风”，使禅宗既摆脱了对豪门权贵的依赖，又减少了与世俗地主集团经济上的矛盾，故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禅宗中的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在唐代末年创立，到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同程度的展开。云门宗、法眼宗也在五代士国时期创立。

沩仰宗是五家禅中最先兴起的一家，开创者为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因而得名。沩仰宗把主客观世界分为“三种生”：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指主观思维，“相生”指客观世界，“流注生”是说主客观世界变化无常，处于生灭过程，从不间断。沩仰宗认为“三种生”都是尘垢，否定和抛弃它们是成佛得自在的前提。沩仰宗的门庭宗风孤峻，如果不是悟性很高的人难以入门，故只传了五代，约一百五十年，到了宋朝初年就不再流传了。在沩仰宗僧人洪湮（yan）禅师的影响下，吴越武肃王钱镠(liu)由信奉道教转而深信佛教，广建寺塔，居十国之冠。

在禅宗五家中，只有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因创始人义玄长期住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五代时期，临济宗的禅僧开始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南移。临济宗的思想宗旨，就是打破一切枷锁，认为佛就是自己，自己以外的佛，无论如何崇高也是一种束缚。人们要想获得解脱，只有寄希望于自悟、自信、自主。临济宗一向以神风峻烈著称，其教学手段往往是单刀直入，随机灵活，棒喝交加之中又不之亲切活泼，这种宗风特色使得临济宗在禅宗五家中最为兴盛，流传也最为广泛长久。

曹洞宗因创始人为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而得名，其根本思想可以说是“即事而真”它注重容观，在个别的事（代表现象）上体会出理（代表本质）来，从体用上着眼，体是主，用是宾，见事为理之用，理为见事之体。所谓“理”，指的是在不同意义上称谓的佛性、自性、本性、法身等，所谓“事”，指的是世间万有现象。理是共相，但事上见理却并不限于共相，因为每事还各有别相。所以事上见理应该是既见到理也见到事，把认识到的规律运用于自相，这就叫 “即事而真”。


曹洞宗把禅宗的证悟方法和教育方法运用得更加细致，更加稳顺绵密，故有“家风细密”的特色，与临济宗的大刀阔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禅宗五家中，只有曹洞宗与临济宗的法脉流传至今，但曹洞宗不及临济宗流传范围广，故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

闽王王审知以敬佛闻名，他请雪峰义存禅师来福建传授禅宗，为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从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声势，四方禅僧，趋集雪峰义存门下，这就为云门宗、法眼宗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文偃（yan）禅师当时就是在雪峰义存门下温习多年，从而悟道的。文偃(yan)后迁居云门山三十多年，创立了云门宗，当时非常兴盛。云门宗的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即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云门宗宗风险峻而简洁高古，在一语一字之中含藏无限的旨趣，这就是所谓的 “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指的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即用一语一字猛地
截断话头，使问话者截断转机，无所用心，从而打破思维定式，悟得道理，“随波逐浪”指的是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是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他在南唐的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说法，各地僧人仰慕他的声望，纷纷前来参拜，一时宗门大振，形成非常隆盛的局面。文益圆寂后，南唐中主李璟谥（shi）以 “大法眼禅师”之号，因而文益所创立的宗派就被称为法眼宗。法眼宗的家风，简明的地方类似云门宗，细密的地方类似曹洞宗，按引学人的言语看似不凡，但句下自藏机锋，使人能当即悟透。

文益的弟子德韶（shao）接受 吴越忠懿(yi)王的召请，成为吴越国的国师。德韶(shao)的弟子延寿也接受吴越忠懿(yi)王的召请，住持杭州永明寺十五年，著有《宗镜录》一百卷。该书统一法相、华严、天台三宗之说，并以禅宗义理加以评定，可谓唐代禅宗资料的宝库。

佛教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以往从印度、西域各国传人的佛典对佛教在中国产的影响己不复存在，加上多次毁佛以及五代时期北方的战乱，使佛教各宗派的章疏典籍差不多散失殆(dai)尽，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禅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佛教朝着中国化方面的转变奠(dian)定了基础。